——《论语》在生活中的妙用
生活是一杯水，可以是平平淡淡；生活是一碗浓汤，可以是酸甜苦辣，无论生活是什么，都在于你自己的调理和掌握。所谓“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山水各有千秋，仁智都是我们的追求，即使力不能及，也要心向往之。
当然，就实际情况来看，每个人性情有所不同。这也正同于我们对幸福的追求一样，有人乐水，有人乐山。
1．仁者乐山，智者乐水
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
——《论语·雍也》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论语·里仁》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论语·里仁》
“仁”是儒家学说的核心思想，《论语》对“仁”也多有阐述。那么，在孔子的心目中，“仁者”又是怎样的一种形象呢？
孔子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论语·雍也》）
以山水形容仁者智者，形象生动而又深刻。这正如朱熹在《论语集注》里面的评论：“没有对仁和智极其深刻的体悟，绝对不能作出这样的形容。”圣人智仁双全，所以，作此形容的专利权非他莫属。
仁者也就是仁厚的人。仁厚的人安于理，仁慈宽容而不易冲动，性情好静就像山一样稳重不迁，所以用山来进行比拟。孔子把圣人比作山，赞叹尧“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而当他亲自登高山，又想到圣人。
山即圣人。
圣人看见山，就看到了自己的外化。自己的外化是如此美丽，因此“仁者乐山”。这是必然的。
智者也就是聪明人。聪明人通达事理，反应敏捷而思想活跃，性情好动就像水不停地流一样，所以用水来进行比拟。
老子说“上善若水”，就是这个意思，水是流动不息的，即使是一潭死水，它也要上面蒸发，下面渗透，依然遵循生生不息的自然规律。因此“智者乐水”就是乐他自身，体悟以一种天地证我的快感。
水性动，动者顺势，所以顺从仁；山性静，静者安定，所以安于仁。不过，你如果问一般人乐水还是乐山，所得的回答多半是山水都乐。因为“水是眼波横，山走眉峰聚。欲问行人去哪边，眉眼盈盈处”。（王现）
山水各有千秋，仁智都是我们的追求，即使力不能及，也要心向往之。
当然，就实际情况来看，每个人性情有所不同。这就是说，有人乐水，有人乐山。
“青山行不尽，绿水去何长。”（崔颜）
孔子周游列国时，曾经与弟子遭到陈国和蔡国大夫的围攻，在野地里动弹不得，绝粮整整7天。大家又饿又疲乏，于是有人心生怨言。孔子把子路、子贡、颜回三个大弟子叫来，对他们说：“我们落到这个地步，难道是我传的仁的道理不对吗？”
子路回答：“或者我们既不算仁，也不算智，所以人们不相信我们，不肯推行我们的道理。”孔子说：“如果仁人一定被人相信，那商朝的伯夷、叔齐为什么不吃周粟而饿死在首阳山下？如果智者的话一定被人推行，那么心有七窍的忠臣比干为什么会死在纣王手里？”
子贡接着说：“先生的道理太大了，天下容纳不了。何不降低标准，采取一些别人能够接受的道理呢？”孔子说：“君子以仁立身，秉承天命，以礼乐治天下，怎么能够与俗世同流合污呢？看来你胸中也没有什么大的志向。”
在孔子看来，仁德是安身立命的基础。所以他又说“仁者安仁，知者利仁。”仁者安于仁和智者顺从仁是由于他们气质不同，但是，无论是安于仁还是顺从仁，对仁的追求都是一致的。
不一致的是不仁者，亦即没有仁德仁心的人。由于没有仁德仁心，所以缺乏主心骨，缺乏稳定的人格，无论在哪种情况下都不能够一以贯之地坚持下去。如果是处在贫困之中，不能够做到安贫乐道，做到孟子所说的“贫贱不能移”；如果是处在安乐之中，也不能够做到久享安乐，做到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一言归总，这种人因为缺乏安身立命的基础，所以必然是反复无常的小人。我们今天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什么“道”？合法之道。说到底，也就是仁义之道——仁道。
仁道是安身立命的基础，生活的原则。
所以，无论是富贵还是贫贱，无论是仓促之间还是颠沛流离之时，都绝不能违背这个基础和原则。
用孟子的话来说，还是那句名言：“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
当然，这里的前提是要有生活的原则。对于那些“跟着感觉走”，甚至“过把瘾就死”的人来说，这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了。面对激烈的竞争，弱肉强食，尔虞我诈，只要能达到目的，不择一切手段，还有什么仁道的原则可遵循呢？如果说有，那也是“盗亦有道”的原则——目的就是一切。
这已是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选择问题了。
而仁者和智者因为有智慧，有涵养，修养达到了仁的境界，所以无论处于贫富之间还是得意失意之间，都会乐天知命，安之若素。
这就是有没有仁心之间的区别。所以，仁心是安身立命的基础。
2．岁寒才知松柏后凋
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论语·子罕》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
欲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陈毅）
古往今来，松柏的气节操守不知激励过多少英雄豪杰、志士仁人，其影响至今，妇孺皆知。
所谓“疾风知劲草，国乱识忠臣”，也就是“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的意思。通俗地说，是指一个人要在艰难困苦的时候才看得到他的品质，而平常不一定看得出来。如著名的民族英雄文天祥，他平时是一个风流才子，但在国家危难的时候，却表现出令人崇敬的浩然正气，不仅写下了流传千古的《正气歌》和“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著名诗句，而且还以身殉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现代社会里，人与人的各种聚会越来越多，没完没了的宴会、酒会，没完没了的电话，没完没了的各式各样的“Party”，……你可能在参加完某一次酒会、宴会和“Party”之后觉得非常无聊，觉得一点意思也没有，但是，如果你总是处在这些生活之外，你肯定会觉得失落，会有一种被众人抛弃的感觉，因为众星捧月、成为人群的中心，总是现代人所梦寐以求的，而且，那种感觉也的确让你心里满意、舒服。所以，我们拥有了无数的熟人，也就是平常我们所说的“认识”的人。
