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史资料选辑》的质疑、补充和订正栏目上，杨伯涛受到了黄维、宋瑞珂、邱行湘和方靖的“集团攻击”
上海市政协文史专员宋瑞珂，继杨伯涛之后，也写了一篇数万言的长文，题目叫作《陈诚及其军事集团的兴起和没落》，发表于《文史资料选辑》第八十一辑。他与杨伯涛、邱行湘、方靖一样，从戎马生涯的第一天开始，便生活在陈诚的影子里。时间最长的要数方靖，年龄最大的也要数方靖。由于身体与精力的原因，在《文中资料选辑》上、方靖没有留下对于陈诚、对于陈诚军事集团更多的回忆。邱行湘在杨伯涛之前，写过一篇题为《我随陈诚十九年》的文章，因为题目不大，主要写个人经历，所以发表以后，没有出现什么争议。杨伯涛的长文则不同，《陈诚军事集团发展史纪要》，且不说年代跨度大，人物事件多，单是从文章题目看，就带有文献的价值。虽然这个价值黄维不认可，宋瑞珂也不认可。
正因为不认可，宋瑞珂才依照杨伯涛长文题目的气势，为自己的文章取了这个相近的名字，以体现文史资料现在倡导的“并存”之说。社会在进步，文史研究在改革，除了“并存”，每一辑的《文史资料选辑》上面，又增加了一个新的栏目：质疑、补充和订正。黄维对于杨伯涛那篇长文的“笔伐”，便是刊登在这个栏目上的。在这之前，宋瑞珂已经有长文与杨伯涛对垒，就是说，他对杨伯涛文章的不同意见，已经表达过了。但是，看了黄维的“笔伐”，他觉得还是有话要说，于是找准杨伯涛文章的缺口，进行了他的“堵截”：
杨伯涛说“胡琏对自己当不到十兵团司令，大为不满，但以黄维是老长官，不得不阳为恭顺，背后则牢骚满腹，不安于位，并借故离开部队，逗留后方，听任黄维去指挥”。事实是十月底部队由唐河回师驻马店，胡琏因父病危和自己牙病剧发，请假由唐河到南阳搭飞机到汉口，当时没有料到淮海战役开始，部队东进增援徐州。嗣又胡父病故治丧，这怎么可以说胡琏是借故离开部队呢？十二兵团在双堆集被围后，胡琏闻讯主动飞回前线，积极协助指挥和维持部队，后黄维又派他飞南京向蒋介石报告，并继留南京催运空投，不要回前方。但几天之后，胡琏又飞回阵地，表示同生共死共患难。所有这些事实，杨伯涛应该是清楚的，却在文章里根本不提，这怎么能反映历史的真实呢？
宋瑞珂的这篇短文，也出现在《文史资料选辑》的质疑、补充和订正栏目上。事隔不久，这个栏目上黄维、宋瑞珂的文章又被邱行湘看见了。因为他先前看过杨伯涛的长文，所以他赞成黄维、宋瑞珂的说法，但又觉得他们没有说够，抑或没有说够的事情并不在他们的知晓范围之内，而自己在陈诚身边也从随从参谋做起，即便为了证明自己在陈诚军事集团的真实存在，他也要提起笔来，步黄维、宋瑞珂之后尘，对杨伯涛的长文进行“围追”。这样，一年之内，《文史资料选辑》的新栏目上，出现了第三篇亦即邱行湘的短文：
杨伯涛说陈诚“首先向由孙传芳残部投降过来的郭华宗第四十三师开刀”，实际情况是陈诚先将郭华宗调任第十八军五十二师师长，另派军部参谋长刘绍先接任四十三师师长。郭华宗不愿调动，要把部队拖走。四十三师有个旅长叫孔令恂，是陈诚保定军校八期同学，暗中与陈诚接洽欢迎刘绍先接任。陈诚大喜，即派十一师六十二团包围
四十三师师部进行威胁，另派前四十三师孔令恂的参谋前往师部说服郭华宗。郭华宗被迫交出兵权后只身去了吉安。当时陈诚派人给他送去一万元大洋，郭华宗不收，反而离开吉安，不知去向。
