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强主持了追悼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的文史专员座谈会，深情回忆起毛泽东教他背先祖文天祥的《路歌》

心里不好受的，现在是所有的文史专员们。原本，随着最后一批战犯的获赦，政协机关里的这间办公室又多了几个人。人多力量大，办公室外面那个荒芜的小院，很快就郁郁葱葱，繁花似锦了。中间的葡萄架，是杜聿明做的；挂满枝头的马奶子，是罗历戎种的；用作肥料的马粪，是宋希濂在马路上捡的。于是，人们愁苦的脸上，开始出现笑容，冷清的办公室，终于有了宜人的暖意。但是，好景不长。那日上班不久，沈醉突然带来一个令人沉痛的消息：周恩来总理病危！杨伯涛问及消息的来源，沈醉告之是他在医院上班的妻子说的。方靖说他有个亲戚也在医院上班，要不打电话再问问。周振强说不用问了，昨天他才出院回家，医院里面上下都在议论总理的病情。

人们不再说话，有的闭上眼睛，满面愁容，浑身疲惫；有的睁大双眸，目光定定，发呆发愣。办公室里，弥漫着让人窒息的气氛，安静得能够听见自己的呼吸。打破沉寂的是杜建时，他说：“总理健在，我们这些人才有今天；总理病危，我们这些人绝无明日。总理的身体出不得差错啊！”“不会出差错的。”沈醉接过话来，“现在的医学，比过去发达得多。古代的孝子，把自己股上的肉割下来去治疗父母的重病，都能够收到奇效哩！”说到这里，沈醉情之所至，忍不住伏在办公桌上，写下一首七绝：

割股疗亲效若何？愿输肝脑起沉疴。

更捐十岁增公寿，好为人民造福多。

事隔不久，周恩来总理不幸病故。消息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公布出来的时候，文史专员们大都在上班途中。骑自行车上班的李以劻边骑边哭，他看见所有骑自行车的都边骑边哭，以致交通秩序有些混乱。他没有想到，前来维持秩序的交通警察也是带着哭声，劝大家注意安全，不要闯红灯。回到办公室，李以劻逢人便说，我这种阅历的人，什么场面没见过？可是，总理去世，会使得人人哭、家家哭、全城哭、全国哭的事情，不要说见过，我连听都没有听到过！郑庭笈红着眼眶，点了点头：“总理生前多次接见我们，现在他走了，我们无论如何应该送送他呀，可是……”董益三见郑庭笈说不下去了，便替他把话说完：“可是我们找到政协机关，要求去北京医院向总理遗体告别时，对方却不让去，说是没有接到上级通知。”李以劻一听火了“这也不让，那也不让，依我说呀，文史专员办公室还不如功德林！”董益三受到启发：“功德林通过民主选举，成立了学习小组，有什么事情，由组长与上面交涉。现在政协机关处于半瘫痪状态，文史专员更是散兵游勇，所以办起事来，举步维艰呵。”郑庭笈一拍大腿：“要扭转我们眼下群龙无首的局面，我倒有个建议，那就是把大家召集起来，通过民主选举，成立我们办公室的学习小组！”

学习小组翌日就成立了。投票结果，文强得票最多，担任组长；沈醉得票次之，担任副组长。新官上任三把火，最后一批获赦的文强，决意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以不辜负十几位文史专员的厚望。适逢“天安门事件”爆发，那些聚集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下，用松柏与纸花、用泪水与诗文悼念周总理的人们，遭到“四人帮”以**威与武力、以残暴与血腥的镇压。随后，“四人帮”把持下的相关部门，出台了不准许单位与个人举行总理追悼会的禁令。“不开追悼会，开座谈会总可以吧？”文强以组长身份请示政协机关。见对方未置可否，他扭头便走，丢下一句义无反顾的话：“不为难你们了，这是我个人的决定。如果出了什么事情，大不了我再回到监狱去！”

座谈会如期举行。为了不迟到，家住永定门的文强天不亮就起床，赶上了直达白塔寺的头班车。莫道君到早，还有早到人，文强走进办公室时，拄着竹拐步行上班的方靖已经坐在那里了。陆续进来的文史专员们，人人身着获赦时政府统一发放的黑色棉衣，个个神色凝重，表情肃穆，未待坐定，哭声已起。号啕大哭的是溥杰，他边哭边说，他哭总理，也替哥哥溥仪哭总理。溥仪病故后，总理亲自批示，将其骨灰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以后爱新觉罗家族提出申请，考虑到溥仪曾经有过清末皇帝的身份，希望单独建墓，又是总理亲自批示，划拨出清代陵园附近的一块墓地。座谈会上，发言最多的自然是人数最多的原国民党将军们。他们当中的多数，曾经是周恩来在黄埔军校当政治部主任时的学生，而这些学生当中，经历最为特殊的非文强莫属。他在座谈会上说：“我在军校学习期间，由共青团员升转为共产党员时，我的监誓人就是周恩来。同时升转为党员的，还有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他是我黄埔军校政治科同期同学。最难忘的，就是周恩来在军校作报告时，要我当他的速记员，事后他说我记录准确，字迹工整。能够得到他的表扬，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

这样的座谈会，1976年的一年之内，文史专员办公室还开过两次。一次是朱德委员长去世，一次是毛泽东主席去世。有所不同的是，这两次座谈会都得到了批准；完全相同的是，这两次座谈会都由文强主持。在悼念朱德时，文强回忆说：“北伐战争期间，黄埔军校教育长邓演达率领我们三百名学生开赴汉口，攻打武昌。由于武昌城池坚固，加之北洋军阀吴佩孚亲临前线督战，我们久攻不下。适逢朱德从德国回到汉口，邓演达对我说，朱德向他要人，要精兵良将，你就挑选四十个黄埔学生，跟随朱德一道入川吧。就这样，我在汉口第一次见到朱德。他虽留洋归来，却穿着土气，满口乡音，待人接物又那么和蔼可亲。我在想，这就是英雄本色啊……”在悼念毛泽东时，文强回忆说：“毛泽东比我大十四岁，小时候，因为他在教书，我叫他毛老师。以后大了，知道他的母亲文七妹就是我的姑母，于是改口叫他毛大哥。记得有次去他家找他最小的弟弟毛泽覃玩，正好他在家，他问我，你们文家是文天祥的子孙，你会背《正气歌》吗？我说会，马上背给他听了。那时我在念小学，所以毛泽东听了挺吃惊。他又问我，文天祥有本《指南录》，里面有三百多首诗，你能背几首出来吗？我摇了头，因为这本书我没有听说过。毛泽东笑了，他说那三百多首诗他也背不完，只背得一半左右，‘不过，有一首诗你必须背得，那就是《路歌》’。毛泽东告诉我说，文天祥死于元朝，临刑前用血在衣服上写下这首诗。这首诗写他的家史，写他的父亲和子女，实际上就是文天祥的自传。说完，毛泽东当着我和毛泽覃的面，把这首诗背了出来：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文史专员们听得入了迷。文强的特殊经历自不必说，朱德的朴素情怀、毛泽东的博大精深，都给他们留下了美好的印象。而文强不敢忘记的，却是这年国庆节，他和少数几位同事应邀参加了人民大会堂的国宴。宴会上，他赋诗一首，即席吟唱道：

辉煌璀璨夜灯红，国宴欢情八亿同。

祝酒我心知感戴，交觥杯影入秋容。

普天荣庆隆青史，万里澄明净碧空。

爱国一家赢一醉，挽弓同扫害人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