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我曾经到过三次。第一次是1951年8月至1956年7月，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批留学生在那里学习生活了整整五年。第二次是1984年初夏，中苏关系刚刚解冻，我作为中国高等教育代表团成员访问了苏联高教部、几个城市和十多所学校。第三次是1991年6月，正是苏联解体前夕，也是作为中国高教代表团成员去参加中苏高等教育研讨会。三次访苏，在我的印象中，宛如到了三个世界。第一次，即20世纪50年代的苏联，感到社会主义欣欣向荣，人民充满着希望和憧憬。虽然1953年斯大林逝世以后暴露出许多问题，但那时还是社会安定，物产丰富，人民群众有高度的热情。第二次访苏给人的印象是革命的口号依旧，新建了许多革命博物馆、纪念馆，但多了几分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商店里的商品已经大不如20世纪50年代，人民群众似乎生活在一种紧张和压抑的气氛之中。第三次访苏正在苏联解体前夕，使人感到社会一片混乱，特别是思想混乱，老百姓生活在一种茫然之中。我们回国不久就听到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遭受严重挫折的消息，心中无限惆怅。多少年过去了，但莫斯科的生活依然使我怀念，苏联的逆转也使我深思。我想在依稀的记忆中追寻一些欢乐，以寄托我对莫斯科的思念；在茫然中寻觅一丝线索，以解开我思想中的疑问。

一

1951年8月下旬，正是莫斯科阳光明媚的日子，我们一行三百多名中华学子怀着向往、憧憬的心情，经过一个多星期的旅途跋涉，终于抵达莫斯科雅洛斯拉夫车站，来到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首都莫斯科，每个人都激动万分。汽车把我们拉到莫斯科动力学院，在那里休整和等待分配到全国各所学校。两天以后，我和另外两位同学被分配到国立莫斯科列宁师范学院。校长基列耶夫来接我们。一路上校长滔滔不绝地给我们介绍路边的名胜和建筑，由于语言还不通，我们听不懂他给我们介绍的是什么，但能感到他的热情和友好。后来我们才知道，基列耶夫是一位很有声望的学者和活动家，在战争年代他曾担任过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台长，当时任联共中央纪律委员会委员。他是一位十分严肃的领导者，不苟言笑，但对我们中国留学生却很亲切和关怀。他不定期地找我们去座谈，问我们的学习，问我们的生活，问我们有些什么困难和要求。校长接待日，他的办公室外间总是排着队，教师等着去见他。但如果我们去了，他总是优先接待我们。他亲切而又严肃的形象让我们至今犹不能忘怀。

第一天他把我们接到离学校最近的一座宿舍，坐落在乌萨乔娃街，离学校有两站汽车路程。他派了一名研究生日尼亚与我们住在一起，又派了一名朝鲜研究生来做我们的翻译。其实这位朝鲜研究生（他叫金松基）也不会汉语，但认识汉字。于是我们就用纸和笔交谈。第一个月就是他带着我们去办理各种入学手续，陪着我们到商店购买食品。从此开始了留学的生活。

二

由于在国内没有学过俄语，因此第一步要过语言关。学校派了一名俄语系的研究生雅可夫斯基来教我们俄语。雅可夫斯基已是一名有经验的教师，正在学院攻读副博士学位。1955年曾被派到我们北京师范大学来教过书。他对我们实行的教学方法很特别。第一个星期让我们背诵看图识字上的单词。看图识字本来是儿童的读物，上面有桌椅板凳等各种用具的名称，也有萝卜白菜等各种蔬菜的名词，还有日常生活使用的动词。每天要背一百多个单词，一个星期把看图识字上的上千个单词都记熟，让我们初步熟悉了俄语的语言环境，积累一批最基本的词汇。第二个星期就让我们阅读《联共党史》课本。第一天先读一小段，他领着我们读，完全是用俄语向我们解释。第二天一大段。半年时间居然把《联共党史》啃了一大半。当时学习之苦是可以想象的。多亏从国内带去一本小词典。《联共党史》的一小段就让我们啃一整天。唯一的方法就是死记硬背，把单词尽量背下来。可是常常记住了又忘记了。有时候甚至怀疑自己的记忆力。日子长了，记的单词多了，语言也就熟练起来。

