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什么叫终身教育
我曾经三次访问法国。第一次是1974年。那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恢复我国的席位不久，召开第18届大会，我作为代表团的顾问出席了这次大会，在巴黎住了50天。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会可谓马拉松会议。会议日程大致是这样安排的：第一阶段是全体大会，进行一般性辩论，各成员国的代表团长发表政策性演讲，大约开20天；第二阶段是分成五个委员会分别讨论教育、科学、文化、财务等具体问题，首先也是一般性发言，然后是表决各成员国的提案，大致也是20天左右；第三阶段又是大会辩论，约10天。近些年来，为了节约经费，会期已缩减了一半。
我参加的是教育委员会。当时是“**”后期，代表团的任务主要是去“反帝反修”，因此主要力量都放在大会辩论上，另外是会下与其他国家的代表团频繁接触，争取他们的支持。所以不大重视分委员会的工作。
我在这次会上第一次接触到“终身教育”的问题，并且还闹出了笑话。
开会之前，中国代表团做了认真的准备，在国内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研究各种文件资料。我负责教育方面的资料。教育方面的提案有一百多条，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提出要为扫除文盲、普及初等教育立项；另一类是提出要为成人教育、终身教育立项。前者都是一些不发达国家，即第三世界国家提出来的；后者则是工业发达国家提出来的。什么叫终身教育？使我犯了难。学习研究了20年教育，却不知道什么叫终身教育。问问周围的学教育的人，也说不知道。于是当时就认为，既然都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提出来的，肯定是资产阶级教育思想，我们不能支持。等到表决立项时，凡是扫盲、普及初等教育的项目，我都举手赞成；凡是终身教育的提案，我都投了弃权票。当时阿尔巴尼亚与我国关系较好，他们的代表坐在我的右前方，他总是回头来看我，见我举手他就举手，见我不举手他也不举手。有一次，法国教育部长在凡尔赛宫举行招待会，招待各国代表。聊天交流时有一位澳大利亚的代表问我：“中国是怎样解决青年的失业问题的？”我一句话就把他顶了回去，我说：“中国没有失业问题，中国的中学毕业生全部上山下乡，农村有广阔的天地。”当时觉得立场很坚定，现在想起来都感到脸红。“**”后我们才知道，196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通过了终身教育的议案，以后，许多国家都把终身教育列为教育改革的课题，并立法执行。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成立了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由曾任法国总理的埃德加·富尔为主席，通过调查研究写出了一份报告，即著名的《学会生存——世界教育的今天和明天》一书。该书详细地论述了战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给社会带来的变化，指出学习社会已到来，只有终身学习才能适应时代变化的要求，终身教育被列为现代教育的重要标志。可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我国正在大搞“**”，不仅闭关自守，而且夜郎自大，对外界新鲜事物一概不知。