囚禁国民党将军们的功德林被称为一所学校，倒不因为其间有一个图书室。这所学校的真正含义，还在于它在监狱的外壳下包容着可以尽量呼吸的空气。

上帝赐予功德林以特殊的幸福。

匈牙利事件和中国反右斗争相继爆发的公元1957年，当高墙外广大的知识分子正在经受一次战争的洗礼的时候，高墙内罪恶的战争分子却进行了一场学术性辩论。

辩论会是北京战犯管理处官方主持的。

题目是：孙中山先生是否接受了共产主义？

自愿参加这场辩论的一百二十多名国民党将军先后在学习委员会报了名。学习委员会将他们分为甲、乙两组。甲组是论题的否定者（约有八十人），乙组是论题的肯定者（约有四十人）。每组各派两至三名代表发言。甲组发言人是杜聿明、文强、王凌云，乙组发言人是宋希濂、梁子青。

当双方首席发言人杜聿明、宋希濂昂首挺胸走进会场的时候，人们很容易想起历史的一幕：1948年10月，蒋介石决定放弃郑州之后，刘峙即将该地前进指挥部撤至徐州。在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主任人选问题上，刘峙建议国防部遴选黄埔军校第一期出身、曾任兵团司令以上、资深而有作战经验、能孚众望者一人，以副总司令名义兼任前进指挥部主任。国防部长何应钦同意此案，并以何应钦系的两员大将：华中“剿总”第十四兵团司令官宋希濂和东北“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为最佳人选，签请蒋介石核定。事隔九年，北京功德林战犯当中的两位干部：学习委员会生活委员宋希濂和缝纫组组长杜聿明又同时站了出来，接受真理的挑选。

这应该是历史的另一幕——目击者说，宋希濂由于讲话声音太大，额上渗出了汗珠；杜聿明由于挥臂用力过猛，不得不解开领扣——如果我们给这个镜头配上声音，那么可以在辩论会记录稿里摘取如下段落。

乙组：

一九二二年，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最低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民主共和国。”

一九二四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宣言》中，孙中山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民族主义主张“中国民族自求解放”，即对外反对帝国主义；“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即对内反对民族压迫。民权主义主张普遍平等的民权，使民权“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民生主义主张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反对土地权“为少数人所操纵”（稍后，又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反对私人资本“操纵国民之生计”。

不难看出，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最高纲领与共产党的共产主义的最低纲领基本原则完全相符，因此我们认为，孙中山提出新三民主义的本身，就是接受了共产主义。

甲组：

我们并不否认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在历史发展阶段上的联系，但是这是两回事，两个概念，两个范畴。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他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工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共产主义社会。”可见共产主义属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范畴。孙中山虽然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但是这只能使它在新的历史时期获得新的内容而不能改变三民主义属于资产阶级革命的范畴。关于这一点，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对《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这篇宣言，区分了三民主义的两个历史时代。在这以前，三民主义是旧范畴的三民主义，是旧的半殖民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三民主义……在这以后，三民主义是新范畴的三民主义，是新的半殖民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三民主义……”

所以我们的看法，孙中山作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家，他没有而且不可能接受共产主义……

这里不存在“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的情况，但是用文人的方式来解决武人的问题，毕竟是困难的。四个小时过去了，虽然两个小组各自得到了结论，然而辩论会的结论是：谁也不服谁。

人们的眼睛朝前望去。那里坐着管理处主管学习的一位副处长和一位科长。由于功德林的共产党人具有不急于表态的习惯，所以人们只能通过他们的神情去判断两组的胜败。但是这种判断也是困难的，因为在甲组发言时，副处长笑了，在乙组发言时，科长笑了。

被黄埔同学尊称为“扩大哥”的曾扩情，事后对辩论的双方说：“不晓得哪个出了这样一个好题目，既温习了三民主义，又学习了共产主义——所以你们都胜利了；共产主义当然比三民主义好——所以我们都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