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后半叶出现了两大重要教育思潮，不仅影响了20世纪50年，而且还将在21世纪产生重大的影响。这就是终身教育思潮和全民教育思潮。

20世纪60年代，由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引起生产和生产方式的不断变革，由此造成劳动变换、工人流动，于是，有识之士提出了终身教育的思想。这种思想一出现就受到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的重视。正如《学会生存》的报告中所说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东西足以和我们现在所说的科学技术革命所产生的后果相比拟。”又说：“教育的目的，就它同就业和经济进展的关系而言，不应培养青年人和成人从事一种特定的、终身不变的职业，而应培养他们有能力在各种专业中尽可能多地流动并永远刺激他们自我学习和培训自己的欲望。”这和100多年前马克思讲的，“大工业使下面这一点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用适应于不断变动的劳动需求而可以随意支配的人员，来代替那些适应于资本的不断变动的剥削的需要而处于后备状态的、可供支配的、大量的贫穷人口；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何其相似。简言之，现代生产需要全面发展的人，而这种全面发展的人只有不断学习才能做到。这反映了现代先进生产的要求。

第二个思潮是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实际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民主运动的高涨，全民教育的思想早已提出来。1990年在泰国召开的世界全民教育大会把这一思潮推向一个**。会议发表了《世界全民教育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和《满足基本学习需要的行动纲领》，使全民教育成为各国政府的行为。《宣言》提出，“每一个人——无论他是儿童、青年还是成人——都应能获益于旨在满足其基本学习需要的受教育机会”。并特别重视基础教育的发展和改革，强调要“广泛提供机会和促进平等”“扩大基础教育的手段和范围”，采取措施“减少差别”。

根据终身教育和全民教育思想的要求，我认为21世纪中国教育应特别关注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21世纪初我国的教育仍然应该把基础教育放在“重中之重”的地位。15年来，我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成绩是巨大的，但是不能否认，它的基础是很薄弱的。表现在：（1）还有15%的人口地区没有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已经验收普及的地区，不仅有水分，而且水平并不高。（2）流失率高。（3）基础教育的投入在减少，特别是农村费改税以后，乡镇一级已没有能力来支撑教育的发展。

近年来社会上出现了一股高教热。但是决策部门如果头脑不冷静，不把基础教育放在重中之重的地位，15年来“普九”的成就会动摇，会倒退。那是非常危险的。不仅国民素质得不到提高，高等教育的发展也失去了基础。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应该特别重视农村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的教育。我有一种感觉，我们今天讲教育改革，讲教育现代化，总是着眼于发达地区。先进的课程也好，网络教学也好，都只有发达地区或者中等发达地区的发达城市才能办得到，大片农村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恐怕连想都不敢想。广大农村地区、贫困地区的教育需要什么，如何帮助他们解决困难，似乎很少有人研究。我认为，中国的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是不可想象的。前一个时期有一家媒体宣传，我国人均GDP已达800美元，已经进入小康社会。但我们还应该想到还有不少人生活在贫困之中。贫困地区的教育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

西部开发也应该把基础教育作为最基础的工程。因为西部的开发归根到底要依靠西部人民，依靠西部人的整体素质。资金可以引进，先进科技可以引进，甚至于掌握高新科技的人才也能引进，但全民的素质能引进吗？显然不能，只有靠教育，首先是基础教育。

只有把农村地区、贫困地区的基础教育搞好，才能谈得上满足全民的基本学习需要，才能谈得上教育的平等和公正。

第三个问题是，我们要特别关注处境不利人群的教育。这里主要指的是城市中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以及障碍儿童的教育。

对于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有些城市已经制定了政策，为他们办起了学校。但大多数城市还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使他们能够得到学习的机会。有些城市中部分人还错误地认为户口不在本地的人，本地没有经费提供给他们的教育。外来人口为城市建设做出了贡献，他们也是纳税人，他们的子女有权享受教育的机会，当地政府有义务给外地人口及其子女提供学习机会。

对于障碍儿童教育，我国的特殊教育事业还很不发达，需要教育部门特殊关注。

总之，要贯彻终身教育思想，要满足全民的学习需求，就必须关注处境不利人群的教育。对此，许多国家都有特殊的政策和法律。我国要进入现代化行列，就应该重视学习化时代的全民教育。

[1] 原载《教育信息报》2001年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