1980年当我研究现代生产与现代教育时才发现，其实马克思早在一百多年以前就说过：“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而所有以往的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本质上是保守的。”又说：“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他指出，劳动的变换是不可克服的自然规律，正因为如此，需要用全面发展的人来代替片面发展的人。只有把生产劳动与教育结合起来，才能培养全面发展的人。这里面就蕴含着终身教育的思想。可惜当时我们天天讲要学习马克思主义，但对马克思的话并未学懂。不仅是因为我们当时受到“左”的思想路线的影响，还因为我们还处在小农经济的社会，很难理解工业社会发展中的问题。今天再来看这个问题就比较清楚了：没有终身学习，就不可能适应瞬息万变的世界。也可以理解，为什么马克思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大工业生产的生死攸关的问题。
在巴黎50天，我们还游览了许多名胜古迹，如卢浮宫、埃菲尔铁塔、凡尔赛宫、巴黎圣母院等，当然也参观了几所学校，听了音乐会。我喜欢巴黎，不仅因为它是历史名城，更因为它充满了浓郁的文化气息。那里有许许多多博物馆、艺术馆，而且常常免费向游人开放，如卢浮宫，当时是每星期日免费参观，现在是每月第一个周日。据最近报道，巴黎地区100座历史文化遗迹从1999年10月开始，每月第一个周日都免费向游人开放。我们同行的几位同志就享受到了这种优待。巴黎还经常有各种文化节日、沙龙等，你可以在地铁等公共场所看到各种海报。
巴黎保留着古老的建筑艺术。街道不宽，但非常宁静。漫步在这些街道上，使人心旷神怡，非常惬意。在巴黎市中心，看不到高楼大厦。现代化的建筑都建在市郊，现在那里当然也变成市区了。许多巴黎人都讨厌现代化建筑，认为它破坏了巴黎的古都风貌和文化传统。
塞纳河在巴黎市内绕了两个弯，给巴黎增色不少，使巴黎显得更有活力。河上建有35座桥，不仅方便了交通，而且成了美丽的风景线。有的桥装饰着艺术雕塑，如亚历山大桥，历史悠久，古朴壮丽，是游人必到的地方。市区还有几处森林公园，市西的一个占地面积几百公顷。公园里有跑步的青年人，有漫步的老年人，也有牵着爱犬的男男女女，还有四个人或三个人同骑一辆自行车的。塞纳河和森林公园给巴黎增添了无限的魅力。
不寻常的经历
第二次实际上不能说到过巴黎，只是路过一下。但那次却是一次不寻常的经历。
1990年夏天，我和周南照去参加在马德里召开的欧洲比较教育学会年会及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执行委员会。本来是经法兰克福转机，但西班牙签证却到临走的一天才取到，赶到机场，经法兰克福的飞机已经开走。只好改乘经巴黎转机的飞机。谁知到了巴黎戴高乐机场发现转马德里的飞机要从奥利机场起飞。戴高乐机场在巴黎的西北，而奥利机场则在巴黎的东南。必须先入境，再经过市区才能到达奥利机场。可是我们没有办理进入法国的签证，只得到机场派出所办理临时签证。当时还没有欧盟国家免签证的规定，因此办理临时签证的手续特别麻烦。几经周折，在派出所门口站着等了三小时多，最终也没有让我们入境。最后是由两名警察陪同我们到奥利机场。一路上倒也再一次欣赏了巴黎夏日的市容。
因为购买的是来回票，从马德里回来又要经过巴黎。有了上次的经验，胆子也就大多了。很巧，和我们同机的有一位法国第戎大学的比较教育学者，是一位老太太。她很热心，知道我们的困难以后，就主动来帮助我们。在奥利机场她帮我们找到机场派出所，几句说明，警察立即带我们入了境。办完转机手续，她又带我们直奔机场公交站。当时已过午夜12点，居然让我们赶上了最后一班开往戴高乐机场的公交车。可惜我们没有来得及向她说一句感谢的话。而她下飞机后连自己的行李都没有来得及拿，至于那么晚了，她又是如何到火车站再回第戎的，更是不得而知了。
在马德里