可能，你还保留着你们在当时交换的名片，记住了对方的电话号码，并“真诚”地说“以后多联系”。可是，等到人群散了，我们各自回到自己原来的生活中去，或者又进入一种新的生活，你能和他们多联系吗？
再说了，当你在生活中遇到失意的事情，不顺心的事情，想找一个可以跟他倾诉一下衷肠的人，你会找到他吗？而他又会听你向他倾诉吗？
现代人口头上总是说着过去江湖上流传的这么几句话：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但是，朋友有很多种，你需要哪一种朋友呢？
真正的朋友是那种当你遇到危难的时候，能够全力相助的人。这种朋友真是可遇而不可求。
这是一个真实而感人的故事：贺兵兵和田力暑假里一起徒步旅游，他们都喜欢登山。有一次，当贺兵兵和田力终于攀上了山顶，站在山顶四处眺望。只见远处城市中白色的楼群在阳光下变成了一幅画；抬头仰望，蓝天白云；微风轻轻吹来，带来了诗情画意。对于终日忙碌的他俩，这真是一次难得的旅游和享受。两个人手舞足蹈，高兴得像小孩子。
悲剧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田力不小心一脚踩空，高大的身躯打了个趔趄，随即向万丈深渊滑去，周围是陡峭的山石，没有手抓的地方。短短的一瞬，贺兵兵就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下意识地，一口咬住了田力的上衣，但同时他也被惯性快速地带向岩边。仓促之间，贺兵兵抱住了一棵树。
田力悬在空中，贺兵兵牙关紧咬，他们就像一幅画，定格在蓝天白云大山悬崖之间。
贺兵兵不能张口呼救，一个小时之后，过往的游客救了他们。而这时的贺兵兵，牙齿和嘴唇早被鲜血染得鲜红。事后，有人问贺兵兵怎么会只用牙齿就能咬住一个人而且能挺那么长时间？贺兵兵回答：“当时，我头脑里只有一个念头：我一松口，田力肯定会死。”
这种朋友就是能够显示自己本色的人，他没有虚假的面具，能够与你真心交往，与你同甘共苦。这种人肯定不是浅薄之徒，他们有着丰富的精神世界，能帮助你不断地进取、成为你终生的骄傲。
但是，现在这样的朋友实在是太少了，到哪里去找这么好的朋友呢？这已经成为困惑我们现代人的一个问题。
患难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这就是岁寒才知松柏之后凋的道理。
3．不问苍天问鬼神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论语·先进》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李商隐《贾生》）
在《雍也》篇里，当孔子回答樊迟关于什么是明智的问题时，已主动以鬼神的问题为例说：“致力于人世间该做的事情，对鬼神报敬而远之的态度，就可以说是明智的了。”
在《先进》篇里，子路又不明智地提出这个问题，向孔子讨教怎样侍奉鬼神。所以孔子反问他说：“人都还难于侍奉好，谈什么侍奉鬼呢？”
问题是，子路就是这样一个不“明智”的人，一问不成，又生一问：“能问问死是怎么回事吗？”其实还是一个“鬼”问题，所以孔子又一个反问把他推开：“生还没弄清楚，怎么能搞得清死呢？”
那可真是问得蹊跷，答得巧妙。
其实，孔子也不完全是顾左右而言他，把子路的问题推开在一边。在孔子看来，鬼神的问题，生死的问题，都是探索宇宙奥秘、生命本质的大问题，不是一句两句话可以说得清楚的，也不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所能搞得清楚的。
“生死”是现代医学都还难以解说清楚的概念，至今人们也只能以“心脏停止跳动”来“描述”“死”；佛教、道家则谓生即是死，死即是生，从“四大皆空”的理论看来，生与死并无明显的界线和区别；迷信的人则认为，死就是灵魂出窍，任何生灵都有不可见的灵魂和可见的躯体两部分，灵魂可以升天，可以入地，生灵可以互相转化，持此说者便相信鬼神；无神论者则认为人死如灯灭，死了就了了，什么也没有了。至于死者临终的心情、感觉如何，这是科学家通过观察、实验等等手段，经过长期研究和探讨，至今还“说不清楚”的问题。既然如此，孔子又怎能向他的弟子解答得清楚呢？
但是，孔子毕竟是伟大的教育家，当他遇到学生向他提出自己难于解答的问题时，他不是简单地回答“不知道”，也不指责学生，而是绕开问题，用“未知生，焉知死”一句反问，引导学生的思想，既保护了学生探讨问题的学习积极性，又回避了解答不清楚的问题。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和探索。所以，对自己搞不清楚的问题，既不要盲从迷信，也不要简单否定，最好是抱以一种“阙疑”的态度，敬而远之。这种态度实际上是现实而理性的态度，也是最明智、最科学的态度。
解决了死亡的问题，就可以解决衰老的问题。人谁不老？
一般人都被生老病死困扰，一提到“老”字就想到“死”，以为不祥，并真切地知道自己将老、将死。无论现在是50岁、40岁，还是30岁，甚至20岁，一种对死的恐惧造成了对生的恐惧。
就这样，他们又怕生，又怕死，对“老”字避如仇敌。
但刚好是这样，他们衰老得更快，因为恐惧让人衰老。
只有旷达之人才参透生死玄机，将生命看作一个自然的过程，既不可喜，也不可悲，“这样就这样”，以没感觉换取大感觉。
古希腊智者阿那克萨哥拉听到儿子病亡的消息后，与朋友们神态自若地聊天，有人问他：“你为什么不悲伤？”
阿那克萨哥拉平静地说：“从我儿子生下来那天起，我就知道他终有一死。”
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在丧母之时饮酒自如，也是同理。
只不过中国人更性情一些，阮籍虽然在母亲死时与朋友在另一处“饮啖不辍，神色自若”，但在葬母时却“饮酒二斗”，然后大哭大号，吐血不已。这说明，他还是悲痛的。
孔子在他最心爱的弟子颜回死时长叹说：
“噫，天丧予！天丧予！”
非常悲痛。
相比之下，阿那克萨哥拉要达观些，有庄子丧妻时鼓盆而歌的风范，就差没说“死得好”。
因为爱死者，所以在他（她）死时不能过度伤悲，用把自己活得更好看作是对死者的最好安慰。
再从孔子对第一个提问的回答，我们不难看出：孔子重视“生”而忽略“死”，主张要好好对待活着的人，即厚养薄葬。由此可见，孔子是一位不信鬼神的无神论者！要不，他怎么不借学生提到这类问题时，大谈其鬼神之事呢？相反，用了“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和“未知生，焉知死”两句反诘语，表明了他无神论者的坚定立场。
