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建时的意见十分明确，全力支持解放军出版社的资料收集工作。这里的资料，指的是抗日战争中国民党阵亡将领的生平事迹，以便出版《抗日战争国民党阵亡将领录》。杜建时正在家中养病，当他得知这本书将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时候，禁不住泪水潸然而下。他知道，类似这样的书，台湾也出版过，可是那毕竟是国民党的台湾呀，而今在共产党的大陆，由解放军的出版社出面，也要为这些国民党阵亡将领树碑立传，该又是何等令人难以置信的举措，何等让人欣喜若狂的消息呀！

杜建时在家里，在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送来的报告上签下了自己的意见。为了更加稳妥，第二天他离开病榻，走出家门，来到文史专员办公室，主持召开一个专门的会议。会议伊始，杜建时宣读烈士名单：张自忠、李家钰、郝梦龄、陈安宝、冯安邦、唐淮源、武士敏、王甲本、佟麟阁、赵登禹、刘家麒、饶国华、王铭章……当宣读到戴安澜的时候，杜建时看了黄济人一眼。杜聿明去世以后，黄济人便在文史专员办公室当编辑。也许因其在写长篇小说《崩溃》当中，除了写杜聿明，也写了杜聿明的部下戴安澜，所以杜建时会后告诉黄济人，戴安澜的史料由他收集整理。

黄济人去了上海，在同济大学找到戴安澜的大儿子戴复东教授，然后去了南京，在南京工学院找到戴安澜的二儿子戴靖东讲师，在江苏水利厅找到戴安澜的三儿子戴澄东副厅长。戴氏三兄弟的名字里面都有一个“东”字。名字的意义通常与本人无关，那只是当父亲的借此机会表达自己的愿望而已。戴安澜的愿望是“消灭东洋”，于是给长子取名为“覆日”，但因为不好叫，也不好听，以后便改作“覆东”。解放以后，长子自觉此名不妥，落在无事生非的人的手里，岂不大有“恶毒攻击”之嫌？于是又改为“复东”，这便是长子现在的名字。

戴安澜牺牲的时候，戴复东已经十四周岁。在这个能够记事的年龄里，他还记得父亲的什么事呢？戴复东告诉黄济人，国民党第五军远征缅甸之前，第二百师在广西全州有一所野战医院。某日师长戴安澜视察到此，竟见许多受伤士兵睡在地下。士兵们是血战昆仑关之后被转移到这里来的，他们发高烧却无开水喝，打摆子却无被褥盖，以致墙角硬硬地死了好几个士兵。戴安澜召来医院院长，厉色问道：“你睡在什么地方？”“睡在家里。”“睡在家里什么地方？”“自然睡在**。”“混蛋！”“戴安澜怒不可遏，当众狠狠打了院长一记耳光，然后把渎职的院长交予军法从事。”

“我父亲知道国民党军队的腐败，虽然他无回天之力。但是，他不知道事情严重到连他的尸骨也得不到安宁。”戴复东皱起眉头，讲起他十八岁那年亲眼目睹到的一幕，“抗战胜利两年以后，我父亲的灵柩从广西全州启运，经贵阳、衡阳、汉口，运到芜湖的墓地小赭山去。当时国民党第五军给了我家两辆卡车用，前面一辆载着父亲的灵柩，后面一辆载着家人和行李。车到雪峰山，被国民党另一支军队拦住了，他们要搭车。明知车上有我父亲的灵柩，也强行往上爬，往上踩。为了威逼司机，他们用枪托砸碎了车窗，玻璃碎片，有一块钻进我小弟弟的眼睛里去了……”

戴安澜还有一个女儿，名字叫作戴藩篱。当然，等她长大以后，才知道父亲为她取的这个名字，是没有国就没有家的意思。正因如此，戴藩篱参加了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她以两次三等功和一枚朝鲜人民军军功章为自己也为父亲争得了荣誉。复员以后，她在上海第十八毛纺厂工作，以后又借调到宝山县公安局。她语言不多，很少谈及自己，告诉黄济人的，都是她母亲的故事：“我父亲为我母亲取名荷心，寓意目不识丁的乡村女子嫁给军人做妻，必须具有含辛茹苦的心志。我父亲除自己抽暇复习外文和高等数学，同时也替我母亲补习文化。由于她进步迅速，解语遂心，我父亲为她更名为荷馨，以赞扬其自发馨香。”

戴安澜的追悼会上，在数不清的挽联当中，有一副是王荷馨亲笔写的。上联是：国难未纾家难续，我忽强肩巨责，应如何勤持二老，教抚孤儿？下联是：天道无凭世道衰，君斯壮烈成仁，已侥幸薄取勋名，略酬素志。追悼会后，蒋介石以国民政府的名义，发放给戴安澜遗属特别抚恤金二十万法币。这是一笔巨款。建造堂而皇之的协和医院，也不过用了一百万法币。王荷馨把这笔钱全部抛洒在丈夫生前安营扎寨的土地上，广西全州自此有了一所令人瞩目的安澜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当年报界把这所学校称为“抗战史上一部血的成就”。

黄济人在收集戴安澜的资料时，收集到了这位抗战名将在古北口战役中的一段经历：为了缩短战线，取得更好战机，戴安澜在率部转移时，派出了一个哨所。这天日军突然发起猛攻，戴安澜率部迂回包抄，那个哨所却因此远离了主力。“你们已经成为日军的目标……”戴安澜向哨所下达坚守岗位的命令，可是话没说完，他就鼻子发酸，说不下去了。那个哨所的战斗却由此开始，他们先后打退了日军的三次进攻，打死了日军一百多人。日军恼羞成怒，用飞机大炮联合轰击，哨所士兵在顽强的抵抗中全部阵亡。日军占领山头进入哨所时，发现只有七名士兵的尸体，不觉深为敬畏，便将尸体集中掩埋，并竖了一块“支那七勇士之墓”的木牌。而戴安澜得知哨所士兵为国献身的消息后，当夜便蘸着泪水，亲自谱写了战歌《战场行》：

弟兄们，向前走，五千年历史的责任，已经落在我们的肩头。日本强盗要灭亡我们国家，奴役我们民族，我们不愿做亡国奴，只有以身殉国，只有誓死奋斗……

黄济人似乎听见了这首战歌的旋律，如同伴随着戴安澜的脚步，在历史的时空里穿行。回到北京，坐在文史专员办公室，他写了一篇题为《战场托孤孤何在》的散文。开篇这样写道：

部队又出发了。离开缅甸毛邦村沼泽丛林，朝着祖国西南边陲茫茫黄土。军旗少了一角：部下用它包下了师长的骨灰。部队没有减员：工兵伐木制成薄棺一口，将骨灰入殓其内。走到边境安宁县时分，部队被一位古稀之年的缅甸华侨拦住了。“英雄的棺木怎么不是红的？”老人噙着热泪问，说罢挥挥手，唤人抬来了为自己准备的一口楠木寿棺。于是厚棺套薄棺，部队继续走。

这篇散文长达三万多字，发表在北京《新观察》杂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