在巴黎机场折腾了一整天，1990年7月5日我们到马德里的时候已是晚上七点多钟。打电话到开会的地方，早已散会。我们不知道代表们住在哪个饭店，不知道到哪里去报到。在国外，没有办法的时候就找“娘家”——大使馆，必然会帮你排难解困。果然，电话打到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馆，使馆办公室立即给我们订好了饭店。到达饭店天已完全黑了。饭店很小，设备也很简陋，标准间很小，卫生间里的牙刷刚塞进嘴里就掉毛，弄得我一嘴都是毛。但价格可不菲，每天要90美元。第二天赶紧又给使馆打电话。接电话的是一位女同志，听说我是北师大的，她立刻亲切地叫我顾老师。她说，她是20世纪60年代初师大附中的学生，她知道我要来马德里，但不巧出差在外，未能去接我，感到很抱歉。她要我们搬到使馆经贸处去住。在国外遇到学生，使我感到无比欣慰。
欧洲比较教育学会年会已经开过一天。好在我们主要是来参加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的执行委员会的。执委会要讨论第八届世界比较教育大会在北京召开的问题。这次执委会开得很艰难。由于1989年北京的政治风波，西方国家联合制裁我们。这些国际学术团体表面上标榜只谈学术，不谈政治，实际上都把政治放在第一位。原本1987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执行委员会全体执行委员通过决议，1991年第八届世界比较教育大会将在北京召开，但是西方国家的委员居然借口北京由于政治风波而缺乏条件，在1989年的蒙特利尔会议上就企图推翻这个决议。几经斗争，同意第二年在马德里的执委会上再最后决定。本以为经过一年的时间，大家的头脑会冷静下来，但是没有想到西方顽固派却坚持要推翻里约热内卢的决议。尽管我们的国际友人如印度的斯卡拉博士、英国的埃德蒙·金教授、加拿大梅斯曼博士等都支持我们，但总是寡不敌众。几经斗争，形成了一个妥协的方案：鉴于东欧国家剧变的形势，由于大家关心那里的教育，执委会决定下届大会先在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召开，1993年再在北京召开第九届世界比较教育大会。执委会还选举我为双主席之一，负责筹备组织北京的大会。可惜后来因为台湾学会的名称问题，北京大会未能举行。
7月7日，大会组织我们去参观西班牙著名的塞哥维亚（Segovia）古水渠遗迹。这个水渠据说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渠高三十余米，都是用巨石砌成，渠下是两层拱形的门洞，十分壮观。水渠就建在镇上，拱洞成了交通道口。镇也由于古水渠而出名，成了西班牙旅游胜地，游客如云。小镇不大，但很宁静，布满具有西班牙风格的建筑，有哥特式的住宅、中世纪时代的古教堂，历史文化气息浓厚。
这一天正值一个小城市的文化节，下午我们就去参观了他们的节日聚会。小小的广场飘满了节日的彩旗，还有一尊大炮。约莫下午7点多钟，夏天的太阳刚刚开始向西沉落，中小学生的鼓号队走街串巷地来到广场，居民们也从四面八方涌入广场。广场一侧的一幢建筑二楼的阳台就是主席台，市长站在上面发表了简短的演说。放了几声礼炮，狂欢就开始了。那种狂热的场面我们一般只是在电视里见到过。晚上10点钟，主人领我们去听音乐会。都是由市民和中学生表演的民族音乐舞蹈。西班牙本来就是能歌善舞的民族，他们的歌舞引起了各国代表的极大兴趣。
这一天的晚餐在午夜12点钟才开始。等到我们回到使馆招待所，已经是第二天凌晨3点钟了。我们很不好意思地敲了使馆的门，向开门的同志一再道歉。但是他笑着对我们说，在西班牙这是常事。西班牙人的习惯刚好与我们中国人相反，中国人主张早睡早起，西班牙人是晚睡晚起，上午要到10点钟才开始上班。这么说来，我们那天到西班牙驻北京使馆取签证等到9点半才取到就不足为怪了。
与巴黎第八大学交流