孔子说：“不知生，焉知死？”
将问题的关键拉回到当下来。当下应该做什么？
应该做事，应该快乐。
孔子不是把问题留待以后解决，而是为我们提供了一整套当下就很受用的思维方式，用以激励我们的人生，完美我们的生活。
“不知老死将至”就是“不知死之将至”。人要是修炼到了“不知死”的地步，那就真的很快乐了。
孔子说：“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死将至。”就是说因为快乐，所以不知道老。并非不知道老，而是因为快乐，所以无所谓老不老。其实人老了才好玩，因为老人可以放得开、很自由，如孔子所言“从心所欲”，是人生最高境界的时期。孔子晚年才成圣，他在家乡读过的晚年比早年求仕、中年执政，再后老的周游列国都要爽。
孔子说：“古之学者为之。”又说：“君子求诸己。”都强调了“己”的重要性。“己”就是自己，自己把自己搞定了，才能搞定别人。孔子说的“已欲达而达人”就是这个意思。
4．文人心态的不平
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
——《论语·先进》
尽管孔子一再强调“富贵如浮云”，但是很多人还是难以抑制住那颗追求富贵的心态。但是，富贵可求吗？我们来听听孔子是怎么说的。孔子说：“富裕如果真是可以求得到的话，就是做那拿鞭子的苦差事，我也去干。如果求不到，那还是让我做自己喜欢的吧。”孔子的意思是说：如果真有什么行当（比如说炒股票，炒房地产，炒猫儿狗儿等）可以弄“发”的话，就是让我弃文经商下“跳蚤市场”去，我也愿意干。问题是哪能有这档子好事呢？须知“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啊！所以，还是让我干自己的老本行，做一个文人，研究我的诗、书、礼、乐吧。
这里的关键在于，“富而可求”只是一种虚拟，孔子压根儿就没有拿它当真。之所以这样说，正是为了强调富绝不可求得到。
但是，假如我们执意要问：富的确可求，下“跳蚤市场”或别的什么“海”就可以捞上一把，甚而至于成为大款，成为先富起来的人，孔子又会不会改变回答呢？对于我们今天面临“下海”困惑的读书人来说，选择的艰难恰好是在这里啊！
这也是当今读书人心态最为不平的一个话题了。别的不说，我们光看看孔子的两个学生颜回和子贡的境况。孔子说：“颜回的学问道德都差不多了吧，可是常常贫穷得没有办法。子贡不安本分去经商，却发了大财，猜测行情每猜每中。”
品学兼优的颜回饿肚子，住贫民窟，穷得响丁当。而不安本分的子贡却经商致富，成了款爷，手拿大哥大，信息灵通，股市行情如在掌中，一句话：发了！
看来，文人清贫淡泊，工资待遇低，自古以来就是如此。要说心态不平，圣人的心态就已经不平了，又何况我们这些等闲之辈呢？
是知识贬值还是社会分配不公？
可能都有一点。不过回过头来找一找自身的原因，是不是也有清高而不屑于“下海”的问题存在呢？
时下听得一种说法：一等智力做生意，二等智力搞政治，三等智力做学问。这种说法当然有偏颇欠妥的地方，但或许子贡的智力就是高于颜回也未可知啊！
这岂不使品学兼优而又循规蹈矩的颜回们太没面子了吗？
其实，问题就是出在面子上，不信，我们让颜回去“下海”经商一番，能不能像子贡那样“亿则屡中”还真是一个未知数呢。
所以，读书人要么去经商，不经商就要认命，安于自己淡泊宁静的生活方式，俯仰自如，乐在其中。
5．克己复礼，用“礼”来约束自己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论语·颜渊》
子夏日：“小人之过也必文。”
——《论语·子张》
“克己复礼”在20世纪70年代的“批孔”运动中曾被用来作为孔子“拉历史倒车”的罪证，并由此而称孔圣人为“复辟狂”。这是历史的旧话，暂且按下不提。
要提的是，克己复礼也罢，为仁由己也罢，都是儒学修身的基本要求。也就是颜回说孔子对他“博我以文，约我以礼”（《论语·子罕》）的“约我以礼”方面。一句话，是对我们进德修业的德育要求。
“仁”是儒家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仁义道德，可以说是儒家首先提倡的个人修为，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
什么是“仁”呢？孔子说“仁者爱人”，即是说，能够以博大宽容的态度去认真对待每一个人，一视同仁，没有差别，这就是仁。孔子又说“克己复礼为仁”，就是说能够克制自己的欲望遵守《周礼》所规定的礼数，那就是礼了，仁与礼紧密相连。仁是儒家以血缘关系为基础提出的与人交往时要宽容慈爱的准则，它是内在的精神；礼则是在仁的基础上订立的人与人交往的规则，它是外在的行为规范。
仁，就是自己想建功立业，则先让别人建功立业；自己想兴旺发达，则先让别人兴旺发达。
礼，就是所谓无论人多人少，无论官大官小都一视同仁，不予怠慢。持之以敬，临之以庄，无形无声之际，常常有凛然不可侵犯的正气。
所以，我们都应遵守儒家先圣的教导，在做人立事、待人接物上，终身讲求仁义。严于自律，以克己要求自己，让自己不可以骄傲轻狂，和气待人，与人为善。
儒家认为，仁和义是“立人之道”。成大事者，往往并非为个人名利欲望牵使，而是一种神圣的使命感使他不得不如此。
“仁”者爱人，这是一种人文主义倾向，告诫我们在人际交往中，要抱有一种同情心去体贴他人的难处，懂得关心、爱护他人。
我们应该永远诚心待人，虚心处世。心诚则志专而气足，千磨百折而不改初衷，终有顺理成章的那一天。心虚而不讲客套，不挟私见，终有为大家所理解的那一天。
“克己复礼”，还要求做人要严于律己，有过必纠，控制自己的欲望，一心进取。
知己之过失，即自为承认之地，改去毫无吝惜之心。此最难事。豪杰之所以为豪杰，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便是此等处磊落过人。能透过此关，寸心便异常安乐，省得多少纠葛，省得多少遮掩装饰丑态。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但圣贤之与常人对待错误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他们能够及时醒悟，严于律己，有错必改。这样，道德修养自然逐步上升，人际关系也融洽自然。
孔子已经反复说过：“过则勿惮改。”（《学而》）《子罕》又说：“过而不改，是谓过矣。”（《卫灵公》）都是要求我们犯了错误要勇于改正。子夏还从反面告诉我们：“小人之过也必文。”小人犯了错误是一定会文过饰非，不愿意承认的。这种不愿意承认的心理，我们在《卫灵公》篇的读解里已经分析过，一方面是面子问题，由于不好意思而加以掩饰，另一方面是心存侥幸，以为人家发现不了而加以掩饰。结果往往是欲盖弥彰，自欺欺人，在错误的泥坑里越陷越深，以至达到不能自拔的程度。