由此想到，记忆是学习不可缺少的环节。我们常常反对死记硬背，指的是学习知识要重理解，要消化，要内化为自己的知识。但有时必须强记死记，特别是学习外语，只有熟记大量词汇才有利于闯过语言关。我国外语教学效果欠佳，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学生掌握的词汇量太少。重语法，不重词汇量的积累，外语永远过不了关。

在苏联学习是很艰苦的。进入正常的跟班学习以后，头两年上课时还是像坐飞机，昏昏沉沉，似懂非懂。老师讲课从来不按照课本来讲，也不指定看什么课本，只布置你看原著。课堂上笔记记不下来，就靠课后抄苏联同学的笔记。苏联同学对我们非常友好，共青团支部专门派1～2名团员固定帮助我们。其中一名叫娜基娅·雪淑娃，她热情、稳重，虽然年龄比我小，却像大姐姐那样照顾我。抄笔记，不是我照着她的笔记抄，而是她念给我听，有时还给我解释。有了她的帮助，我才几乎每门功课都获得优秀的成绩。我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我回国以后我们还经常通信，直到中苏关系恶化。以后我两次去苏联，总想找到她，但终未如愿。我祝福她健康、幸福。

苏联的大学教学非常重视原著的学习和课堂讨论，或叫习明纳尔。政治理论课有6个学年的课程：2年联共党史、2年政治经济学、2年哲学。除了《联共党史》有联共中央编的课本外，其他都没有固定的课本，老师只布置从马克思到斯大林的许多原著。遇上联共（后来改为苏共）召开代表大会或中央全会，发布重要的决议文件，学校的政治理论课就停下来，用几个星期的时间学习文件。每个星期都有习明纳尔，尤其到了高年级，每周都有3～5次。所谓习明纳尔，是在课前就某个问题阅读老师指定的书目，到课上发表自己的意见。老师往往要点名发言，也可以自己请求发言。如果没有准备好，最好上课一开始就说明，老师就不会点到你的名。否则点着名而发不好言，不仅很难堪，而且会得到一个极不好的分数。

这种学习方式对我们来说是很艰苦的，苏联同学一天可以读完的书，我们两三天也读不完。为了在习明纳尔上发言，必须事先写好发言稿。而且发言总是必要的，否则这门课你就没有平时成绩。对我们来说，唯一的办法只有加班加点。从此养成了熬夜的习惯。

认真阅读原著是我在苏联学习的最大收获。现在研究些问题，写些文章，还常常得力于当年读的马列主义和教育理论的原著。

考试都采取口试的办法。每门课要考一整天。一个学期如果要考4门课，则连复习带考试要花三四个星期。考试从一大清早就开始，头一批5名学生进考场，抽考试题，准备几分钟，先由一位同学答考，老师围绕着考题提问，当场给分。每名考生需用20分钟到半小时，因此30多名同学要考10多个小时。考到后来，老师都疲惫不堪。据说有一次同学回答问题时，老师睡着了，醒过来糊里糊涂就打个好分数。所以有些功课不太好的同学总爱磨蹭到最后几名进考场，那时不仅可以打听前面的同学抽了什么题，如何答才能得到好分，而且老师考累了，也懒得提问，容易蒙混过关。我总愿意第一批进去考。往往一夜不睡觉，把书最后看一遍，一早进考场，考完回去睡大觉。

苏联师范教育很重视教育见习和实习。从一年级开始老师就带着同学到中小学去见习，去听老师的课，然后与老师一起讲评。教育实习分两次，一次在三年级，到初中实习6周；一次在四年级，到高中实习8周。我们教育系则到小学和中等师范学校。

苏联中小学的暑假特别长，有3个月。但其中一个月学生要参加夏令营。大学放假2个月，但师范生在二年级暑假提前一个月放假，这一个月就是让师范生到夏令营去实习，担任少先队辅导员。当时我们也很想去当辅导员，但因为我们是外国留学生，不是他们的共青团员，不能去担任少先队辅导员，可是学校组织我们去参观，在那里住一天，体会一下他们的生活。

夏令营都建在森林的边上，河流的近旁，风景优美，空气新鲜。有的是单独为少先队建的，有的则与共青团的夏令营合在一起。夏令营生活以活动为主，如访问革命圣地，参加农场劳动，游泳，爬山，开专题队会等。都是学生自己组织，自己活动，只有少数老师（主要是师范大学生）作为辅导员加以指导，同时保证优良的后勤工作。学生在这一个月中既过着丰富多彩的集体生活，又锻炼自己处理生活的能力。在夏令营中你可以看到一片朝气蓬勃的景象。

