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算是对儿童真正的爱？[1]

疼爱子女是父母的天性，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父母都知道怎样疼爱自己的子女；爱护学生是教师的天职，但是也不是所有的教师都知道如何才是对学生的正确的爱护。

中国历来有两种极端的教育方法。鲁迅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批评过：一种是“任其跋扈，一点也不管，骂人固可，打人亦无不可，在门内或门前是暴主，是霸王，但到外面，便如失了网的蜘蛛一般，立刻毫无能力”；另一种是“终日给以冷遇或呵斥，甚而至于打扑，使他畏葸退缩，仿佛一个奴才，一个傀儡，然而父母往往却美其名曰‘听话’，自以为是教育的成功。待到放他到外面来，则如暂出樊笼的小禽，他决不会飞鸣，也不会跳跃”。鲁迅说的虽然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但现在这种倾向却依然存在，只不过表现形式略有不同而已。总括起来，无非一种是溺爱，一种是严酷。现在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独生子女成了家庭中的核心、父母掌上的明珠。一般认为，溺爱已经多于严酷。其实并不尽然。许多好心的父母，出于望子成龙心理，从小就强制孩子坐在钢琴边，站在画布旁，表面上是热爱，但对孩子身心之摧残恐怕不亚于严酷的打扑。至于为了学习分数而打骂、虐待孩子的现象，不是已经达到触目惊心的地步了吗？半个世纪以前，鲁迅高喊“救救孩子”的呼声，今天仍然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救救孩子”实际上是“救救民族”，“救救我们的未来”！

前面这一通议论是我在长期教育实践中的感受。而自从考察北美幼儿教育以后，这种感觉变得更加强烈。1997年10月4日至11月11日，我率领一个幼儿教育代表团访问了加拿大、美国六个城市的几十所幼儿园和托儿中心。耳闻目睹，使我更加明白了什么才算是对儿童真正的爱。这不只是一个方法问题，而是一个教育观的问题、人才观的问题。

议论是枯燥的，还是让我举几例在那里亲眼看到的动人情景吧！

（一）

10月5日，星期一，孩子们刚度过周末，又来到托儿中心。老师让十几个孩子围坐在地毯上，每人手里拿着自己的名卡。地毯中央放着三张画片，画的是三副面孔：笑得嘴角扬起，抿嘴微笑，愁苦得嘴下撇。每张上端写着“我周末过得”，下端分别写着“很愉快”“好”“很糟糕”。

老师让孩子分别把自己的名卡放在不同的画片旁，然后让他们说出为什么。一个孩子把名卡放在“我周末过得很糟糕”的画片旁。老师问他为什么，他说他的哥哥病了。老师立刻把他抱过来，搂在自己的怀里安慰他，说“你哥哥的病一定会很快好起来的”。这孩子微微地笑了。另一个孩子把名卡放在“我周末过得很愉快”的画片旁。他说，周末爸爸带他到迪士尼去玩了，看到许多有趣的东西。其他孩子都分享他的欢乐……一周第一天的晨会结束了，孩子们愉快地去自由活动：有的玩水，有的玩沙，有的玩积木，有的画画。

这种自由活动的时间每半天有一小时至一个半小时，占了幼儿园和托儿中心所有时间的一大块。所谓自由活动，就是儿童想玩什么就玩什么。老师干什么呢？在一旁帮助孩子，指导孩子，绝不包办代替。

一个女孩子在画画。谁也看不清楚她画的是什么。老师并不纠正她，只是问她：“你画的是什么？”孩子把她画的意思告诉老师。老师帮她把她说的话写在她的画下面，然后把画保存在她的作业袋里，让孩子带回家给家长看。半年或一年后，把作业袋里的作业拿出来，就可以看出孩子在思维力、想象力等方面的进步。

从现象上看，这种教育方法是自由主义的。但是，仔细一了解，在自由中却蕴含着计划性、目的性。

我们有时看到，一个孩子在一小时的自由活动中，聚精会神地只玩一种玩具；而另一个孩子则“见异思迁”，一忽儿玩玩水，一忽儿玩玩沙，一忽儿去画画。我们好奇地问老师，这样自由的活动能培养学生的智力吗？老师回答我们说：孩子的发展是不能够强迫的，只能因势利导。在一般的实验幼儿园里，对每个儿童都有一套特殊的培养计划，如对于只专注一种活动的孩子，逐步引导他兴趣的广泛性；对于“见异思迁”的孩子，逐步引导、帮助他把一件事情做完。他们认为，老师是孩子的观察者、引导者，为孩子创造环境者。观察儿童每天的变化，并记录下来，作为以后教育的根据，这是老师的重要任务。然后是为儿童的发展创造条件。因此，设计环境是老师最最重要的工作。教室的环境如何布置，选择什么玩具和游戏，都要经过精心的设计。可见，自由教学并不自由。

