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缘可以扭转一时的厄运，常理方能挽救一世的沉沦。

《圣经》曾经告诉杜建时：“头脑简单的人多么幸福。”然而，他实在无法接受上帝的旨令，如果他需要再次祈祷的话。这位美国军事学院的留学生，可以躲过太平洋上的风暴，却不可以回避八角楼下的旋涡。

浮木是多种多样的。

戴着中将军衔的国民党天津市长杜建时，与其说是一个科班出身的军人，倒不如说是一个颇有资历的文人。他于美国军事学院毕业之后，又进美国加州大学攻读了两年国际政治。回国未久，1945年3月，蒋介石派他到美国旧金山参加联合国首次制宪会，此时加州大学为他补了一个博士学位。

文人的肠子弯弯多。杜建时对于姚处长公布的讨论题，并没有直接的答案。他没有机会在戊字胡同走廊上发言，否则我们可以发现他的思维的逻辑：民族气节与政治信仰是合拍的，如果有谁能够证明社会主义对了，那么我一切都错了，而且不仅仅是我错了，反之。如果有谁能够证明资本主义对了，那么我一切都对了，而且不仅仅是我对了。正是基于这种逻辑的规定性，杜建时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四二五页的以下文字加上了着重符号：“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

在美国改名为“S·T·杜”的杜建时，较之黄埔系国民党将领，前者的资本主义意识为多，后者的封建主义色彩为重。正因为这样，他认为在任何一个命题中，先争中国人民与中国国家的公益，再谈政党权力与政党理想的私见，离开物质条件的一切道德观念都将为现代文明所最后淘汰，中国人的“忠孝节义”则是中国社会贫困与愚昧的根源。

杜建时的政治见解贯穿在他昔日的生命中。1945年8月，他在华盛顿听到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随即接蒋介石急电，催促他和商震迅速回国。9月上旬回到重庆，当即与蒋介石见面。蒋介石在委任他为国民党第十一战区驻津、唐、榆代表，北宁（从北平到辽宁）战区警备司令（后改为北宁路护路司令）之余，没有忘记征询他的侍从室中将高级参谋及国民政府中将参军杜建时关于发动内战的意见。杜建时坦率地禀告了他的后顾之忧：“消灭共产党我没有意见，可是维持战争的经费我们够么？”蒋介石虽然不以为然，但是杜建时却把自1946年6月国民党在豫鄂边区公开发动内战以来的国民党全国战场总崩溃的军事失败与届时的国库空虚联系起来，“金钱万能”进而成为他的坚如磐石的信念。

一旦进入新中国的大门，杜建时博士首先被《天津日报》上的两句儿歌“吃大米反饥饿，吃小米扭秧歌”所启迪、尔后又为黄金国在朝鲜的惨败所震慑，最终为一本中国普通大学的教科书《政治经济学》所征服。

杜建时将他的读书心得用中文或英文写在纸上，然后一张张粘贴在书的背后。不知不觉，书的厚度增加了一倍，杜建时的白发也增加了一倍。他读得很苦，他是以生命的一半为学费，来到功德林念书的；他读得很甜，他在生命的另一半岁月里，理解了人生的价值观念。

我们在杜建时的读书笔记中择其要点归纳如下：

一、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私有制。而资本主义扩大生产并把千百万工人集合在大工厂内，这就使生产过程具有社会性，因而破坏了本身的基础。

二、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性质和生产关系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必将通过周期性的生产过剩的危机暴露出来。危机时期，由于停止生产，破坏生产力，千百万工人被迫失业挨饿

三、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不再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必然结果，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必然爆发最尖锐的阶级斗争。

请不要责难杜建时博士的学问，为什么此时只有中学生的水平。作为曾经是社会主义的敌人的人，能够如此准确地接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及其运动规律，得出心悦诚服的结论，其意义不会亚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是的，杜建时手中的《政治经济学》像一叶扁舟，以它特殊的浮力，载着探索者登上自己的陆地。

如果说杜建时此时在功德林走廊上沉思什么，那么一定是他有话想告诉他生活在太平洋彼岸的妻子。他希望这位美籍华裔女士走进教堂时替他虔诚祷祝：“头脑简单的人多么幸福！——继资本主义而来的必然是社会主义，简单得正像继黑夜而来的必然是白天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