所以，当你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而犯了什么错误时，一定要想想自己是要做君子还是做小人。如果不做小人，那就不要文过饰非，而要勇于承认并加以改正。
自我反省，自我批评，即是儒家常说的“克己之学”，是儒家修习人格精神的主要方法。
孔子说的“克己”的内容非常广泛，从治学治家到个人生活，从治政治军到处事待人，无不自察自省。
当然，这种要求是从思想认识方面来的，或者说是较为抽象而形而上的，颜回后又接着问“请问其目”所得到的回答，则是偏于实践方面的，或者说是较为具体而形而下的，这就是视、听、言、动，均须合礼。
那岂不是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被约束得死死的了吗？
当然不是这样。关键是看你对“礼”作何理解。
汉代董仲舒说：“夫礼，体情而防乱者也。……非夺之情，所以安其情也。”（《春秋繁露，天道施篇》）可见，“礼”本身是情理兼顾的，只不过要求用理性调节情感欲望，使其不像脱缰野马一样失去约束罢了。
英国人波林布勒克说得好：“欲望与感情是人性的发条，理性是统驭、调节它们的制动机。”
调节的目的就是“安其情”，使情感欲望得到安适。
可惜后世儒生多半没有能够正确理解“礼”的“安其情”作用，而一味“夺之情”，结果成为《牡丹亭》中那言必称“子曰”的陈最良（陈腐最良？）式的人物——冬烘先生一个！
这当然不是圣人的初衷了！
6．君子不忧不惧
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
曰：“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已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出何惧？”
——《论语·颜渊》
子曰：“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
——《论语·子路》
在《颜渊》篇里，司马牛问什么是君子。孔子说：“君子不忧不惧。”不忧不惧就能做到泰然自若，心平气和。
可司马牛一听，感觉却和我们不大一样，他觉得仅仅是不忧愁不恐惧，这不是太简单了吗？你看那饭店酒馆里猜拳行令，吆五喝六的人，不都是不忧愁不恐惧吗？难道他们都是君子吗？
孔子知道司马牛没有弄清楚，所以进一步告诉他说：“不忧愁不恐惧是指自己问心无愧，心地光明安详，这可是不大容易做到的啊！”
原来如此。
所谓“平生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君子的不忧不惧是因为内心光明磊落，而不是单纯地忧柴米油盐，怕抢匪上门。这也就是孔子在另一个地方所说的“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宪问》）吧！
仁者勇者风范，当然是君子了。
《聊斋志异》中聂小倩是一个被妖物胁迫的女鬼，以财色惑人害人，她勾引一个叫宁采臣的读书人，先用美色引诱，宁采臣不为所动，于是她又捧来一锭黄金。不料宁采臣一把抓起，把它扔出了屋外，昂然说：“这是不义之财，拿了玷污我的钱袋！”女鬼随即说这不是真金乃是罗刹鬼骨，如果拿了它，能吞食人的心肝。世上不义之财，不仁之贵的持有者，哪一个不怀“罗刹鬼骨”的恐怖？哪一个不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所以古人说：“心里没有亏心事，夜半敲门心不惊。”
相反，心胸狭窄，矜己傲物，装模作样，色厉内荏，貌似骄傲内心却忧惧交加，患得患失，则其永远不得安详宁静。
凡事保持泰然处之的心境是最重要的。
我们要保持泰然处之的心境，就必须在小事上下功夫。比如在家里不与夫人吵，在单位不与同事闹。宁静的心使你整天无不适，一旦心不宁静就可能会被任何一件小事败坏，整天闹情绪，太不划算。
东晋名相谢安，字安石，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他出身名门大族。年轻时就思想敏锐深刻，举止沉着镇定，风度优雅流畅，能写一手漂亮的行书。
有一次，他和朋友们一起乘船在海上游玩，忽然，狂风骤起，白浪滔天，船被颠簸得东倒西歪，船上的人都吓得面无人色，紧紧地抓着船舷，动也不敢动，只有谢安面不改色，依然如故，还迎着风浪吟唱呼啸。船夫倒是个有趣的人，以为谢安在这样的风浪中行船很高兴，就继续费劲地向前划。这时狂风恶浪越来越猛，船夫却只顾划船，别人都害怕得不行了，但又碍于面子，不好意思要求回去，这时谢安才不紧不慢地说道：“像这样的天气，还要把船划到哪儿去玩？”船夫这才掉过头往回划。大家对谢安遇难不乱的气度非常钦佩，从此知道，将来治理国家是非谢安莫属了。
宰相之位举足轻重，凡是能够成为宰相的人，除了出众的才学之外，还要有冷静处世、周旋于众人的本事。在乱世更是如此。
东晋复杂的社会矛盾，需要具备处理复杂矛盾条件的人物，在这时，谢安正好应时而出，然而谢安并不想凭借出身、名望去猎取高官厚禄。东晋朝廷先是征召他入司徒府，接着又任命他为佐著作郎，都被谢安以有病为借口推辞了。后来，拒绝应召的谢安干脆隐居到会稽的东山，与王羲之、许询、支道林等名士名僧频繁交游，出则游弋山水，入则吟咏属文，优游乐山林，就是不愿当官。后来，朝廷又曾多次征召，谢安仍然予以回绝。以此激起了不少大臣的不满，接连上疏指责谢安，朝廷因此作出了对谢安禁锢终身的决定。
然而谢安却不屑一顾，泰然处之，并不因为朝廷的胁迫而恐慌，照样与志同道合的朋友游乐山林之间。终于，在40岁时，他作出重大决定，应桓温召为司马，于是从咸安元年（公元371年）到太元十年（公元385年），在15年中，迅速登上了辅政的地位，成为东晋一名非常有作为的宰相。
公元373年（东晋宁康元年），简文帝司马昱死，考武帝司马曜刚刚即位，早就觊觎皇位的大司马桓温，便调兵遣将，炫耀武力，想趁此机会夺取皇位。他率兵进驻到了新亭，而新亭就在京城建康的近郊，地近江滨，依山为城堡垒，是军事及交通重地。桓温大兵抵达此处，自然引起朝廷恐慌。
当时，京城内人心惶惶，而朝廷的重望所在是吏部尚书谢安和侍中王坦之二人。而王坦之本来就对桓温心存胆怯，因为他曾经阻止过桓温篡权。现在桓温带兵前来，京城朝野议论纷纷，认为桓温带兵前来，不是要废黜幼主，就是要诛戮王、谢。王坦之当然不免心惊肉跳，坐立不安。谢安则不同，听了这些议论，他神情坦然地对王坦之说：“晋祚存亡，在此一行。”王坦之硬着头皮与谢安一起出城来到桓温营帐，紧张得汗流浃背，把衣衫都沾湿了，手中的朝板也拿颠倒了。谢安却从容不迫地就座，这时，王坦之等人则惊魂未定，还在浑身哆嗦。谢安在席间，说东道西，谈笑自如，所言之事，左右逢源。谢安在闲谈中还观察到壁后埋伏着武士，这时谢安也没有慌乱至极，而是神色自若地对桓温说：“我听说有道的诸侯设守在四方，明公何必在幕后埋伏士卒呢？”桓温只得尴尬地下令撤除了埋伏。由于谢安的机智和镇定，桓温始终没敢对二人下手，不久就退回了姑苏。迫在眉睫的危机，被谢安从容化解了。
