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共产主义比三民主义能够使中国社会提升到更高的水平，那么共产党人是否具有他们信仰所规定的比国民党人更高的情操？这对正在理解共产主义的国民党人来说，同样是需要理解的。按照“事在人为”的观点，理解后者也许是理解前者的前提。因为这两种东西——人格力量和感召力量——是密不可分的。
实际上，这已经成为国民党战犯的思维的命题。
由于职业的缘故，沈醉过去的岁月是同共产党人一起度过的。他从一个特殊的微妙的角度，对身陷囹圄的共产党人，进行了严峻的真正的考察。结果他发现有两种共产党人：少数的一种人是以冠冕堂皇的信仰来掩饰自己卑劣龌龊的灵魂。这种人贪生怕死，阿谀奉承，一旦叛变，揭发起同党来可以一下子冲过去把对方的手臂折断。这种人甚至连蒋介石、戴笠之流也是嗤之以鼻的；多数的一种人是以不可多得的生命来捍卫自己一旦认定就誓死不变的信仰。这种人不屈不挠，肝胆相照，即令走上刑场、也是双眸含笑。后一种共产党人，沈醉虽然认识不少，但是他真正了解对方内心世界的，只有两位。
一为叶挺。沈醉称之为“仁人志士”。1941年，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指令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在皖南纠集七个师，围攻新四军。新四军军长叶挺被俘后，先被关押于上饶，后被囚禁于桂林，1943年被解送重庆。国民党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与叶挺旧有交往、此时两次去重庆林森路望龙门二十二号看望叶挺。陈诚希望叶挺暂时屈就一下去担任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叶挺当即断然拒绝，表示除了恢复新四军由他继续担任军长，同时惩办顾祝同而外，其他任何事情他都不会去做。抗战胜利后，毛主席在重庆向蒋介石提出用马法五交换叶挺。当时任军统局总务处处长的沈醉得知消息后，特地去中美合作所东南角烘炉厂附近半山坡上的一座小平房内看过叶挺。基于对人的研究的兴趣，沈醉产生了一种好奇的心理：军统监狱中囚禁的国民党高级将领获释出去以后，第一件事情是与家人见面，或是去吃好东西；共产党的高级将领获释后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沈醉直言不讳地问了叶挺。叶挺回答说：“我将来出去的第一件要办的事，便是请求党恢复我的党籍！”沈醉带着不可思议的神态，把叶挺的这句话报告了军统头目戴笠。戴笠沉思之余，作出了发自肺腑的解释：“共产党人的可怕，就是在这些地方。”
二为江竹筠。沈醉称之为“女中豪杰”。当年在中美合作所最西端的渣滓洞看守所里，沈醉和徐远举一起审讯过这位共产党川东地下工作者。江竹筠被带进审讯室的时候，虽然披头散发，却是神态自若。她昂起头，侧身对着壁头上的窗口。徐远举勃然大怒：“你傲慢什么！今天不说，我当场扒掉你的衣裤！”江竹筠慢慢回过头，望着徐远举冷笑道：“我连死都不怕！”沈醉正欲说话，江竹筠上前走了一步，涨红着脸颊，以不可遏止的愤懑，指着徐远举说：“我告诉你，你侮辱的不是我一个女性，侮辱的是我们民族女性的全体、其中包括你的母亲和你的姊妹！”江竹筠的声音缓慢、低沉，但却像闪电一样轰击了沈醉，他条件反射似的垂下了头。就在徐远举果然唤进打手的时候，沈醉在桌子下面踢了他一脚……
小说《红岩》里面的严醉、徐鹏飞、沈养斋的形象原型，便是这里的沈醉、徐远举、周养浩。国民党战犯大集中前，《红岩》作者罗广斌就审讯江竹筠一事在重庆白公馆采访了沈醉。说来奇怪。沈醉宁肯把自己建议将十根竹签打进江竹筠手指的暴行告诉对方，也不愿披露徐远举下令“当场扒掉衣裤”的细节。这件迫使当事者即令在当事之后的若干年内也耻于启口的事情，沈醉终于在一种不可抵御的感召力量的威逼下，私下吐露出来。
其实，真正的秘密在于：沈醉为什么要踢徐远举一脚？
沈醉的母亲这样对自己的儿子说过：“一个人可以不做官，但是要做人。”沈醉并不是生下来就要做鬼的——我们没有理由否认：他也曾偶然良心发现，在力图做人。
但是，沈醉直到获赦释放以后，才知道自己半辈子的罪恶的特务生涯，为他塑造了什么样的形象，也就是他“力图做人”的愿望，最终得到什么样的结果：一天，沈醉接到一位朋友的电话，说是他的小女儿想看看“严醉”的模样，未知“严醉”可否同意。沈醉表示欢迎，然后特意为这位不曾见面的小姑娘，准备了两盒上等的糖果。不一会儿，客人来了。沈醉开门之时，只看见来了他的朋友，于是问道：“你的小女儿呢？”朋友笑道：“来了来了。”沈醉急了：“来了怎么不见人呢？”朋友没有回答，却指了指自己的背后。沈醉笑道：“好哇，你这个小丫头还要给你沈伯伯捉迷藏呢，看我逮住你！”未待沈醉一步上前，只听得小姑娘“哇”的一声，猝然后倒，惊恐良久。
虽然沈醉对自己面目的可怕程度的估计，远远没有像将要发生的事情那样严重，但是他现在把自己作为人来理解的时候，意念便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动摇。他在日记里这样写道：“国民党做人，把效忠蒋介石、效忠剥削阶级作为最高标准；共产党做人，把效忠人民、效忠民族利益作为最高标准，所以今天我在小组发言说，共产党教我重新做人。”
然而仍旧是做人无别、标准有异。国民党台湾当局公布的沈醉已遭共产党杀害的谣言被戳穿后，又宣布他的“人格死了”。显而易见，这样的宣布是草率的，至少是仓促的，即使按照欧洲资产阶级启蒙主义者“返回自然”门之时，只看见来了他的朋友，于是问道：“你的小女儿呢？”朋友笑道：“来了来了。”沈醉急了：“来了怎么不见人呢？”朋友没有回答，却指了指自己的背后。沈醉笑道：“好哇，你这个小丫头还要给你沈伯伯捉迷藏呢，看我逮住你！”未待沈醉一步上前，只听得小姑娘“哇”的一声，猝然后倒，惊恐良久。
虽然沈醉对自己面目的可怕程度的估计，远远没有像将要发生的事情那样严重，但是他现在把自己作为人来理解的时候，意念便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动摇。他在日记里这样写道：“国民党做人，把效忠蒋介石、效忠剥削阶级作为最高标准；共产党做人，把效忠人民、效忠民族利益作为最高标准，所以今天我在小组发言说，共产党教我重新做人。”
然而仍旧是做人无别、标准有异。国民党台湾当局公布的沈醉已遭共产党杀害的谣言被戳穿后，又宣布他的“人格死了”。显而易见，这样的宣布是草率的，至少是仓猝的，即使按照欧洲资产阶级启蒙主义者“返回自然”的说法，沈醉也只能得到“复苏”而不是“死亡”的结论。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他在漫长的岁月里，分明为共产党人有意识地为理想的社会而战斗的精神所刺激，从而由记忆的库房中发掘出来已经不具有交罪色彩的珍贵的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