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城农场并没有平静下来。

具有职业性敏感的徐远举，不仅通过镜头摇动的次数，判断了特赦的人数，而且结合“主角”的条件，总结了特赦的条件。事情的缘起自然来自他个人的发现——虽然他鼓起巨眼对准了镜头，可是镜头从来没有对准他的巨眼，于是天性暴躁的徐远举重新开始了大庭广众之中的呐喊：“我流汗水、写材料，哪一件落人后头？到今天配角轮不上，连跑龙套的都不是……”同属军统高干却具有职业性冷静的文强，一把拉住徐远举，引他去墙角好言开导：“共产党明明公布的是特赦，而不是大赦，更何况又在反右斗争结束不久，采取谨慎的措施是可以想见的。至于我们嘛，有一句俚俗之言叫作‘将军额上能行马，宰相肚里能撑船’……”徐远举红着眼丝说：“你的分析是有道理的，我有些不服气是真的。好吧，我听你的，牢骚就暂时发到这里为止。”

事情未得到明确的结论之前，战犯们的内心就是这样乍暖乍寒。恢复先前的平静实际上是做不到的，战犯管理处能够做到的则是突然命令将军们整队出发参观。

他们离开共产党的秦城农场，来到万历皇帝朱翊钧的地下宫殿。尽管他们的心境一时适应不了定陵的环境，但是一个小时的行车，竟走完了五百年的路程，单凭这一点，他们的心理亦很快地承受着另外的负担——几百年以前，这个世界上没有共产党，也没有国民党，有一个叫作朱元璋的乞丐，先当小和尚，后当大将军，结果平定群雄，开创帝业。殊不料明王朝到了万历年间，早已腐朽不堪，日趋灭亡，从而最终留下了这座记录着封建王朝全部罪恶的宫殿。历史就这样**在人们面前：倘若阴森的殿堂里，站着翻身的劳动人民，他们一定会想到共产党的胜利，而百倍珍惜幸福的时光；眼下辉煌的宫室中，站着旧时的帝王将相，他们会不会想到国民党的失败，而百般追溯痛苦的岁月？也许恰恰是他们的全部经历，无声地解说着历代的灭亡，当代的兴起，所以他们看见木俑，就会嘲笑殉葬品的命运，看见棺棂，就会建立幸存者的希望。

当国民党将军们登上东长安街的观礼台（临时修在天安门斜对面国家公安部的灰色围墙内），与首都人民共同欢庆新中国诞生十周年的时候，他们的参观完全脱离了参观的性质。他们置身于金光闪耀的大海之中，望着人类的洪流滚滚东去；他们倾听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领悟了雄壮、深邃的旋律。直到这时——礼炮长鸣，军乐高奏，十二架战斗机从天安门上空掠过，受阅的部队军容威严，在一辆敞篷吉普车的前导下走来——国民党将军们才恢复了军人的气质，在没有任何口令的指挥下，他们在观礼台上起立、立正、向前看齐，看着那如海的旗帜，直到在玫瑰色的地平线上消失……

秦城农场的一百多位将军，横跨着历史和现实，携带着悲哀与欢乐，现在又回到了功德林。虽然因为管理处没有通知带回行李而引起他们的种种怀疑，但是一种愈加强烈的欲望，一种愈加急迫的等待，促成了功德林二百多位将军统一的平静的心理，从而产生了由宋希濂起草、由邱行湘缮写的功德林全体国民党战犯呈献给共产党领袖的第三封感恩信。

敬爱的毛主席：

当此伟大祖国国庆十周年之际，党和政府对我们这些罪大恶极的战争罪犯颁布特赦令，对确实改恶从善的给予释放，这是无产阶级崇高的革命人道主义的体现，是中外历史上对于罪犯从来未曾有过的深恩厚德，使我们深深地感到无比的兴奋和无限的感激！

我们过去都是蒋介石集团发动反人民内战的实际执行者，破坏民族民主革命，用各种手段残酷地压榨和残害人民，严重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把国家拖到了绝境，论罪真是死有余辜。十年来在党和政府的耐心教育下，使我们逐渐恢复了人性，明辨了是非，从而树立了认罪服法、改恶从善的思想基础。党不仅宽恕了我们的罪行，而且把我们的灵魂从罪恶的深渊里拯救出来，使我们得有今天的新生，党之于我们，真是恩同再造！……

今天当我们将要走向新生活的前夕，我们谨向您庄严地保证，今后在思想上、行动上，积极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永远跟着共产党走，在工作和劳动中，诚恳踏实，力争上游，在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解放台湾的斗争中，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和生命。

最后，我们谨以无限感恩图报的心情向您致崇高的敬礼！

蒋介石集团战争罪犯

1959.10.2

功德林的平静维持到这一天：管理员通知了二十多位战犯去大礼堂打扫卫生。擦窗、扫地只用了半个小时，可是这件事立刻成为八条胡同整整一天的议论的中心。直到第二天清晨，廖耀湘还对邱行湘说：“真不知道怎么搞的，人睡不着，连小便也多起来。我一夜起床六七次。其他人，来来往往，同我差不多。连你这个从不起夜的人，我也晓得出了两次门。特赦，特赦，关系大矣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