著名的淝水之战更是显示出谢安临危不惧，镇定自若的一面。
太元八年（公元383）8月，前秦皇帝苻坚亲自带领百万大军攻打偏安江南的东晋王朝。
这一回，苻坚率领百万大军进攻东晋，谢安自己坐镇建康，派弟弟谢石担任征讨大都督，谢玄担任前锋都督。
双方的力量相比是十分悬殊的，将领们都心神不安。谢玄去向谢安请示作战方略，谢安只轻描淡写地说了句：“我自有安排。”
谢玄回到家里，心里总不大踏实。隔了一天，又请他的朋友张玄去看谢安，托他向谢安探问一下。谢安一见到张玄，也不跟他谈什么军事，马上邀请他到他山里的一座别墅去。到了那里，许多名士已先到了。谢安请张玄陪他一起下围棋，还跟张玄开玩笑，说要拿这座别墅做赌注，比一个输赢。张玄是个好棋手，平常跟谢安下棋，他总是赢的。但是，这一天，张玄根本没心思下棋，勉强应付，当然输了。下完了棋，谢安又请大伙儿一起赏玩山景，整整游玩了一天，到天黑才回家。这天晚上，他把谢石、谢玄等将领，都召集到自己家里，把每个人的任务一件件、一桩桩交代得很清楚。大家看到谢安这样镇定自若，也增强了信心，高高兴兴地回到军营去了。
当晋军在淝水之战中大败前秦的捷报送到时，谢安正在府上与客人下棋。他看完捷报，便放在座位旁，不动声色地继续下棋。客人问他什么事？谢安淡淡地说：“没什么，孩子们已经打败敌人了。”直到下完了棋，客人告辞以后，谢安才抑制不住心头的喜悦，舞跃入室，把木屐底上的屐齿都碰断了。
大敌当前，谢安仍然能和朋友从容不迫地下棋对弈。这种镇定的功夫，不是我们轻易就能学得到的。如同三国鼎立时的诸葛孔明，“胸中自有百万兵”，空城操琴，疑走魏军潮汐之众；也像粗中藏细的张翼德，当阳立马横戈，三声猛喝，惊退曹兵百万。如此气概与胆略，确非朝夕之功即可得，而是成竹在胸，运筹帷幄所使然啊！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冷静理智是一种胆识，更是一种心理谋略。
诸葛亮如果不在隆中隐居十载，保持心境的泰然，那么就不会有那么高的修为，当然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丰功伟绩。诸葛亮说“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也正是“君子不忧不惧”的意思。
古往今来，许多事实莫不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能在危难之际不忧不惧的人往往能取得成功，其原因是“不忧不惧”则能于镇静中思索谋事，能够剔除因惊慌失控的心理影响而导致的对策失误。同时，“不忧不惧”可以稳定自己，威慑对手，使对方对你产生敬畏、疑虑，甚至恐惧的心理，达到在心理上压倒对手，从而使之未战先衰或不战而屈的目的。所以，遇事才会镇定自持，临事不乱，遇到各种事情都能冷静、正确地泰然处之。
齐宣王问：“与邻国打交道有什么方法吗？”
孟子说：“仁者以大事小，所以有汤事葛，周文王事昆夷。智者以小事大，就像勾践事吴王夫差。以大事小能保天下，以小事大能保其国。”
齐宣王说：“但我有缺点，我好勇逞强。”
孟子说：“希望大王不好小勇。一个人按剑怒吼‘谁敢挡我的道’，这是匹夫之勇，是小勇。一人横行于天下，此乃小勇，周武王以之为耻。武王一怒而安天下百姓，这才是大勇。大王应好大勇。”
孟子说的“大勇”，就是“不忧不惧”。“不忧不惧”，必然神勇。孟子说“唯仁者无敌于天下”，也正是此意。
简单地讲，“不忧不惧”就是保持一颗宁静的心，如孟子所说“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如此则天下事可为。
7．爱恨生死的糊涂账
子张问崇德、辨惑。子日：“主忠信，徙义，崇德也。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诚不以富，亦抵以异。’”
——《论语·颜渊》
“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不仅是惑，简直就是不可思议，是人性中爱恨生死的一笔糊涂账。
所谓“打是亲骂是爱，不打不骂不自在”。爱上一个人，连他（她）的打他（她）的骂都成了“亲”成了“爱”了，感到非常舒服，缺了还不行。还有人说：“爱一个人就连他（她）的缺点都要爱，这样的爱才完整才投入。”更有“爱屋及乌”的成语，说是“爱人者，兼其屋上之乌。”爱上一个人，连他房顶上停着的乌鸦也要一并爱。所有这些，都是“爱之欲其生”，难道不正是所谓“糊涂的爱”吗？
反过来，同样是那一个人，一旦失去了爱，无论是喜新厌旧也罢，互不理解也罢，所谓“爱有多深，恨就有多深”，其厌恶的程度，恨不得他（她）明天就死掉才好。更有甚者，你不死，我让你死！于是就演成了许多谋害亲夫亲妇的人间悲剧。那武大郎不就这样被潘金莲害死的吗？在旁观者看来，既然如此，又何必当初呢？而陷身于其中的人却就是这样失去了理智、失去了人性。
这世上有千种恨有万种爱，有多少人就会有多少种对爱和恨的理解和感受，其中滋味更非局外人可能体会得到的。如果打个比喻爱是天堂恨是地狱的话，那么相信这是每个人都曾经历过的如火如冰的旅途。
当爱与恨集一人之身爱恨交加时，才明白那句话爱有多深恨就有多深的道理，相反恨有多深爱就有多深的道理。没有爱哪有恨没有恨哪有爱。是呀！有谁能分清爱与恨之间的距离？爱时浓情似水两情缱绻，期盼执子之手白头偕老，海枯石烂两情不变。恨时却又痛彻心骨伤心欲绝，呼天抢地痛不欲生！却忽如一日云开雾散，和风摇细柳，粉手弄桃花。于是尽弃前嫌重归于好，那千般恨更是化为万般爱了。却也有例外。有人经过爱与恨的煎熬后却释然了，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恨。恨也罢，爱也罢，都是人生！桃花流水沓然去，别有天地在人间！
这不是一笔爱恨生死的糊涂账又是什么呢，谁又能够算得清楚？
不仅男女之爱恨是这样，就是领导人对部下也容易这样。喜欢一个人的时候，言听计从，使他步步高升，恩宛有加。一旦有一天厌恶了他（她），往日的优点似乎都成了缺点，恨不得立刻他（她）滚蛋，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这就是人性中不可思议的心理矛盾在作怪。谁能够克服这种心理矛盾，谁就是能够辨别迷惑，算清爱恨生死新旧账目的大智慧者。
可真正能够算清的人又有几个呢？
8．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子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论语·卫灵公》