1999年11月22日至12月13日，我第三次访问巴黎，这次是与巴黎第八大学教育系的交流活动。按照协议，他们每年有2名教师访问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我们则有3～4名教师访问巴黎第八大学教育系。
11月22日我们抵达巴黎戴高乐机场。虽然当地时间还只是下午5点，但北京时间已是午夜12点钟。为了适应时差，虽然大家都困倦异常，但还是熬到当地时间10点钟才睡觉。
法国人的接待工作可完全与我们不一样。我们接待外国学者，首先要安排好他们的吃和住，总要派一名翻译兼陪同，把生活费送到他们手里。他们可不是这样，从机场把我们接到住处，告诉我们第二天去办手续，第三天到学校去见面，就和我们拜拜了。第二天，我们只好自己去办手续，首先要领取生活费，才不至于饿肚子。先是到了教育部外国学者、留学生服务中心，又把我们介绍到巴黎学区的服务中心，拿到了支票又要到财政厅才能领取到现金。折腾了一上午，转了大半个巴黎。其手续之烦琐是其他国家不多见的。可见外国人办事效率也不高，法国这个中央集权的国家恐怕尤其如此。好在巴黎的地铁很方便，一张票只要不出地铁可以随便换乘各种路线。地铁还可以购月票或周票，每张票8法郎，但周票只要109法郎；也可以一次购10张票，而且只要50法郎。
巴黎第八大学是1968年新建的大学，是1968年学生民主运动，他们称之为“五月风暴”的产物，素有民主传统，坐落在巴黎的市区最北部。校舍不大，没有围墙。图书馆就临街，而且跨越了一条主要街道。既没有体育场，也没有宽广的草坪。完全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大学。但是它是法国唯一的开放性大学，很有特色。它的特点是学校不受年龄、学历、职业、国籍所限，向所有人开放；不仅白天开设各种课程，晚上还开设各种课程，因而继续教育在课程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学校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校舍虽小，但在校学生却有两万余人，其中外国籍学生就有八千多，所以可以在校园中看到各种肤色的学生。
教育系也很小，就在教学楼的四层，小小的一间办公室，一名秘书。系主任的办公室又兼会议室。走廊两旁的墙是木板镶起来的，上面贴满了课程表、学生的成绩单、各种通知和海报，如第七大学或其他大学有什么讲演或学术活动，还有各种招聘广告，哪些单位需要什么样的人员等。系里只有十几名教师，却有一千余名学生。
我们分别给教育系的学生讲了几节课，主要是介绍中国的教育和我们各自研究的课题。他们的课程安排与我国不同，每节150分钟，如教育系的课大多是在下午，2点至4点半为一节，以后是4点半至7点，7点至9点半。中间可以休息一次，由老师自由决定。课堂教学也与我国不一样，老师讲得很少，主要是互相讨论。有的时候是老师指定一本参考书，让学生事先阅读，课上进行讨论。我们还参加了几次他们的课，其中一次是11月24日下午2点至4点半，是一节成人教育文凭课程，内容是讨论文化问题。因为我们去听课，老师就让学生向我们提问题。我知道他们都是成人学员，因此先让他们报一下身份。结果是各种职业都有，有扫盲工作者，有公司职员，有一位是巴黎著名百货商店的女经理。他们大多从事人员培训工作，有的已经有学位，但为了取得成人教育文凭，到这里来修学成人教育课程。他们提了许多问题，从计划生育、独生子女教育到妇女地位等，表现出了对中国的广泛兴趣。另一次是12月1日下午，从4点半到7点，是巴尔比教授为教育系四年级学生开的“活动研究”课。我数了一下，共有29名学生，有多种肤色。巴尔比说，他们来自十多个国家。上课特别自由，首先就没有按时上课。巴尔比是系主任，有许多事务要处理，所以迟到了几分钟。也有的学生不准时，课已上了半小时，还有进课堂的。有的学生还没有吃完饭，就端着饭碗一边吃饭一边听课。这堂课主要是讨论贫困问题。老师预先已向学生介绍了一本书，让学生阅读。这本书是一本论文集，由许多人写成，有学者、贫困者本人、关心贫困者的志愿人员，分五个专题，包括贫困的历史、贫困的原因、摆脱贫困的出路等。学生分成五个组，每组负责一个专题，在课上报告了他们的看法，进行了讨论。有一个学生评论说，这本书很好，既有学者的研究报告，又有贫困者本人的陈述，能够理论联系实际，能够听到贫困人的声音。学生还向我们提了许多问题，如中国是如何解决贫困问题的。讨论得很热烈，不知不觉150分钟就过去了。