三

苏联的大学生活也是丰富多彩的。活动都是由共青团组织，老师从来都不参加。夏天有志愿劳动队，或参加夏令营担任少先队辅导员，或参加大学生建筑队，可以赚一些钱。秋天组织同学到农村去刨土豆，是义务劳动。平时校内也有各种活动，如定期举行时事报告会，请宣传员或者塔斯社的记者来讲国际国内形势。这些报告会都是自愿参加。文艺活动更是丰富多彩，除了几乎每个周末都举办舞会外，还有系列音乐会，但需要购票入场，都是开学初就预购的系列票，每周或两周举行一次。参加这些活动同学们都像过节一样，要认真打扮一番，当然主要是女同学。无论到大剧院看戏，还是在学校小礼堂听音乐会，女同学都穿戴得很讲究。他们把上剧院当作学校学习的重要部分。我们在学习俄罗斯文学课时，有许多著名的作品要阅读，书来不及读，就到剧院去看戏，以代替读书，我们对契诃夫、托尔斯泰、高尔基的许多作品都是这样了解的。

各个班级的共青团也常常组织各种有意义的活动。我印象最深的是参观国立特列基雅可夫画廊。这是一项系列参观，每两周去一次，整整去了一学年。从15世纪的神像画到19世纪现实主义的作品，从现实主义到浪漫主义、印象派、现代派的作品应有尽有。由讲解员系列地向我们介绍讲解。我最喜欢的是19世纪列宾、苏洛可夫等的作品，都是一些气势宏伟的历史画卷。也有一些生活小品很耐人寻味。这些作品都是世界艺术精品。系列地参观画廊，不仅使我们得到了丰富的艺术享受，而且学习到了许多历史知识、美学知识，得到一次深入的审美教育。

夏天有到各种休养所休养的活动，一般都是由工会组织。师范学院的学生也算教育工会的一员，因此也能享受到休养所休养的权利，但是只有极少数学生能有这种机会。中国留学生得到特别照顾，几乎每年暑假都能有这种机会。休养所和夏令营一样，都建立在郊外风景优美的地方。一般为期一个星期，全部是免费。休养所也组织各种活动，但大多时间是自由活动，可以到附近河里去划船、游泳，也可以到森林里去采蘑菇。但一般不能走得太远，因为森林很深很远，走进去往往会迷失方向，走不出来。

有一年夏天高等教育部组织外国留学生远足旅游，专门雇了一条船，从莫斯科出发沿着伏尔加河一直航行到黑海边上的阿斯特拉罕，行程20天。沿途参观了许多城市，访问了列宁的故乡、高尔基的故居、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遗迹，还有其他许多名胜古迹。我们吃住在船上，白天靠岸参观，夜里航行。船上两百多名留学生，大多是中国人，也有少数阿尔巴尼亚、匈牙利、朝鲜等国的留学生，东欧国家的多数留学生暑假都回家去了，中朝留学生一般都不能回国，所以苏联政府也特别关照我们。船上是一所国际学校，旅途之热闹是可想而知的。晚上我们举行各种晚会，舞会自不必说，还举办了音乐会。我国著名女高音歌唱家郭淑珍的演唱给大家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印象。著名的音乐指挥家李德伦是我们留学生中的老大哥，经常给我们讲笑话。我作为中国留学生中的干部，有幸是这次旅行的组织者。指挥这两百多人的队伍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每次上岸、上船都费很大劲，特别是一次在伏尔加河上的游泳，可让我担惊受怕了半天。我自己不敢下水游泳，坐在岸上，眼盯着河水，一个个数着人头，生怕少一个。好在那时候大家组织性、纪律性都比较强，二十多天没有出任何事故。

四

最难忘的一次旅行是最后一个学年的暑假，教育工会组织的一次徒步旅行。旅行队一行十多个人，有莫斯科地区的中小学老师，也有师范院校的学生。我毅然报了名。说是徒步旅行，实际上也只有一小段，约两百多千米的路程，在克里米亚地区。我们首先坐火车到塞瓦斯托波尔，那里设有一个营地。在那里一面参观，一面集中训练了几天，包括徒步旅行需要的一些知识，准备一些用具，还进行了一次演习，来回走了十多千米。