中国的生命哲学可谓源远流长，但其第一个系统性的成熟形态无疑是儒家的哲学体系。这个哲学的终极关怀是“仁者爱人”“克己复礼”，由此，它指示我们将所领悟到的人道运用于我们的人事中，求得天人之际的和谐、人际的和谐、身心的和谐。
同时，这个哲学也不忘带个我们对生命的关怀，或曰生命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说得通俗一点，就是“居安思危”。《论语·卫灵公》中，孔子就明确地指出：“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周易·系辞传》也借孔子之口说：“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大意是说，凡是衰落的，都是由于过去曾经荒**腐败，凡是灭亡的，都是由于过去曾自以为平安无事；凡是败乱的，都是由于过去曾自以为治理得宜。
因此，君子安居而不忘倾危，生存而不忘灭亡，整治而不忘败乱，这样才可以自身安全而国运常新。这是叫人对自己的处境和现状，时刻抱有警惕之心。战国中期的著名思想家孟子用非常精炼的语言把它概括为“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
在孔子看来，可否做到防患于未然，并不单纯是一个认识问题，还是一个德性修养的问题。《论语·学而》中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意即我每天多次自我反省：替别人谋划是否忠心？与朋友交往是否守信？学业是否时常温习？可见，防患于未然的关键是谨慎自守，提高道德修养。用《论语》中的话讲即“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省”。孔子就是在这一层面上特别彰显其忧患之心的。他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卫灵公》）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意味着衰败的过程或许在兴盛和圆满的时候就开始了。唐玄宗虽然不是亡国之君，但他统治时期发生的安史之乱，给当时的社会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唐玄宗通过宫廷政变夺得皇位后，开始还是有一番作为的。他统治的前期，政治安定，生产发展，国势昌盛，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也很活跃。唐帝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先进的文明国家，中国封建社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盛世景象。唐玄宗的年号叫“开元”，历史上称之为“开元盛世”。杜甫回忆那时的繁荣景象，在诗歌《忆昔》中说：“忆昔开元全盘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但是，唐玄宗晚年荒于声色，宠爱杨贵妃，整日在宫中饮酒作乐，不理政事。白居易后来在《长恨歌》里写道：“……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唐玄宗重用奸诈的李林甫、杨国忠，政治黑暗腐败，人民的不满情绪滋长，给有野心的军阀以可乘之机，终于在天宝末年爆发了守握重兵的边将安禄山、史思明的大叛乱。“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这正是唐玄宗贪图安逸没有危机感所造成的恶果。“安史之乱”历时8年，使黄河流域的繁荣经济遭到了灾难性的大破坏，唐王朝从此一蹶不振。中唐到晚唐，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官僚间朋党相争，愈演愈烈；农民失去土地，破产流亡，最终导致了农民起义。唐王朝终于在公元907年灭亡。
中国人的忧患意识就像西方的悲剧色彩一样，经历了很长一段时期的发展。“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许多中国的古语都说明了居安思危是一个人成长中必不可少的心理准备。它不仅需要在闲情逸致中寻找平和安定，而且在现实的苦难和邪恶面前，也要勇敢地接受并超越。
居安思危在生意场上的运用十分重要。曾经听过这样一个故事：曾任美国通用公司总经理的查理·威尔逊，以考虑事情全面而周到著名。有一次，当他的儿子决定对一家公司进行投资时，他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的儿子认为，对方开出了极好的条件，对于投资方来说，绝对是稳赚不赔的。无论从公司的营业、运转、资金各方面都看不出有什么问题，简直就是一个投资的绝好机会。威尔逊于是说：“问题就是出在他们给的条件太好了！你想想看，在对方如此优厚的条件之下，这家公司必须非常努力才能达到收支平衡，所以失败的几率很大。即使他们真的成功了，也会为了达到收支的平衡甚至赚钱，而承担过大的压力。这样一来他们就会怪你逼他们逼得太紧，双方良好的合作关系就要被破坏，如果你认为他们是值得长期合作的好伙伴，那么就应该让他们的努力所得要大过于你，双方将来才不容易有危机出现。”
凡是做成功的人生，必须懂得一种人生的哲理，八个字：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9．饱食终日，无所用心
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论语·阳货》
翻遍《论语》，里面的字字句句无不是一位智慧老人的谆谆教导，听起来也是让人心旷神怡。然而，孔子却严肃地发出了一声叹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论语·阳货》）那语气，就像是一位慈父在责备自己的儿子，满是“哀其不幸，怒气不争”的感叹。
孟子说得更为尖刻：“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滕文公上》）
虽然语言的表达方式不同，一个是仁者叮咛，一个是智者雄辩，但两人所表达的思想却是一脉相承的，都是要求有所学，有所思，有所为和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反对好吃懒做，消极无聊地打发日子。
