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在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的下时候，常常采取抽象法。并且，即使是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国家，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实际情况仍然会比《哥达纲领批判》所描绘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复杂得多。因此，正如同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所警告的“在历史科学中，专靠一些公式是办不了什么事的”那样，仅仅用抽象的社会主义的概念来代替国民党战犯对新中国的具体的认识，其效果是否完全像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可靠，这是值得怀疑的。

譬如说，功德林戊字胡同走廊上的发言刚刚结束，丁字胡同走廊上便出现了国民党第六十四军中将军长刘镇湘的声音：“我就不相信当权者手里有什么真理。成则为王，败则为寇，历史就是这么一回事。”尽管他在小组内遭到比淮海战役中碾庄西北阵地上更为猛烈的攻击，但是刘镇湘比当年穿好制服准备与阵地共存亡时更具有勇气，他在他的大通铺上毅然宣布绝食，以示对共产党的理论的崇拜者对他的言论的批判的抗议。不过，刘镇湘并没有躺多久，几天以后，管理处向全体国民党在押战犯宣布了外出大参观的决定。

这个决定显然是由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最高决策人制定的。它不仅使功德林的国民党人卷入激动的旋涡之中，而且也使功德林的共产党人卷入相同的旋涡之中

对于管理处的共产党人来说，理论维持了他们漫长的作战。经验告诉他们、理论的说服力毕竟是有限的，他们的对手仍然有理由凭借自己的理论去维持漫长的应战。现在是让事实说话的时候了。共产党人的苦口婆心已经把攻克心灵的战役推进到了发起冲锋的时刻。这是一个激动的时刻，又是一个忧患的时刻。单为日程上参观武汉长江大桥一项，关于让不让国民党战犯登上桥头的问题，管理处就讨论了一夜。

对于功德林的国民党人来说，追求维持了他们高傲的忍耐。多年来的呕心沥血，他们需要实物作为补偿。一个曾经是国民党的世界，被共产党的武力夺走以后，现在究竟变成了什么样子？这将是一个失败了的集团在一个胜利了的集团面前死不瞑目的真正原因，这将是正视时代潮流、正视历史规律的正直而清醒的国民党人寻求真理的最后答案。这是一个激动的时刻，又是一个谦卑的时刻。为了及早成行，他们向管理处呈递了《参观保证》：

一、保证做到端正学习态度，严防触景生情，见到城市繁荣就想过去无耻下流的旧生活。决心以戴罪之身去参观，决心以感恩报德认罪忏悔之心去看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生产关系的改变。

二、保证做到听从指挥，未经领导批准以前绝不擅自行动。如遇特殊紧急情况，保证不乱动不乱跑。

三、保证在公共场所不违反社会秩序，上下车时决不争先恐后抢座位，做到鱼贯而入、鱼贯而出。

四、保证在行军宿营或参观时不危害人民利益，不损坏公家任何物品。

功德林全体国民党战犯参加了这个保证的制定，但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获准外出参观者并不是国民党战犯的全体。就拿杨光钰来说吧，他有双眼，却没有双腿，虽然他几乎是爬进人群，抬头观望贴在壁头上的参观人员名单，可是待人们散去，他只有蹲在墙角垂头掉泪。名单上起初也没有王陵基的名字，因为他年近六旬，又是深度近视，可是这位以矜持著称的四川军阀的佼佼者竟为此鸣冤叫屈：“我就是瞎了眼睛，手还可以摸嘛！”……

功德林最终成为欢乐的海洋，人们在走廊上毫无目标地匆匆来去，摇头晃脑，活像是玻璃缸里的金鱼。文强刚刚贴在《新生园地》上的诗作《喜闻首长宣布参观有感》，则像一把翠绿的水草，被掉头而来的金鱼们团团围住。

参观祖国久思量，好讯传来喜欲狂。

整点行装难自料，座谈体会有荣光。

“荣光”是从眼睛射向外界的，不过现在仅仅落在身上。管理处向每一位国民党战犯发放了深蓝色便帽，深蓝色中山装，黑面白底布鞋，以及草绿色帆布挎包。愿意配眼镜者配上眼镜，愿意镶牙齿者镶上牙齿。直到三辆发光的大型客车把他们送到北京火车站，他们的视觉神经才疏通了通往另一个世界的所有的血管；直到一列发光的专用车厢出现在他们的面前，他们的感官性能才触及了联结另一个世界的所有的细胞

宽敞的站台上，集合着一支“蓝衣将军”的队伍。稍息、立正、向右转，每一个口令的整齐的回响，向围观的旅客们暴露了他们固有的身份。眼尖的旅客好奇的是，为什么在蓝色的队伍里面，夹杂着两位“黑衣将军”？——那是富人出身的黄维和穷人出身的李仙洲，他们放着崭新的蓝色制服不穿，却穿上了陈旧的黑色囚服。李仙洲当然事出有因：“过去的衣服尚好，为什么要糟蹋新衣服？”黄维更是有言在先：“为什么不可以穿？要说是丢脸面，丢的又不是我的脸面！”

黄维将军这句话应该先说还是应该后说，其实并不重要。此时重要的是，两个世界放在一双眼睛底下，究竟丢的是谁的脸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