正式出发，我们背着背包，带着必要的食品和饮水，由一名向导带领，第一天翻过一座小山，就到了第二个营地。这一天走的路不多，才约三十千米，大概是为了循序渐进，不要一下子太累。在营地住了两天，游览了附近的峡谷，参加了集体农场的劳动，还组织了一次晚会。第三天清晨天还没有亮就出发，这次背的东西很多，因为前面再没有集中的营地了。一天中翻过了两个山头，走了五六十千米，到了一座山下，在一个农户家里取出了帐篷、炊具，再次上山。走到山头已经天黑了。大家立即动手把帐篷支起来，搭灶做饭。山上一片漆黑，而且雾很重，我们靠一盏油灯照明。我有一次站起来，只见后面一个大黑影，把我吓了一大跳。原来是灯光把我照到雾上，雾好像一张大屏幕，人影照上去显得很高大，像什么野兽扑过来，真有点吓人。山上很冷，一个帐篷里可以睡两个人，我们都睡在睡袋里，倒也很暖和。

第二天一早起来，把睡袋帐篷收拾好，放在原地，山下的农户会来取走，供下一批旅行者使用。我们又走了一天，到了另一个山顶，那里有一些古迹。晚上就住在一个山洞里。第三天又走了一整天，翻过几个山头，到达了克里米亚半岛上的最高的山顶，名字已经忘记了，据说有海拔1000多米，这里像一个小市镇，有一座小旅馆，几爿小商店。我们就在小旅馆里住了一夜。山高天寒，夜里很凉。

翌日下山，因为此山很陡，靠海的一边几乎是直上直下，因此大半天就走到了黑海边的小镇阿洛波卡。

阿洛波卡是一个美丽的小镇，也是旅游休养胜地，有美丽的海滨浴场，还有经人工精心设计栽培的植物园，景色如画。小镇十分宁静舒适，充满着俄罗斯情调。我们在那里住了两天，真舍不得离开。

离开阿洛波卡，我们又步行到克里米亚最美丽的小城雅尔塔。1945年2月英、美、苏三国首脑曾在这里聚会，签订了著名的《雅尔塔协议》，小城也因此闻名于世。小城也是一个休养胜地，附近布满了苏联政府的高级别墅，有点像我国的北戴河。我们在那里参观了雅尔塔会议的会址和其他一些名胜古迹。徒步旅行队也就在此地解散。每个人获得一枚徒步旅行者纪念章，作为完成一项体育运动的标志。

这次活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仅一路上欣赏了俄罗斯大地的自然风光，而且受到了很好的锻炼。我们走过的地方都是高山峻岭，没有道路，有些地方十分险峻。这对我这样一个从小生长在江南小城里的人来说真是不小的考验，但更让我佩服的还是旅行队里的俄罗斯姑娘们，她们居然能穿着高跟鞋爬上上千米的高峰。旅行队是一个很好的集体，大家互相帮助，互相鼓舞，克服了不少困难，五天内走完了两百多千米的崎岖山路。队里有一对夫妇，是莫斯科郊区的农村教师，我们建立了友谊。当年十月革命节假日我们曾到他们村做客，他们用藏在地窖里的香肠、奶酪、土豆款待我们。这种友好的情景，虽四十多年过去了，但至今恍如昨日。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特别吸引我的是这种活动的形式和组织。我觉得这是对青少年极有意义的一项活动。它的组织安排也十分周密：旅行是在大自然中，路途并不长，是一般青少年完全可以承受的；沿途设有几个营地，在那里可以休整和补充食品；每个小队有一名向导，他领着大家走，虽然走的都是崎岖小道，但向导是很熟悉的，哪里可以休息，哪里有泉水，天黑之前一定会到达预定的宿营地；旅行之前还有几天训练和准备的时间，如果不适应，半途可以退出。我在想，这种活动我们中国不是也可以组织吗？共青团可以组织这种活动，旅行社也可以组织这样的活动。当然，要从教育着眼，光从赚钱考虑就难以组织得好。

五

第二次访问苏联是1984年5月，参加中苏关系解冻以后第一个中国高等教育代表团访苏。我们访问了莫斯科、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基辅、斯大林格勒（今伏尔加格勒）四个城市，访问了当时的莫斯科大学、莫斯科动力学院、经济学院、列宁格勒大学、基辅综合技术学院及其他几所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以及苏联教育科学院、苏联高等教育问题研究所等单位，内容是十分丰富的。

