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德林的学习是分阶段进行的。这种阶段性，体现在每一个报告会上。

平日各个小组通过看书、读报、座谈、讨论，人们各自得到自己的结论。倘若属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情形，则被组长认为“枝节不争”；倘若属于“是非不明、黑白不分”的情形，则被组长认为“原则不让”。于是各个小组的“黑靶”，纷纷集中到学习委员会那里。学习委员会则在被认为背有“红箭”的人们当中，每次推选出一个人作专题报告。这就是功德林报告会的由来。

报告会是功德林的盛会。每到这一天，来自八角楼下的将军们，手挎马扎，排着队伍，走进戊字胡同，在走廊西侧坐下。会场前方有一张木桌，木桌前方有一张木椅。木椅比马扎并没有高出多少，可是坐在木椅上的报告人，将享有功德林最高的荣誉和地位。

这天的报告人是国民党第四十一军中将军长胡临聪，他的报告题为《我对自由与民主的体会》。

胡临聪在《新生园地》上发表过一系列研究自由与民主的论文。现在就在距他仅有三十米的右侧壁头上，还贴着他的一篇新作。他的文章使得众人五体投地，而文章的作者正坐在众所瞩目的讲坛上，这该是多么激动人心的事！但是胡临聪是谦虚的，为了今天的讲稿，他花费了几天的精力。他明白，他是第八组的骄傲，就在刚才走出庚字胡同的时候，他的组长郑庭笈还拍着他的肩膀说：“现在战幕已经拉开，我祝你凯旋！”

胡临聪向人们弯了弯腰，然后直挺挺地坐在木椅上。他利用人们翻开笔记本的机会，伸手去摸讲稿。中山服有四个衣袋，他忘了哪个衣袋装着他弥足珍贵的讲稿。第一个——没有，第二个——没有，第三个——也没有！第四个——有了！可是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讲稿竟变成了手帕！胡临聪把手帕掏出来，擦干了额上的汗水，然后抬头眺望壁头上的论文，可惜早没了挂在胸前的望远镜……

沉着是军人的秉性。

胡临聪开始了赤手空拳的战争：“自由……18世纪，民主……英国女王……”

郑庭笈猛地站起身，差一点儿没有抓起马扎朝胡临聪掷去：“你在搞些啥名堂？伸手摸摸裤袋，看讲稿还在不在！”

胡临聪终于摸出了讲稿，从而获得了大炮：“第一，民主与自由服从阶级利益：民主与自由是有阶级性的，民主与自由只有具体的没有抽象的。资产阶级民主与自由的口号在18世纪起过骗人的作用，直到《共产党宣言》问世，才将它揭穿。第二，民主与自由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在英国第一次出现议会，就是资产阶级派代表监督英王对金钞如何用法。民主与自由不可能离开经济基础，资本主义的民主与自由是为私有制服务的，社会主义的民主与自由是为发展公有制服务的……”

邱行湘坐在马扎上，在人们的哄堂大笑中，记录了胡临聪的报告。他不敢嘲笑胡临聪，并不是出于少将对中将的态度，他觉得胡临聪即令是纸上谈兵，也显示出战略地带的宽阔。他羡慕胡临聪坐的那把木椅，要是他能坐在上面，哪怕有人捡起石子掷他，他也心甘情愿。但是，他没有资格，他只能坐在马扎上面，记录一个又一个报告人的发言。

合作化是不是搞糟了呢？我看不是。以生猪为例子。过去养猪是农户的副业，现在算在工分里了，这样就提高了生猪的成本，收购价比过去提高了；过去养猪是为了积肥，现在由农业社积累资金，对于肥料收价定得低；饲料问题不能解决。由这三个原因造成的减产，不能说是合作化制度的问题，而是技术问题，是新旧关系变化的问题。

记录在邱行湘的笔记本上的这段文字，是周振强在一个报告会上的发言。就是那个老是把“昙花一现”念成“云花一现”的周老黑，居然换了件崭新的蓝咔叽中山服，坐在木椅上，摆开架势作起报告来了。这对于邱行湘来说，简直是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然而，世界上发生过的事情，都是真的，邱行湘不得不在红色封面的笔记本上，写下“周老黑”三个字。而他每次用端正的字体记录别人的文字，总感到自己面前出现了一片空旷的荒地。

是的，戊字胡同走廊，不再被邱行湘像往日那样，当作北京的王府井、南京的新街口，弥漫着繁荣的气息。当他一个人站在走廊上的时候，曾经看见杜聿明的手、黄维的眉、胡临聪的悲、周振强的喜，连同刘镇湘的影子。现在，他突然发现，出现在脚下的，原来的那块荒地变成了宽阔的跑道。他不愿在这里久留，他的目光顺着那些奔跑的人们的去向，来到了一个新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