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德林特赦大会的第二天，即1959年12月5日，全国各大报纸均以头版头条位置，报道了我国首批特赦三十三名战争罪犯的消息。除北京而外，抚顺、济南、西安等地，也于同一天举行了特赦典礼。报纸所公布的三十三名获赦人员中，尤以伪满洲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名字最惹人注目。

北京的十名战犯，是在宣布特赦后的第三天离开功德林的。当他们集体住进北京崇内旅馆的时候，来自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溥仪，风尘仆仆地赶到这里。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这十一人专门组成一个小组，由总理秘书负责这个小组的生活和学习。在新中国的阳光底下，不同时代的皇帝和将军，就这样历史性地团聚在一起。

一个谈笑风生的时刻，旅馆服务员把溥仪叫了出去，站在楼梯过道，把一个一尺多长的大红纸信封交给他，请他下楼会客。溥仪接过信封，竟勃然大怒，对服务员说：“叫他们滚！现在就滚！我不见他们！”十位将军闻声而来，面面相觑，不得其解。服务员虽已下楼，溥仪余怒未息，一把将大红纸信封塞到王耀武手里。众人定睛看时，“恭叩年安”四个大字赫然在目，落款则是臣某某顿首。十位将军围在皇帝身旁，好言相劝，却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楼下的两个身穿马褂长袍的前清遗老，不顾服务员的百般阻止，冲锋一般地跑上楼来，眼见皇帝高高在上，便止步立地，双手一揖，在楼梯上跪了下去。溥仪见状，更是怒火中烧，趁来人向他叩头之际，一步抢先，抬起脚来向下踢去。幸亏将军们眼尖手快，猛一伸手，反把皇帝拉了个趔趄。溥仪站稳身子之前，倒先伸直了手指，指着两个老头的后背大声斥道：“我自己都认为过去太可耻了，你们今天还要存心来这里给我丢丑！还不赶快给我滚！”两个老头待溥仪骂完，慌忙从楼梯上爬起来，彼此看了一眼，然后弯着身子退了回去。十位将军大笑不已，眼望皇帝躲在楼角出大气…

邱行湘住在溥仪隔壁。每当他走进溥仪的房间，面对着这位瘦高的、戴着黄边眼镜的清朝末代皇帝时，他总有一股不可言状的情思：溥仪这样的人，不仅是共产党的敌人，也是国民党的敌人。国民党军人身上，还有程度不同的两面性，而清朝末代皇帝，则是一个完整的封建君主，他的身上，几乎毫无爱国情绪可言。然而这样的人，也最终被共产党改造过来，释放出去。邱行湘是颇为溥仪的命运庆幸的：历朝的末代皇帝，非杀即幽，没有一个得到好下场。明末的崇祯吊死在煤山古槐上，元朝的惠宗则被驱逐到塞北荒漠，颠沛而亡，可是面前的这位清末皇帝，却因祸得福，安然无恙。

溥仪在北京的亲属很多，他们每到周末，总是扶老携幼前往崇内旅馆探亲；其余十人在北京的亲属很少，若有空暇，他们总想回一趟“娘家”。“娘家”，这个功德林的别称，是他们自己取的。其实，他们回“娘家”的目的，却不是为了探亲。

出于简单的原因，邱行湘又回到功德林。这里的胡同，这里的长廊，他是异常地熟悉，异常地想进去，可是他与黄维的见面，管理处只能安排在功德林大门口的会客厅里。

黄维与邱行湘在功德林、秦城农场两地分别整整一年之后，他们此时并不是第一次见面。早在邱行湘随大兵团由秦城农场开回大本营功德林的当天，他就在留守部队的队伍里找到黄维，与他的上峰握手言欢。也许是久别重逢的缘故，黄维在共产党的监狱里，第一次对他的部下露出笑脸。黄维在开始发笑时，眉头即开始飞扬。邱行湘熟悉黄维面部表情的连续性，却陌生黄维心潮运行的连续性。他认为在黄维内心的上游和下游之间，至少应该有一块暗礁有待排除，换言之，邱行湘不明白共产党通过什么或者黄维通过什么（根据黄维的性格，这种可能性较小），排除了黄维与共产党之间的感情方面的障碍。好在兴头上，黄维对邱行湘无话不谈——黄维有四个孩子，除老大黄新是黄维送进金陵大学而外，老二黄理进浙江大学，老三黄敏南进复旦大学，老四黄慧南进高中，都是共产党送去的；黄维有五种结核病，倘若仍旧在旧军队，就得离职回家。黄维家底不算厚，即使典当一空，也未必能支付医治十年的那一笔数量可观的医疗费用。黄维明确地告诉邱行湘，正因为他需要报答共产党给他和他的家庭的恩典，所以他愿意在监狱的菜园里给西红柿捆架、打尖，深冬之晨，他甚至主动用草帘子苫盖菜圃……

邱行湘显然受了黄维的启发。为了报答共产党的养育之恩，再加上先前与黄维有过一番交心的谈话，邱行湘主动要求重返功德林，希望通过他的唇舌，促使黄维在感情的支配下，采取相应的立场。为此，邱行湘站在黄维面前，像当年向上峰禀报军务那样，谦卑地把获赦后的全部优厚待遇，一字不漏地告诉了黄维。黄维坐在会客厅的沙发上，双目微闭，一言不发。只有听到邱行湘“你不要抱住过去的东西不放，不要抱住永动机不放”这句话，黄维才猛然起身，像当年斥责部下那样，指着邱行湘大声喧哗：“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

邱行湘从功德林出来，直奔清华大学。黄维的女儿黄敏南在这里的物理系任教。她见了邱行湘，自然尊称了一声“邱伯伯”，可听了关于黄维要走“独木桥”的事后，一口否定了邱行湘“争取父亲，是女儿的责任”的说法，竖着眉头说：“没办法了，没办法了。唯一的办法就是彻底地孤立他！”

邱行湘从清华大学出来，又回到功德林。这一次他坐到了管理处办公大楼里的餐桌旁。姚处长、孙副处长、李科长等共产党干部为他饯行。这是邱行湘在功德林的最后一次用餐，可是他吃得很少很少。这是邱行湘在功德林的最后一次汇报，所以他讲得很多很多。他从他当年走进黄埔村谈起，谈到漳河训练班的李主任和姚科长（即现在的姚处长）是如何设宴款待他，席间有他的同乡蒋铁雄作陪，甚至谈到黄埔村里难得的佳肴：河北山区的山珍，山东滨海的海味……然后谈到井陉河畔，谈到功德林，谈到秦城，直到姚处长建议邱行湘走进胡同与尚在走廊上座谈的同学们握别时，他才感到言犹未尽，难离难分……

邱行湘最终走出功德林。

炊事员老晁和老刘送他上车，彼此挥泪而别。邱行湘坐在汽车上回首功德林，独自老泪纵横。他在一派朦胧之中，分明记得：北京德胜门外，有一座名叫功德林的古老的庙宇。“功德”两字，本来是释迦牟尼的佛教用语，可是行善积德和诵经念佛的地方，并不在这里。这里是一所意识的学校，这里是一所灵魂的医院。他在一片晚霞之中，分明看见：这座破旧的佛家禅林，经历了满清末年的装璜，北洋时期的粉饰，直到进入人民有了政权的年代，才在它的废墟之上完成了一项伟大工程的全部建筑。功德林大门口的守卫线以内，依然竖着一块石碑，而原来的碑文早已斑驳脱落。如果有必要在上面重新刻凿什么文字，那么按照邱行湘的意见，它应该为：这里是新生的摇篮，这里有养育的保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