当时中苏关系刚刚解冻，彼此似乎还缺乏信任感。中国已经实行改革开放，苏联却对中国的开放政策不理解。因此苏联高教部对我们参观访问作了精心的安排，除了参观学校外，尽可能地安排我们去参观访问烈士陵园、革命博物馆，让我们接受“政治教育”，不要忘记革命的过去。在莫斯科安排我们去列宁墓，瞻仰了列宁遗容，向无名烈士墓献了花圈，参观了克里姆林宫列宁办公室、列宁博物馆等。参观学校的时候，参观实验室时总是时间安排得很紧张，陪同总是催着我们快点走。但到参观校史陈列室时，陪同就说，这里没有时间的限制，因为那里陈列着该学校在卫国战争中的英雄事迹。

到列宁格勒是坐夜车去的，第二天清晨到达，还没有来得及吃早餐，陪同就把我们拉到列宁格勒保卫战的烈士陵园。我们毫无思想准备，好在鲜花也是他们早已准备好的。我们献上鲜花，默默致哀，缅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牺牲的英雄烈士。大家心里在想，这是一次很有教育意义的活动，本来也应该来瞻仰，但苏方的做法却使我们感到有强加于人的感觉。

苏方陪同是高教部外事局的副局长，经常用教育者的口吻来“教育”我们。有一次列宁格勒大学校长宴请我们，刚好那天报上报道了在涅瓦河河**发现了一颗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炸弹，他就借此大做文章，说什么希望我们要记住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教训，不要和帝国主义打交道等。话本来是有道理的，但他的矛头却是对着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的。有一次我故意问他，我说，莫斯科的冰淇淋很好吃，听说是20世纪30年代米高扬从美国引进的，是不是？他无可奈何地承认这个事实。

这次访问印象最深的是他们的革命传统教育。20世纪60年代，苏联建造了许多革命烈士陵园、革命博物馆、纪念馆，莫斯科的无名英雄纪念碑、列宁格勒的卫国战争烈士陵园、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烈士陵园都是在60年代建立起来的。基辅涅瓦河岸上建立了一座不锈钢母亲像，十分雄伟，有60米高，几千米以外就能看到，让人们时时刻刻牢记要保卫祖国母亲。

基辅建有一座列宁纪念馆，是五层楼高的一个大圆筒子。中间是五层高的一个大厅，中央立着一尊十几米高的列宁塑像，两侧站着4位青少年，其中2名共青团员，2名少先队员，他们是代表学校到这里来为列宁站岗的，每次站一小时。我们参观时刚好遇到他们换岗。由辅导员带领着，像莫斯科红场列宁墓卫士换岗一样，严肃整齐。我问陪同，为列宁站岗是天天举行，还是只有假日才举行。回答是天天举行。我问他，这些青少年的学习怎么办。回答是，为革命站岗，牺牲一点学习时间也是值得的。

在斯大林格勒，保卫察里津纪念碑前也站着4名少先队员。看来这种形式当时在苏联是很普遍的。

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有名的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转折点。1954年沿着伏尔加河旅行那一次我们就去过，那时马马也夫高地上放着一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坦克。这次，过了30年旧地重游，但城市的名字已改成伏尔加格勒，马马也夫高地已经变成了一个革命纪念陵园。陵园气势宏伟。从山下拾级而上，两旁是无数英雄的群像。走到半山腰，那里矗立着保卫战残留的断墙裂壁的塑模，同时播放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炮声和革命歌曲，使人感到回到了战争年代。山顶上建造着一座圆形的革命纪念馆，馆中央是一股永不熄灭的火焰，两侧肃立着持枪的卫士和共青团员、少先队员。人们献上鲜花并默默致哀。纪念馆的圆形墙壁上铭刻着在保卫战中牺牲的所有烈士的名单，观众可以沿着斜坡瞻仰烈士的英名，直至顶层。纪念馆的顶上，也是马马也夫的最高点，矗立着一位母亲的塑像，手拿着一柄利剑，似乎在等待着与敌人的决战。

