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意不同意，关你什么事？”文史专员学习会上，针对杜聿明的两条建议，原国民党七十九军军长方靖开始发难，“共产党俘虏你的时候，征得过你的同意吗？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宣布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征得过蒋介石的同意吗？所以呀，我们不要再异想天开了，要回到养家活口的现实生活里来，端正好自己的位置，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杜聿明反唇相讥道：“我倒想请教方先生，你的位置安在，心态何如？”方靖理直气壮地说：“我的位置在社会底层，芸芸众生之一；我的心态永远只有八个字：知足常乐，能忍自安。”杜聿明摇摇头，不再搭话。与方靖搭话的是远在千里之外的邱行湘。

邱行湘在国民党军队曾担任过方靖的副手，又因为都是江苏人，所以私交深厚。1956年方靖由外地战犯管理所转至功德林的时候，由于监规严格。犯人之间不得说话，邱行湘便用另外一种方式，完成了与方靖阔别多年后的首次交谈。那是两人同去浴室洗澡的时候，邱行湘主动朝方靖靠拢，然后站在他的身后，替他擦背；擦背完毕，邱行湘转身欲走，却被方靖拉住了，方靖也站在邱行湘的身后，替他擦背。这样相互擦背之余，对视之下，两人的眼眶都红了。十年以后、也即1966年4月16日，方靖随其他五十六名战犯第六批获赦。虽然根据安排，他被分到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办公室，但在正式上班之前，他回江苏老家探亲，然后取道南京，直奔邱行湘住地。

又是阔别多年，又是热泪盈眶，最大的区别是现在可以无话不谈。话题开始很分散，以后慢慢集中，最后集中到两人所属的陈诚军事集团在大陆的最高长官黄维身上。方靖告诉邱行湘：“你们首批获赦离开功德林后，黄维的思想好像有些波动，永动机发明也停滞下来。有一次，他还当着我的面问管理员：‘共产党有可能放我么？’管理员回答说当然有可能，只不过现在不行，因为获赦人员必须有改恶从善的表现，你黄维的交罪认罪材料依然是一张白纸，那怎么可能获赦呢？黄维一听火了，冲着管理员吼道：‘我无罪可交，更无罪可认，因为我最大的罪过你们是知道的，那就是在与共产党的战争中打了败仗！’”

听到这里，邱行湘有些着急：“你们获赦离开功德林的时候，黄维还是不肯落下一个字么？要知道，他已经在监狱待了整整十七年了！另外，据我所知，管理所对他交罪认罪的要求不高，只要他有个书面的态度就可以了。”

“书面？”方靖摇摇头，“书面的东西黄维倒是写了不少，不过，你是知道的，那是写来给他自己看的。唉，我们这位黄长官的国文底子太厚，记忆力又太好，他那个笔记本密密麻麻地早就写满啦！”

那个笔记本邱行湘看过，黄维主动给他看的。如果他没有记错的话，第一页上面应该是这样十四个字：龙困浅滩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邱行湘不可能记错，因为这牵涉到功德林发生的第一起打人事件，事件的缘起是学习《中国四大家族》一书。董益三刚刚把文章读完，黄维就举手发言说：“我不同意书中的言论。什么国民党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都是四大家族的，都是蒋介石一家的。按照这种逻辑，那么共产党的所有银行都应该是毛泽东一家的。”黄维话音未落，董益三就站起来，指着黄维的鼻子说：“你这个家伙太反动了！毛泽东是人民领袖，蒋介石是人民公敌，有你这样相提并论的么？”董益三趁势命令黄维，“站起来！”梁培璜附和：“对，斗争他！”学习会瞬时变成斗争会，一直开到午饭之前。午饭之后，正当黄维在笔记本上写下那两行字时，却被屋外进来的梁培璜看见了，他要黄维立刻回答：“虾”指何人？“犬”指何人？黄维两眼朝上，不予理睬。闻讯勃然大怒的董益三忍不住箭步上前，重重打了黄维两耳光。

想到这里，邱行湘担心在他获赦后黄维第二次挨打，于是赶紧问方靖：“他又在笔记本上写了什么？”“这次写的是明朝名将于谦的《石灰吟》：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惜，要留清白在人间。”方靖明白邱行湘的心思，“黄维写这首诗倒没有引发什么后果。至于为什么要写，主要是他看见康泽交罪认罪彻底，所写的材料论数量堪称功德林之最。黄长官的个性你是知道的，他看不下去了，悄悄在笔记本上写了这首诗，又悄悄递给康泽过目，还悄悄给康泽说‘与之共勉’。好在康泽没有告发他，不然的话，管理所的关口好过，那些想早点儿出狱的家伙是不会放过他的。”邱行湘连连点头：“吃一堑，长一智，黄维也该收手了。”方靖微微一笑：“黄维若是懂得收手，那他就不是黄维了。”接着，方靖把他见到的黄维抄录在笔记本上的两首诗背了下来：一是石达开《答曾国藩》的“扬鞭慷慨莅中原，不为仇雠不为恩……”，一是王维的《西施咏》“艳色天下重，西施宁久微……”

对于邱行湘而言，这些诗句他是陌生的，这些诗意他是朦胧的。但，根据黄维进黄埔一期前就毕业于师范国文系的资历，他相信黄维一定是有感而发、缘事而发，而不是故作高深、无病呻吟。这样想时，他忆起鲁迅的一句话：人生识字糊涂始。黄维的糊涂也许只有开始，没有结尾，因为在这位倔强的军人心里，永远深埋着一个痛苦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