黄维、宋瑞珂、邱行湘的三篇短文，方靖都看到了。看到的同时，他还在文史专员办公室里，听到了董益三的一个说法：“现在两岸关系都平静了，你们陈诚集团内部还在打仗，打得尘土飞扬的，正可谓现代版的三英战吕布呢！”方靖瞪了董益三一眼，他觉得康泽的这位老部下，言语间带有幸灾乐祸的情绪。当年的十一师师长肖乾秘密参加了复兴社，陈诚得知后大为震惊，认为肖乾背叛了集团，背叛了他个人，于是到十一师视察的时候，随便找个理由就把肖乾撤了，取而代之的是副师长黄维。因为如此，陈诚成了复兴社的眼中钉，黄维成了复兴社的肉中刺，至少在方靖看来，功德林期间董益三对黄维的几次揭发，不过是复兴社对陈诚集团的报复罢了。
这样想时，方靖觉得与其任凭董益三摆布，不如听从黄维指挥，何况在这位老长官的笔下，有两个地方使用了一句相同的话：“我问过当时在十一师任营长的方靖，他证实与我听说的完全相同。”有所不同的是，方靖对杨伯涛长文订正的依据，来源于自己的一段亲身经历。他这样写道：
杨伯涛说“曹万顺调任新编第一师师长后，十一师师长由副师长陈诚升充。陈如愿升正后，将曹万顺的骨干大肆撤换，将行伍出身的军官都换成黄埔学生，以此激起两个团的哗变”。杨文把事实夸大了。陈诚升任师长后，锐意整顿部队，由于该师是由曹万顺北洋军阀部队为基础编成的，机构混乱，需要缩编。被缩编的营长叛变逃跑，带走了几十个人。我奉陈诚命率队追剿，结果追回大部分人马，剩余数人连同营长第二天也被击毙了……
当方靖的短文同样刊登在《文史资料选辑》的时候，面对来自内部的“集团攻击”，杨伯涛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压力。当然，他不怪宋瑞珂、邱行湘和方靖，他们言之有据，出于公心，甚至恨铁不成钢，体现了兄弟情谊。而始作俑者黄维则不然，杨伯涛认为他措辞尖刻，用心险恶，尤其是对自己十八军军长身份的否定，让他蒙受了奇耻大辱。黄维的短文是这样写的：
淮海战役进行中，为了整饬军队，兵团发布了几项命令，其中一项是兵团副司令胡琏免兼十八军军长，以该军副军长杨伯涛升代军长。我当时把人事处理电报蒋介石核准，但并未得复，那只是我在作战中权宜的处置。杨伯涛代理十八军军长到战败被俘，不过十六天时间，如此而已。至于杨伯涛说他的军长职务命令早已发布，发布后还见了何应钦如何如何，我就不了解究竟是怎么回事了。
杨伯涛把黄维的短文带在身上，上班的时候，他没有走进文史专员办公室，而径直走进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现在的委员会主任姓杨，是位解放军高级将领。未待杨伯涛拿出黄维的短文，杨主任就知道了杨伯涛的心思，开门见山地说：“你们有关陈诚及其军事集团的文章，不论长短，我全部拜读啦！你来得正好，因为我在研究陈诚，除去政治的因素，他从一个上尉军官最后被提升为四星上将，确有过人之处，而关于陈诚的史料，我最早就是从你的大作得到的，所以今天我要当面表示谢意！至于不同的意见，完全正常，解放军的史料研究，也存在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多说并存’，你说呢？”
杨伯涛摇摇头，他有他的性格，也有他的脾气，他正式向杨主任递交了关于撤销长文的书面申请。于是，在改版的《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上，出现了这样一则公告：“杨伯涛撰《陈诚军事集团发展史纪要》一文，作者提出撤销，另行撰写。黄维、方靖、邱行湘、宋瑞珂等对此文的订正文章，因尚有一定史料价值，均予保留。”这则公告显然是破天荒的，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采用了极其谨慎的做法，除了交由编辑部讨论以外，杨主任还专程去了和平里，征求了副主任杜建时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