12月3日我们还参加了一次导师资格答辩会。按照法国的制度，获得博士学位后经过竞争可以应聘为教授，但要当导师，还需要通过一次论文答辩。答辩会在巴黎第五大学进行。答辩的论文题目是关于想象问题的。答辩的方式与我国博士论文答辩差不多，但更隆重，亲朋好友都参加。答辩通过后还在附近的酒店举行一次简单的酒会。
教育沙龙
巴黎那几天到处张贴着海报：“教育联盟”于11月24日至28日举办第一届教育沙龙。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我们一定要去看看。原以为教育沙龙就是教育问题的论坛，亲临其境，才发现大相径庭。教育沙龙在巴黎展览馆第七号楼举行。分上下两层，每层的面积足足有足球场那么大。下层是各种教育机构、研究所、出版社的展亭。有各种资料可以随便取阅，也有一些图书可以购买。有各种小型座谈会，如有一个座谈会，几位嘉宾正在发表谈话，评论互联网对儿童教育的影响，听众看来大多是孩子的父母。展厅一角是大量的电子计算机，一批孩子正在玩电脑，有的父母正在教孩子怎么做卡通。
楼上的展厅是各高等学校、职业学校设立的展亭，给参观者提供各种资料。这里的参观者大多是中学生。旁边一个大厅正在举行演讲会，演讲的题目是有关理科高中生毕业以后的出路问题的。
从教育沙龙的节目单上可以看到，内容非常丰富。每天从9点30分开始，到18点30分为止，每30分钟都有数个讲座和座谈，涉及教育的方方面面。参加沙龙的人很多，大多是中学生、大学生，也有父母带着孩子来的。那几天巴黎的报纸也报道了教育沙龙的盛况，五天中参加者达44万人。
参观国立技术学校
1999年12月2日，我们参观了法国有名的国立马克西米利尔·佩雷技术中学。该校是一所职业高中，又是一所技术培训中心，已有110多年的历史。校址原在市区，三年前才搬到现在的新校址，坐落在巴黎的东南郊，要乘快速铁路才能到达。
学校分两大部分：一是高中部，一是成人继续教育部。高中又分普通高中和技术高中两类，都招收15岁的初中毕业生。普通高中又分文科、经济和社会科、理科，为升入大学作准备，也可以在二年级时转入技术类。技术高中分两个专业：能源和电子技术。技术高中毕业后参加毕业会考，取得文凭，可升入大学或进高等职业学校，也可以就业，从事安装和维修。短期高等职业教育学制两年，有水处理、空调取暖与制冷等四个专业。继续教育有多种多样的课程，有短班有长班，有普通班有提高班。学员一部分是在职的，一部分是失业者。授予文凭的全日制学习一年，部分时间制学习两年。提高班的对象是能够设计小的设备者，一是学设计，另一是学维护。培训结束有证明，但没有文凭。还有应企业要求有针对性的各种培训。全校有正规学生1 200余人，继续教育的学员每天150余人。
这所学校实行一校两制，大部分是公立的；小部分是私立的，有300多名学生，都是部分时间制的。公立部分的老师由国家发工资，私立部分由企业付工资。学生不需缴学费。培训的经费主要靠“学徒税”和“继续教育税”。按照法国法律规定，企业要交工资总额0.5%的学徒税和工资总额1.5%的继续教育税。实际上企业用于培训的费用超过了这个数目，全国达2.5%～3%。企业可以自办培训班，也可以委托他们认为办得好的学校或培训中心。这所学校就是从好几个企业获得经费的。
这所学校的设备十分精良。一楼全部是技术平台，二楼是实验室，三楼是教室。按照四个专业设置的技术平台都是最先进的。学生可以在这里实际操作。辅导的技师也都是取得教师资格证书的技术人员或工程师。陪同我们参观的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来进修的两位老师说，在中国恐怕连高等工科学校都不一定有这么好的设备。