在生活的各个方面，态度都是一个大问题。健康积极的态度是面对一系列问题所必不可少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前国足总教练米卢的“态度决定一切”是非常正确的。
一位心理学家在研究过程中，为了实地了解人们对于同一件事情在心理上所反映出来的个别差异，他来到一所正在建筑中的大教堂，对现场忙碌的敲石工人进行访问。
心理学家问遇到的第一位工人：“请问你在做什么？”
工人没好气地回答：“在做什么？你没看到吗？我正在用这个重得要命的铁锤，来敲碎这些该死的石头。而这些石头又特别的硬，害得我的手酸麻不已，这真不是人干的工作。”
心理学家又继续找到第二位工人，问他：“请问你在做什么？”
第二位工人无奈地答道：“为了每天的工资500元，我才会做这份工作，若不是为了一家人的温饱，谁愿意干这份敲石头的粗活？”
心理学家问第三位工人：“请问你在做什么？”
第三位工人眼光中闪烁着喜悦的神采：“我正参与兴建这座雄伟华丽的大教堂。落成之后，这里可以容纳许多人来做礼拜。虽然敲石头的工作并不轻松，但当我想到，将来会有无数的人来到这儿，再次接受上帝的爱，心中便常为这份工作献上感恩。”
故事中三个工人对于工作的态度，正反映出人们对于自己人生的看法。而您愿意用哪一种态度来看待自己将来的前程呢？
或许在过去的岁月中，我们时常怀有类似第一位或第二位工人的消极看法，认为人生就是无尽的苦海，每天只好怀着抱怨活下去；或受困于生活的无奈，为五斗米折腰，一日复一日，过着贫困的生活。
孔子在这方面就颇有感触。在《子路》篇里，有这么一则故事。说的是孔子一个叫樊迟的学生去向孔子学耕田种地而被孔子骂了个狗血淋头：“小人哉，樊须也！”
这里的“小人”其实只是相对于“上”，即在上位的统治者而言，是指他不堪造就，不求上进，倒不是说他品德上有什么问题。就像我们今天有些家长说自己的子女：“你这个没有出息的东西！”恨铁不成钢而已，没有其他的意思。
在《卫灵公》篇里，孔子再次提到了这个问题。孔子说：“君子用心求道而不费心思去求衣食。即使你亲自去耕田种地，难保不饿肚子；努力学道，却可以得到俸禄。所以，君子只担忧学不到道，不担忧贫穷。”谋衣食并不是真的不要衣食，而是通过谋道而水到渠成地获得衣食。
其实，从社会分工的角度来看，孔子的话的确是有一定道理的。以我们今天的情形而论，很多读书人，包括大学教授和搞文化工作的专家、高级知识分子，就是不如一个拉人力车的或种蔬菜的菜农收入高，更不用说和做生意的个体户相比了。但我们的大学教授和专家学者是不是要为了“谋食”而放弃教学和科研去拉人力车，去种蔬菜，或去做生意呢？这时，我们就用得着“君子谋道不谋食”这句话了。毕竟有社会分工的不同，有所从事的职业的性质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说，“君子谋道不谋食”还包含着一种敬业精神在内。虽然我们的物质生活待遇还存在着一些不合理的现象，但我们毕竟是君子，所从事的，毕竟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高尚事业啊。不合理现象需要得到解决，得到改变，但“君子忧道不忧贫”，自己的追求还是不能放弃。
不论您过去对人生的态度究竟如何，并不重要，毕竟那是已经过去的了，重要的是，您对未来的态度又是如何？
您可以选择如以往一般，继续消极地下去，每天常常谩骂、批评、抱怨、四处发牢骚，那是轻易而无需学习便可办得到的。问题是，您真的愿意让自己的一生被这些垃圾来填满吗？
“君子谋道不谋食”，虽然知道自己的工作并不轻松，但却能为更多人所能获得的好处，为自己的辛苦工作献上感恩。
积极向上的态度正如孔子所传达的，它并不是歧视体力劳动，而是告诫我们干一行要爱一行，还要乐一行。真正的积极思想者，是能够运用智慧，审慎判断当前的难处，从中找出正面的定义，给予肯定的评价，并从其中看出未来的美好结果，同时为此深深地感恩。积极思想者必须具备能够看清消极面的能力，且拒绝让自己与消极意识共浮沉，愿意以积极的态度迎接更光明的人生。
不过，话又说回来，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发现，能够真正做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什么也不想的人其实是很少的。说不定这本身还是一种难能的修养，一般人就是想修还修不成的坐定功夫呢？倒是在经济发达，生活超过了温饱线以后，一些人无所事事，闲得无聊，似乎采纳了道家清静无为的思想，庄子曾借广成子的口说：“不看不听，清静无为，不劳动身体，不费心思，就可以长生不老。多用心智，乃是祸害的根源。”（《庄子·在宥》），于是乎，大伙都没日没夜地打起麻将来了。圣人若是知道了这情况，会不会感到哭笑不得呢？
10．不求锱铢必较，但求尽善尽美
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
——《论语·八佾》
孔子在美善关系问题上提出的具有深远意义的看法。《论语·八佾》：“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
孔子在齐国听到《韶》乐时“三月不知肉味”。（《论语·述而》）如此沉醉，当然会认为它尽善尽美了。
但他为什么会认为《武》乐内容不够好呢？这是因为，舜的天子之位是禅让而得，所以孔子认为他那个时代的代表性乐曲“尽美”又“尽善”，而周武王的天子之位是由讨伐商纣得来的，尽管是正义的，但却“未尽善”。
可见，孔子评论文艺作品是以政治标准为前提的，也就是说，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尽善”并不等于“尽美”。但是孔子又认为，美同善相比，善是更根本的。美虽然能给人以感官的愉快，但美必须符合“仁”的要求，即具有善的内涵，才有社会的意义和价值。因此他主张既要“尽美”，也要“尽善”，美与善要实现完满的统一。孔子这一思想对后世的文与道、华与实、情与理等问题讨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撇开对艺术的评论而运用于生活与事业中，尽善尽美的标准是对于完美的追求，表现出严肃认真而执著的生活与工作态度。说起来，依然是一种古典主义的精神，在今天行色匆匆的现代人身上似乎不多见了。
许多青年人不能进步，往往都坏在一个很小的毛病上。任何事情，一经过他的手，别人就总得再花时间去复核一次，他做事情永远是错误多端，粗疏拙劣。有些会计人员，算起账来错误连篇，写出来的账目，满纸涂改，所以只好永远拿那么一点微薄的薪水，勉强度日，永无进大银行、大公司的希望。
他们也许在其他方面有很多优点，但因为有了这个小小的瑕疵，他们便与应有的成功机会失之交臂。他们不知道，一个做事马马虎虎、粗俗糊涂的人，性格也就很容易被同化。他们不知道，做事的习惯不但会影响他们的前途，并且更易影响他们的性格发展。
