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包启昌先生是上海的著名历史特级教师，又和您在同一所学校，请问他对您教学风格的形成有什么影响？

钱：我的老校长包启昌是上海第一位历史特级教师，他的教学思想对我影响很大。我理解他所力主的“一堂课一个中心”的教学原则，是一种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的教学智慧结晶。包先生对每一堂历史课“中心”的确立，是基于对教材的整体把握，以及对历史学科教学中贯彻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整体思考。他把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分解成若干小概念，在每一节历史课中，作为课时中心加以落实。20世纪90年代，我按照这个原则，处理并执教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一课，获得了全国历史课堂教学评比一等奖，评委夸奖道：有点儿老包的味道。

在新课程背景下，我扬弃其中片面强调让学生接受“概念”的缺陷，结合自己的实践，对“一堂课一个中心”的教学原则做了新的思考和诠释。第一，这个原则符合现代方法论——“系统论”思想。新课程要求历史教学落实三维目标，比传统历史教学的目标宽泛得多，要求也高得多。只有把历史教学的总体任务，分解成若干子任务，按照教材的自然章节逐项落实，才能有序完成。这有利于解决当前教学内容多、课时有限所带来的实际困难。第二，贯彻这个原则有利于紧扣每节课的核心概念，抓住重点，兼顾其他，提高课堂教学的科学性和实效性，有利于克服目前部分历史教师中存在的学风浮躁的现象。

我通过目前工作的各个渠道，如上课、编写教材与教师教学用书、培养青年教师、开展教学研究、进行单元和课时设计等，在本市和兄弟省市宣传和落实这个原则，以提高历史教学质量，促进历史教学的有效性，推进课程教学改革。

问：您常说，历史教学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不同的教师会形成不同的教学风格。虽然您受包启昌先生的影响，但还是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钱氏”风格。能请您对自己的教学风格做一些描述吗？

答：由于教师个人特点不同，在处理教材、实施教学计划时，会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如同作家和艺术家一样。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是一个教师成熟的标志。1996年，我在申报特级教师时曾写道：“博采众长，形成自己的教学风格。”现在看来，博采众长是事实，而形成自己的教学风格则是大话，只能说是一种我所追求的风格。

年轻时，我曾磕磕巴巴地读过一遍《史记》，司马迁寓理于史的写史风格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拨乱反正后，上海历史教坛群星荟萃，包启昌先生的“概念教学法”和“一堂课一个中心”的教学原则、吕登来先生的“小零件”、蒋衍先生的“挖潜台词”、郭景扬先生的知识结构图等对我都很有影响。我敬佩他们，也知道我成不了他们，但也不能停留于简单模仿。在博采众长的同时，分析自己长处：我是女教师，感情比较细腻，普通话也还可以，还擅长讲故事（必要时可以模仿刘兰芳讲一段）。况且我还年轻，知识结构比较新，面对历史学科承担的“知识”“能力”“情感”三大任务（当时的提法），要形成“寓理于史，寓情于史”的情感教育的特色，以丰富的史实去感染学生。

记得1988年上海掀起一股“巴拉巴拉”风，许多青年要到日本等发达国家去。我看了一本《德国近代史》，上面记载着一串耐人寻味的数字：1871年德国统一前，离开德国的人逐年增多；德国统一后，出国的逐年减少。书中还介绍了德国著名科学家霍夫曼到英国、法国学习了先进的化学知识，却在统一前回到德国，运用所学知识创建了新兴的化学工业，使德国经济由此腾飞。我结合教材补充了这些史实，并向学生简要表达了我的观点：“我理解在祖国还不富强的时候出国的人，更敬佩像霍夫曼那样学成归国、用先进的技术使祖国富强起来的人。”一位获得全市中学生历史竞赛第一名的学生在出国前表示，一定会记住我的话。

为了寓理于史，寓情于史，我围绕教材积累了比较丰富的史实，熟记在心。1995年，在电视高级中学邀我主讲中国近代现代史（36讲）时，占了不少便宜。当时任务很紧，在暑假的七个星期中，每星期要录四节课，每节课提供4000字到5000字讲稿，还要配上一些视频资料。我没有时间查资料，每天只能凭记忆默写史实。在录像时，一口气背下来，每次拍摄都是一次完成，没有返工，一个暑假完成任务近80%，被摄制者视为最佳合作者（笑）。当然，这种授课风格是基于当时的教育大环境之下，历史课堂教学总体上还是以教师为中心、以教材为中心而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