学校设理事会。有一名校长，两名副校长，一名负责正规教育，一名负责成人教育。偌大的学校只有15名职员，8名清洁工。
校长告诉我们，他们很愿意与中国合作交流。1994年就和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建立了合作交流关系。他们很想在中国建立他们的技术平台。
这个学校给我们的印象是：不仅历史悠久，设备先进，而且感到他们与企业的联系特别紧密；办学多样，很有活力；对学生注重实践能力的培养，重视应用操作技能，毕业以后能够在实际工作中解决具体的实际问题。
法国的大学校
我们还参观了两所大学校：一所是高等师范学校，一所是国立桥梁道路学校。法国的大学校是法国高等教育的特色。有人说，不了解大学校，就不了解法国的高等教育。大学校是法国的高等专门学校，创始于18世纪40年代。主要包括工程师学校，高等师范学校，高等商业、经济、管理学校三大类。培养高级工程技术、教育、管理人员。学生不能从中学直接升入大学校，必须经过大学校预科班学习并经过激烈的竞争考试才能入学。预科班设在有名的国立中学里，录取已通过毕业会考的优秀学生。分数学、物理、生物、技术、文学、兽医、经济管理七类，前五类学制2年，后两类学制1年。以学习基础理论为主，课程深度、难度都超过普通大学的一至二年级。学习期满参加各类大学校单独或联合组织的全国性考试，考取者一般不到三分之一。没有考上的可以转入普通大学第二阶段（三年级）继续学习。大学校的规模都很小，一般只有几百人，但设备精良。全国300多所大学校只有学生约8万人，约占全国大学生总数的6%。
法国原本有5所高等师范学校，2所男高师、2所女高师和1所技术教育高师。十多年以前男高师和女高师合并，里昂又单独成立了一所，所以现在有4所高师。这些学校的名称还叫高等师范学校，实际上主要不是培养教师，而是培养高级公务员。在校带薪学习，毕业后要为国家服务10年。
我们访问的是玫瑰泉/圣克鲁高师，是男女高师的合并校，位于玫瑰泉旧址。校舍很小，很不起眼的像普通人家的一个校门就在马路边上。很难让人想到它就是法国青年向往的赫赫有名的巴黎高师。校长奥鲁（Sylvain Auroux）非常热情地接待我们，并设家宴招待我们。而他的家就在他的办公室楼下。他详细地向我们介绍了巴黎高师的情况。
这所高师的专业主要是文科，里昂高师是理科。现有学生约500人。每年招收新生120名，但报考的有6000人，其竞争之激烈可想而知。入学考试分笔试和口试两次。通过笔试而没有通过口试，也算一次资格，对学生来说也很重要。可见大学校在社会上的声誉。学生第一年通过考试取得学士学位，获高级教师资格；第二年取得硕士学位，并进入博士预备班。学习期间可以在任何综合大学听课，文凭也是由大学颁发。这里的课主要是辅导，帮助学生通过高级教师资格考试。因此学生等于同时学两套课程。这里的老师都在大学里兼课。学生带薪学习，每月七八千法郎。毕业以后要到中学实习2年，但与学校没有关系。巴黎高师的培养目标是高中教师、大学教师、高级公务员。我问校长，有多少毕业生任教师，他说大约10%。
校长是研究语言和哲学的，很健谈。他在1997年曾访问过中国，并且到过北京师范大学。他对传统很重视。顺便提一句，巴黎文教界的朋友都很重视传统文化。他们对世界贸易组织（WTO）只重视经济不重视文化很有微词。他们非常重视中国的文化，所以非常愿意与中国学者合作和交流。奥鲁讲，现在是英语统治世界，未来世界要以汉语、阿拉伯语、俄语为主。他还说，全世界单独设立的高师已不多，高水平的只有十多所。他建议成立一个全世界的高师协会。临别时他又送给我们许多书。