不管是谁，都不会信任一个做起事来拖拖拉拉的人，因为他们在精神与工作上含糊粗拙，一点也靠不住，只要一看见他那粗拙的成绩，就会想到他的为人。
小说家艾略特在他的《初春》中描写过这样一个失败者，此人名叫维西，他本来是一个出名的丝织品经营商，只因后来听了他舅舅的话，使用一种廉价的染料，以致产品质量拙劣易破，生意也就跟着一落千丈了。相反，有一个名叫皮特的人，却因做事忠诚认真，所以生意蒸蒸日上。
现实生活中，有许多人往往不肯把事情做得尽善尽美，只用“足够了”、“差不多了”来搪塞了事。结果因为他们没有把根基打牢，所以不多时，便像一所不稳定的房屋一样倒塌了。
失败最有效的诀窍，就是从小养成拖拖拉拉的习惯。而成功的最好方法，就是把任何事都做得精益求精，尽善尽美。
一个能够享有盛名、迅速成功的人，做起任何事情来一定十分清楚敏捷，处处得心应手；一个为人含糊不爽的人，做起事来，一定也是含糊不清。天下事不做则已，要做就非做得十分完善不可，不然你就一定会被人淘汰。那些做起事来虎头蛇尾的人，任何人都不会对他产生信任。他开出去的借据没人愿意接受，他替人管理金钱，也没有人敢相信他，无论他走到哪里，都不会受人欢迎。
一个做起事来拖拖拉拉、无精打采的人，他的品行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而逐渐堕落，他的良心也将逐渐消失。
我们只要稍微留意那些失业者的品格，就可以知道他们大半是那些做事拖拉不爽的人。一个人，当他有工作可做时，只要处处一丝不苟，力求完善，没有其他过分的恶习，绝对不会因失业而弄得走投无路。
做事苟且偷安，这种习惯一旦养成，就会使人的品格大打折扣，就会在对待所有事情时都不忠实。凡是轻视自己工作的人，同时也是轻视自己品格的人。从事那种苟且而不可靠的工作，就代表了他马虎而不可靠的人格。每每经过你的手而做出一件苟且而劣质的工作，都足以损害你的效率、你的办事能力及你的人格。苟且而劣质的工作，对你的自尊心与最高理想是一种污辱，它是拖累你停滞不前的仇敌。
事无大小。每做一事，你都要竭尽心力，求其完美。这是成功人士的一种标记。凡是出人头地的成功者，他们做事时绝不肯自安于“还可以”或“差不多”，而必求尽善尽美。为人类创立新标准、新理想而撑着进步旗帜的也就是这一类人！在他们的天性中，有着对尽善尽美的不懈追求！
有人说：“无知与轻忽所造成的祸害不相上下。”有许多人的失败，就出在“轻忽”这一点上。他们所做的工作，从来就没有绝对可靠与绝对正确过；他们的工作，总需要经过他人的审查与校正。这样的人永远也不会升到优异的位置。
狄更斯非到准备充分的程度，是不肯在公众面前朗读他的作品的。在还未当众宣读以前，他每天都要把那篇文字诵习一遍，就这样要经过六个月之久。
法国著名小说家巴尔扎克，有时费了数星期的工夫，也只能写成一页的稿纸，就是依靠这种精神，使他的声誉远非近代一般时髦作家所能企及。
许多人对于自己职务、工作的苟且与敷衍，总是以时间不够来开脱，这是不对的。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时间足以让我们把事情好好做成。假使我们做事都能有求尽善尽美的习惯，那我们的生命一定能变得更完美、更快乐，天下过美满生活的人必将大大超过生活残缺的人。
要想过上一种美满愉快的生活，只须做事精益求精，力求完善。当一个人把事情处理得顺顺当当、无牵无挂时，他心里的愉快真非笔墨所能形容。那些做事草率疏忽、错误多端的人，不但对不起事情，并且对不起自己！
做事尽善尽美，不但能够使你迅速进步，并且还将大大地影响你的性格、品行和自尊心。任何人如果要瞧得起自己，就非得秉持这种精神去做事不可。
做事精益求精，不但可以使你的精神愉快、身强体健，并且可以使你的才能迅速进步，学识日渐充实，而逐步可以胜任其他更重大的工作。所以奉劝初入社会、希望成功的人们都要熟记“尽善尽美”四个字，它是你一生成败的最大关键。
11．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子曰：“以约失之者鲜矣。”
——《论语·里仁》
子曰：“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
——《论语·公冶长》
子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
——《论语·卫灵公》
严于律纪，宽于待人是儒学倡导的重要品质之一。
严于律己就是要常常约束自己，谨言慎行，不放纵，不浮泛，甚至于像曾子所做到的那样：一日三省，进行自我检查。这样做的结果，当然是少犯错误甚至不犯错误了。所以孔子说：“因为严于律己而犯错误是很少的。”
话说回来，自我批评本来也就是不容易做到，就像魏文帝曹丕在他那篇著名的《典论·论文》里所说的那样，人往往“暗于自见，谓己为贤”。人往往只看到自己好的一方面，看不到自己的缺点和错误。
看不到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还只是第一个层次上的问题，第二个层次上的问题是，看到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但不愿意正视，不愿意作严肃认真的自我批评，或者，用孔子的话来说，“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论语·公治长》不愿意“自讼”——自我诉讼，自己审判自己，这实际上牵涉到感情与理智的问题。就理智的冷静分析和批判而言，人往往也会发现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也认为应该自我批评并加以改正才好。但就感情的倾向而言，人总是习惯于自己原谅自己，自己为自己找出一些辩护词，最后是自己做了自己的法官，作出“无罪释放”的判决。抽烟、酗酒、睡懒觉、打麻将，所有迄些不良嗜好之所以得以普及，都是人们对自己作出“无罪释放”判决的结果。至于其他方面的种种问题，更加抽象，是非界线更加不清的问题，那就更是容易自我安慰，自我谅解，因而也就不可能“自讼”的了。
这也难怪，圣人说他没有见到过能够发现自己的错误而作自我批评的人，也不是完全不着边际的夸大之辞。
凡事多作自我批评，这既是儒者的反躬自省功夫，也是我们今天仍然倡导的思想修养。这实际上就是我们常说的“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精神。
当然，要真正做到是非常难的。能够“躬自厚”的人是很少的，往往倒是“厚”责于人。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推给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