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2月14日下午3时。

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当中，新增加的十一名共和国公民，获得了令人嫉妒的荣誉。

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了三十五年前的清末皇帝和十年前的国民党将军。陪同接见的有副总理陈毅、习仲勋，统战部副部长徐冰、张执一，国务院办公室主任屈武，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治中，水利部部长傅作义等人。

十一名公民刚刚走进客厅大门，周恩来第一个站起身走到他们面前，依次握手，一一祝贺：“你们是当标兵的！”唯有走到一位头发花白者面前，周恩来叫了一声“曾扩情”——这位黄埔一期毕业的“扩大哥”，曾经在周恩来的政治部当少校科员，跟随他的主任，参加了第一次大革命。三十年后，周恩来不忘他的名字，不忘他的面容，他泪流满面，抬起头来，半晌才说出一句话：“周先生，我走错了路，对不起你！”在场的十一人当中，除溥仪、陈长捷、卢濬泉而外，是清一色的黄埔学生。所以他们像曾扩情那样落泪，也像曾扩情那样言语。黄埔师生的情感是容易交融的。周恩来的声音虽然不像他们那样沙哑，也不像他们那样低沉，但是，非常明显地，周恩来红着眼圈对他们说话：“不怪你们，怪我对你们接近得太少……”

周恩来最终微笑着招呼客人入座，在分别问了各人家庭情况后，这位以温和著称的共产党领袖，挥着受伤的右手，操着淮安的乡音，开始了严肃的讲话：“你们出来几天了，有问题要首先说了好，所以就叫你们来谈谈。”按照他们在崇内旅馆的荐举，由邱行湘担任周恩来全部讲话的记录。可是在这毕生难忘的时刻，邱行湘的注意力，却集中在周恩来宽阔的额头和深邃的目光之间，直到看见杨伯涛摸出了钢笔，他才猛然想起这件至关重要的事情。事后他们把周恩来的谆谆教诲称为“四训”。所谓“四训”，就是周恩来要求他们掌握四大观点：爱国主义观点、阶级观点、群众观点以及劳动观点。以下便是邱行湘的笔记本所记的这份历史文献中有关“四训”的部分文字。

从鸦片战争到今天，将近一百二十年，中国人民翻身的事实，连帝国主义也是承认的。溥仪先生，你可以证明比你们过去搞得好吧。国民党统治二十多年也没有搞好。今天六亿五千万人民站起来了，这样的国家不爱还爱什么呢？生于斯，长于斯，不爱这个国家爱谁呢？

……

人民包含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要去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立场，建立劳动人民的立场。希望你们不断地加强思想改造。就是做共产党员的，也有不能善始善终的，大家要经常警惕。你们还要不断革命，过好社会主义关，将来还要过共产主义关，可做的事很多。一个人，一个社会，都要不断革命。

……

不劳动不得食，有机会锻炼，对你们说来还有必要。眷属能劳动是喜事，家属是社会的人，要她们帮助你们。劳动观点出来以后不易巩固，大家要注意。十年所得，不要抛于一旦。十年生活好的一面，有了一定的劳动观点、集体观点，今后不要抛掉。

……

群众观点，是中国革命最重要的问题。革命之所以成功，主要是依靠群众。共产党人并非三头六臂，有他的革命性，但离开了群众，就一事无成。毛泽东思想，依靠群众，把蒋介石的反动统治推翻了。把群众发动起来，是无敌的力量。

……

周恩来的具有政论色彩的讲话，对于在座的获赦人员来说，具有特殊的说服力，这是显而易见的。既然周恩来出自对他们的全面了解而提出了生活的论点，那么他们的全部经历也就准确无误地成为周恩来的论据。但是，共产党人的魅力岂止在这里。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教育对方、团结对方，往往凭借的是自身形象的说服力。

在谈到社会与家庭跟个人的关联时，周恩来说：“家庭我不回去。我相信党和社会能够改造他们。来信我不复。相信党相信社会能把他们改造得更好。我有个哥哥，有个嫂子，四五年我在南京谈判时，他们来找我，生活腐败不堪。今年嫂子来了，气概不同了。另外有个弟媳，因为我管了她，她到现在还非常保守，这是害了她。而嫂子的好是逼出来的。要相信党相信社会力量……”陈毅插话说：“我有个哥哥，土改时，评为中农，他不满意，写信给我，要把他改评成贫农。我没有理会他。土改的时候，包庇家庭是要受处分的。处分是另外一回事，关键是我们要以身作则。”——这里的“我们”两字，显然包含着广泛的意义，所以周恩来最后向十一位公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你们到社会上有两个可能：一个是你影响他；一个是他也要影响你。你们是旧社会来的，旧东西更多，可以帮助社会改造所改造不到的死角。”

走向社会、走向生活之前，新生的公民们需要回到自己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中去。虽然周恩来挽留他们在共和国的首都工作，但是出于照顾家庭的原因，十一人当中的四位，决定离开北京。曾扩情去沈阳，陈长捷去上海，卢濬泉去昆明，邱行湘去南京。当他们特意走到周恩来的面前，向自己的恩师辞行的时候，周恩来再次握着他们的手，送到客厅大门，用一种叮嘱的语气，发布了一条命令：

“你们一定要回家过年，骨肉团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