国立桥梁道路学校是由一位埃及裔的法国汉语教师陪我们去的。虽然学校已有250多年历史（成立于1747年），但校舍却是新的，位于巴黎郊区。校舍的设计有如桥梁，中间一个大厅有如火车站，全部是玻璃的，透明敞亮，很现代化。但是主人告诉我们，这么豁亮的大厅，设计师忘了装空调，夏天温度可达40多摄氏度。她同时在巴黎大学和这里教汉语，虽然这里的学生只把汉语作为第二外语选修，但因为这里设备先进，所以她还是愿意到这里来教书，她可以利用这里的设备做课件。她带领我们参观了她的多媒体教室，看了她做的汉语课件。
学校负责人告诉我们，这所学校和其他大学校一样，也是从大学校预科班中通过考试录取新生。每年招生120名，但报考的有3600多名。因此选拔的都是精英。在预科班里主要进行基础理论的严格训练，不在乎学多少知识，而是进行科学的思维训练。通过严格的训练，学生具有较高的素质，所以上过大学校预科班的，即使没能考上大学校，也成了一种资格。这所学校是培养高级工程师的，不设学位。
我们又参观了学校图书馆。馆内不仅有大量图书，而且还珍藏着历届学生的设计。馆长自豪地给我们展示了建校初期的学生的桥梁设计图纸。他说法国的许多桥梁都是这所学校的毕业生设计的。
参观学区和中小学
12月10日，我们在老朋友高蒂尔（Pierre-Louis Gauthier）陪同下参观了爱松省的一个分学区和中小学。法国的教育行政管理也很特别：全国分26个学区，每个学区设一名学区长，作为教育部长的助手；学区下面是省，学区督学负责管理全省的中小学；省下面设分学区，由省督学负责管理分学区的小学和幼儿园，中学则由学区督学负责管理。爱松省有23个分学区。分学区的划分不是按社区，而是按教师的人数，平均每400名教师设一名督学。
我们参观的是一个“教育优先区”。什么叫教育优先区？省督学格里尼（Grigny）告诉我们，这里是移民区，外籍劳工很多，比较贫困，文化水平也低，儿童处于不利的环境中。这里中小学生的水平在全国中小学评估中比平均分还要低20%。因此需要优先发展。政府要增加教育投入，而且规定：每班学生可以少一些，小学最小的班只有12名学生；教辅人员可以多一些；在特殊学校工作的教师还有补贴等。
这个分学区设一名省督学，下设一名秘书和三名教学顾问，管理17所小学，24所学前教育机构，373名教师。督学的职责是帮助这些教育机构和教师提高教育质量。督学格里尼原来是一名幼儿园园长，通过竞试考取的，到任不到半年。她说她正在分学区中建立一个网络，把小学联合起来，与初中合作，并由初中来指导小学，每个网络的负责人即是初中的校长，目的是协助有困难的学校，提高分学区的教育质量。
督学的大量工作是对教师工作的评估。每年大致要评估60～90名教师。评估之前要预先通知教师。然后去听课，与老师谈话，检查作业、备课笔记，了解是否按照教学大纲上课，了解师生关系、与同事合作情况、如何处理不同情况下发生的问题、教育质量如何。最后是提出建议，打分。法国学校记分以20分为满分，10分为及格。给老师打分不能打满分，必须按他的级别打分。老师的工资级别有11级。1～2级工资的老师最高分只能是12分或13分。每评一次加0.5分或1分，增1分就可以增工资，直到快退休时才能得19分或20分。督学把他们的评分表展示给我们，一般1～2级工资的评分在9～12.5分，11级工资的评分在9～19分，分得非常细。督学还有责任组织一些活动帮助教师。
督学的另一个职责是调整学校学生的分布。这是涉及每个学生能否得到平等待遇的问题。如果学生太少，学校就要关闭；如果学生增加，学校也要增加。每班学生小学为25人，幼儿园为31人，困难地区可以少到12人。
督学也是从竞试中选拔的。学历要求受过三年高等教育获得学士学位者，没有工龄的规定。本人申请，阐明在督学岗位上自己的抱负。然后由学区长、总督学、一名大学教师组成的答辩委员会进行口试，考察申请者的适应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录取的比例大致为10%。