在斯大林格勒还有一座保卫战的全景纪念馆，用油画和模型塑造而成。站在全景中央，你有如站在马马也夫高地纵览四周的战场，其宏伟的场面确是惊心动魄。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苏联的革命传统教育确实开展得很广泛。我们参观的每所学校都有校史陈列室，那里陈列着学校参加十月革命、参加卫国战争的英雄事迹，上战场的师生人数，英雄和烈士的相片。在列宁格勒一所地铁中等职业技术学校里，陈列室布置成一个卫国战争时期的游击队指挥所，那里有篝火，有钢盔，有游击队使用的武器和装备。学校领导告诉我们，这些战争遗物都是学生从附近收集来的，因为该校就位于这个游击区。这所学校是70年代新办的，卫国战争时期还不存在，所以他们利用当地游击区的资料来教育学生。当时的革命传统教育也确实是深入人心的。青年结婚，第一件事就是到烈士墓前献上一束鲜花。我们就亲眼看到在红场列宁墓前和革命胜利纪念碑前有多对新婚青年在献花。

但是，发人深省的是，这样广泛深入的革命传统教育，怎么就没有能挽救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命运？！苏联解体以后，有些人就曾经说，这是苏联教育的失败。我却不这样想。教育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它对政治和经济有作用，但这种作用是很有限的。改变历史进程的根本还是经济基础及其集中表现的政治路线，是执政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教育在政治变革面前是无能为力的。从苏联教育的教训来说，只能说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多了一些，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是经不住实际的冲击的。在这方面，我们也不是没有教训的。

当时的实际是怎样的呢？我们看到，是经济停滞不前，人民生活水平降低，人民群众的思想受到压制。我们在那里访问21天，不可能深入了解那里的实际情况，但有几件事情是可以说明上述的情况的。

一是商店中的商品匮乏，与20世纪50年代不能相比。50年代我们留学苏联时，商店中的商品是很丰富的。我记得香肠就有几十种，鱼类也很多。但这一次来到莫斯科发现食品店的香肠少得可怜，一到下午食品店的橱窗里几乎已经没有可买的东西了。想买点糖果带回来，好容易在一家较大的百货店里才找到了有名的金鱼牌巧克力。

二是控制得太严。我们代表团里有几位是留苏的，想会见从前的老师和同学，却遇到很大的困难。有一次苏联老师来看望我们团里的学生，但带来了一位陌生人作陪同，师生无法作亲切的交谈。我想到母校列宁师范学院去看一看，几经斗争才勉强答应，但限制我只能停留40分钟。

我在想，一个政府如果对人民群众都不信任，它还能存在多久，这只能说明它的虚弱。

六

参观一所校际生产教学联合体，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了在普通中学里加强职业技术训练，他们成立了校际生产教学联合体。当时莫斯科共有48所，列宁格勒有32所。我们参观的是莫斯科十月革命区的第二校际生产教学联合体。该区有2所这样的学校，供全区32所普通中学的九、十两个年级的学生来学习。按照教学计划的规定，每个九、十年级的学生每周到这里来学习一天。其中包括2小时理论课，4小时实践课。该联合体分6个专业：车工、缝纫、烹饪、销售、汽车驾驶、银行业务。与10个企业单位挂钩，挂钩的企业被称为基地企业，负责提供设备、原材料以及成品处理，并提供实践课的教师和实习场所。负责理论课的教师都受过高等教育，他们属教育局领导，工资也由教育局发放。负责实践课的教师一般是企业的工程师、技术员，由企业负担工资。例如，车工专业有两个车间，一间是由著名的红色无产者工厂装备的，另一间是由莫斯科轴承厂装备的。学生在这里实习，生产的产品就是挂钩工厂的零部件。又如，汽车驾驶专业与两个出租汽车站和一个汽车修配厂挂钩，装备了一个引擎车间和一个修理车间，并提供4辆小轿车供学生实习。基地企业还为学生提供暑期20～25天的集中实习，实习期间发给学生津贴，约相当于最低工资的三分之一。

在联合体，学生既可以学习理论，又可实际操作。两年时间在这里学习60天，加上20多天的集中实习，共有80多天的时间接受职业技术训练。毕业时通过考试，可获得二级工的职业技术证书。

在中学里开展职业技术教学是当时苏联教育的特色，是从1958年教育改革开始的。当时采取的办法是学校自办车间、农场，或者由学校与企业挂钩。但是由于当时的物质和技术基础不足，每所学校很难自己办车间和农场。经过多年摸索，终于找到联合办学的形式，既可以集中设备，又可以有专门的教师，教育资源能得到合理的使用。我们参观的这所联合体，就是由普通中学改建的，设备都是一流的，除车间外，理论课教室都采用专用教室制，一般都装有常规的电化教育设备，包括幻灯、投影、闭路电视等，以及理论课所需的资料、书籍、图表等。联合体专职工作人员很少，只有一名校长和几名管理人员。

校际生产教学联合体是一个极好的形式，既能节约教育资源，又能较好地解决在普通中学实施职业技术教育的问题，使普通中学能够较好地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起来，完成为学生升学和就业作准备的双重任务。苏联解体以后，不知道这种教学形式是否还存在。

我们在列宁格勒还参观了第115职业技术学校。这是一所培养地铁工人的学校，1974年列宁格勒开始修建地铁时创建的。学校设备精良，是模拟地铁的真实情况建立的。据学校介绍，这所学校是师生们自己动手建造的，学生们一面学习，一面建校，许多设备和家具都是学生自己动手建起来的。全校有20多个专用教室，所谓专用教室是指专门用于某个专业、某个学科的教室，室内除装有电化教育设备外，还备有各种专业书籍和资料。6个教学生产车间。专业设：机车钳工、车工、电工、自动电梯助手、车站值班员。有学生800名，其中女生只有6名。教师43名，都受过高等教育。学校有27个班招收八年制毕业生，学制三年；1个班招收十年制毕业生，学制一年。毕业后一般可获三级工资格证书，在地铁当工人；4%～5%的优秀生可直接升入高等学校。

应该说，当时苏联这些学校的办学经验还是很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的。

七

我第三次访苏是在1991年初夏，正是苏联解体前夕。我们这次访问的目的主要是进行双边的文化教育交流，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中苏高等教育改革研讨会。顺便访问了莫斯科大学、列宁格勒大学、西北函授技术学院、高等教育问题研究所等单位。这次访问给人的印象与前两次截然不同，明显可以看出，整个社会处于动**不安之中，人们似乎都心神不安，心不在焉，纪律松弛。我们住在伊斯马依洛夫旅馆，会场则是在动力学院。每天有汽车来接我们，有一天汽车居然迟到了约一小时；有一天约好高教部副部长要会见我们，可是汽车左等不来右等不来，我们只好乘地铁过去。

6月17日我们到达列宁格勒，第二天俄罗斯总统选举揭晓，叶利钦当选总统。又过一天，陪同告诉我们：俄罗斯议会已经决定，将列宁格勒重改为旧俄时代圣彼得堡的旧名称。

在研讨会上，苏方发言介绍苏联高等教育改革的方向，一是要重视发展个性，二是要满足社会的需要。他们认为过去高等学校培养工程师太多，但忽视了经济家、人文科学家的培养；在学制上认为过去的学制太长，要像西方那样，把本科限制在4年内，主要打好宽厚的基础，再用1～2年学习专业知识。这些改革都是可以理解的。最使我们吃惊的是高等教育部理论局局长的发言。他强调高等学校要与政治分离，他说，高等学校要非政治化、非政党化、非意识形态化，高等学校的政治理论课不再讲马列主义、联共党史，而是讲各种哲学流派，由学生自己选择自己的信仰。听完他的讲话，我们感到，苏联的和平演变已经不可逆转。高等学校放弃了共产党的领导，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指导，怎么还能坚持社会主义？但是，那时也还万万没有想到，两个多月以后苏联这么快就解体了。苏联的事件使我深深地震惊，也使我清醒，认识到坚持马列主义的重要性，认识到意识形态的转变是最危险的转变，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上放弃领导，实际上是把人民群众推向资本主义。苏联的教训是深刻的，令人痛心的。

1984年访苏时，官方1卢布值1.3美元，觉得苏联的东西奇贵，我们每个人的生活补贴只有30美元，只能买几盒巧克力。1991年访苏，1美元可值30卢布，一下子感到苏联的东西便宜了许多，10美元就可以购买一件呢大衣，身上揣着30美元，似乎成了小小的富翁。可是商店橱窗里的货物比1984年的时候更少了，而且增加了一些舶来品。这些外国货却非常昂贵，一顶普通的遮阳帽需40卢布，一条牛仔裤要几百卢布。这种差距是货币贬值以后还没有来得及调整国内物价时出现的暂时现象，过不多久，俄罗斯的物价也飞涨上去了。

三次访苏，三个世界，人间沧桑怎不令人慨叹！

[1] 1999年春追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