随后，督学陪同我们去参观了一所幼儿园和一所小学。虽说是贫困地区，但设备条件都不差，与城市里的幼儿园和小学看不出有多大差别。但规模都比较小。一所小学（saint-Exupery）有7个班，170名学生，各色人种都有，尤以非洲移民的孩子为多。每班一名教师，另有几名合同教师做一些教学辅助工作，如心理健康指导等。我们听了一节课，是学前班和小学一年级同时上的课。主题是圣诞节。老师和学生坐在教室一角的地毯上，每人都拿着一份超级市场的食品广告。老师让孩子认广告上的食品，多少价钱。然后把孩子分成两部分：学前班的孩子继续听老师讲；小学一年级的孩子就到自己的座位上做作业。作业是老师发的一张纸，上面有与购买圣诞节食品有关的8个问题，让学生填空和回答，如要想购买苹果可以在第几页第几个图上找到？买100克巧克力需要多少钱？这些问题都是在广告上能找到答案的。我们感到他们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很切合实际，联系孩子的生活，同时重视培养学生社会化能力。在参观资料室时我们发现几个学生在自学。校长告诉我们，这些学生都是自愿离开教室出来自学的，老师也可以推荐学习好的或学习能力强的出来自学。同时学校还设立了一个教室专门供学习有困难的学生使用，老师在这里个别辅导。我想，这才是真正的因材施教。
下午，在高蒂尔教授陪同下又参观了爱松省的一所初中。这所学校规模也不大，没有太多特别的地方。只是有一点，他们重视对智力有障碍或学习差的孩子的培养。学校设有劳动技术车间，让这些孩子在这里学习，以培养他们自立的能力。
跨越三个国家
我的女儿在荷兰艾恩德霍芬大学工作，家住马斯特里赫特。我利用双休日之便去看望她，竟然一下子跨越了三个国家。从巴黎到她那里可以先乘高速列车到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再经高速公路到目的地，大约共需3小时。从巴黎到布鲁塞尔的高速列车非常方便，只需1小时20分钟，而且几乎每小时都有一班车。假日票价还便宜许多。欧盟成立以后，欧盟国家之间免签证，旅客可以自由出入境。列车一路过去也看不到有什么边界。
我于12月3日下午3点50分高高兴兴地登上列车，期待着一个半小时以后就能见到女儿。谁知到了布鲁塞尔车站以后左等右等不见女儿来接我。10分钟过去了，半小时又过去了，却不见人影。“是不是昨天电话中没有说清楚，以为我下一班车才到？”我心里这样想。下一趟列车也到了，但还是没有来。这可把我急坏了。正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她总算到了。她告诉我，明天是比利时皇子的婚礼，欧洲各国的游客都来看热闹，把布鲁塞尔市里的交通堵塞得水泄不通，所以迟到了。没有办法，小老百姓只好认倒霉。
从布鲁塞尔到马斯特里赫特走高速公路需一个半小时。一路上也没有什么边界的标志，只是女儿告诉我，比利时的高速公路两旁都有路灯，这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只要没有路灯了，你就知道到了荷兰境内了。
第二天我们特地到了荷兰、比利时、德国三国交界的点上。那里竖着一块纪念碑，还有一座瞭望塔。我们登到塔上向三面望去，一片宽广的平原，这是多么美好的一片土地啊！但愿这里永久和平。
马斯特里赫特是荷兰最南端的一个小城市，因前几年欧盟条约在这里签字而成名。这个城市古老而宁静，人口只有几万人。城里都是古老的建筑，有11世纪建造的教堂，铺满石子的街道。旧城里几乎没有现代化的建筑物。由于那里常年多雨，气候湿润，在冬天树木也都是郁郁葱葱，街道有如洗过一般的清洁。说到清洁，不能不提到那里的环保措施。垃圾不仅要分类，而且商场不提供塑料口袋，到超市去买东西，需要自带包兜。还有一个特殊的措施，即购买瓶装（包括塑料瓶）的食品，必须另交1个荷兰盾，但可以退换。超市门外有自动退瓶机，把瓶塞进去，它就会给你一纸收条，等你选购商品交款时扣除。但我想这些做法恐怕只有在文化水准比较高的国家才能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