（二）

有一天，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附设的早期教育中心，5岁班的孩子正在自由活动。有几个孩子和老师在一起做苹果酱。他们拿着刀把苹果切成小块，放到用电炉烤着的大锅里，然后把煮熟的苹果倒到搅拌机里，几个孩子按着搅拌机摇啊摇，一会儿搅拌好了，倒出来加上糖，苹果酱做好了。接着，孩子们便开始吃点心。有一个男孩参加了制作苹果酱的全部过程，而且把苹果酱分到每一个孩子的盘子里。老师赞扬这个孩子很爱劳动，在家里也能够帮助妈妈干活。

我们看到，孩子手里拿的都是真的带尖头的水果刀，不免有些担心：会不会割破手？会不会戳着别的孩子？我们把这种担心告诉老师。老师的回答是：不会的。即使划破一点皮，也不要紧。总应该让孩子们锻炼吧！

自由活动后是户外活动。户外活动的草地上放了各种器械，大都是旧轮胎、旧钢管等制成的。有几个三四岁的孩子在爬用钢管制成的架子。我问老师：孩子玩这种器械有没有危险？如果发生了事故，家长会不会到法院告你们？老师回答说：幼儿园一般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故，因为老师总是在旁边看护着他们；即使发生点小事故，家长也不会去起诉，因为家长同样会认为，这是对孩子的一种锻炼，在锻炼中难免磕磕碰碰。

老师们的这种回答，不由使我联想到我国幼儿园的老师们，他们总是对孩子设置许多清规戒律，这也不能干，那也不能做。但是，往往事与愿违：你想不出事，偏偏要出事。出了点事，家长来问罪，老师做检讨，被扣奖金。以后老师更加谨小慎微。结果受害的是孩子。

（三）

在纽约银行街学院附属幼儿园，5岁班的孩子在自由活动。一个男孩拿了一根木条夹在台钳上，然后拿起挂在墙上的木锯，锯起木条来。他力气小，木条夹不牢，一锯就掉下来。老师帮他把木条夹牢，孩子重新锯起来。锯到一半，锯子被卡住了。老师帮他拉开来，让他自己继续去锯。木条终于锯断了，孩子也满意了。锯这根木条干什么？开始我们看不出来。后来看到许多孩子都去锯木条，才了解到，他们不是为了做玩具，而是锻炼孩子的能力，培养儿童的自信心。这种自信是将来成功地去完成任何事业的重要的基础。中国的父母好像不这样思考问题。他们总是怕孩子累着、伤着，总是愿意对孩子的事情包办代替。结果是，孩子大了缺乏独立生活的能力，更不用说勇于开拓、敢冒风险创新了。

（四）

我在北美看到的幼儿园，每天都有大约15分钟的集体活动。这时，老师或讲故事，或弹琴唱歌。大家一起围坐在地毯上，儿童们都随便得很，有的坐着，有的趴着，有的躺着，有的甚至走来走去。有时孩子爬到老师身上，老师就把他搂在怀里，其亲切之状，有如父母对于子女。我们看了几十个幼儿园和托儿中心，从来没有听到过老师训斥孩子，老师对孩子说话总是细声细语。也没有看到孩子之间争吵，更没有看到孩子到老师那里去“告状”。孩子们和睦相处，对大人很有礼貌。这是因为玩具太多，用不着争吗？恐怕不是。因为同样的玩具并不多见。如果没有互相谦让的精神，总会有些孩子为争一件玩具而争吵起来。我们看到了这样的情景：一个孩子在玩某种玩具，第二个孩子去了，两个孩子就一起玩起来；或者第一个孩子索性让第二个孩子玩，自己另找别的玩具玩。他们不淘气吗？也不是，他们个个顽皮活泼。有时候他们画画不是用笔，而是用手，用手抹上颜料，摁在纸上，甚至摁在墙上。老师也和他们一起干。就是在这种融洽的气氛中，培养了儿童乐于并善于人际交往的能力和习惯。

北美整个幼儿教育，都非常重视人际关系的教育。我国的幼儿教育多半是为了让孩子早一点学到知识。而西方国家，主要是让孩子参加集体活动。我们曾经问家长：为什么要把孩子送幼儿园，是不是为了让他们多学习知识？回答是：让儿童到儿童集体中去体验人际关系，以便长大成人后在社会上善于和人打交道。这样，他们对早期教育的理解就与我们不尽相同。我国的父母把孩子送进幼儿园，一则是为了使家长能够腾出手来工作，二则是希望孩子在幼儿园里能够学到知识。北美幼儿教育的任务主要是培养孩子的能力，而更主要的是培养儿童独立生活的能力和人际交往的能力。

（五）

我们在北美看到的幼儿园和托儿中心，都设有与家长联系的布告栏。老师把儿童在园里的突出的或者异常的表现写在布告栏里。家长来接孩子的时候，看看布告栏就可以了解自己孩子的情况。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学前教育系，设计了一个“安卡计划”。该计划是专门为2岁入园儿童的家长准备的。在该校附属的早期教育中心有一个班，每年招收一批2岁儿童。这些儿童每周只来“中心”半天，由父母陪着。儿童在活动室由老师带着活动，这与其他托儿中心没有什么两样。只是在隔壁房间里，有学前教育系的教授与儿童的家长一起看儿童活动的录像，一起分析儿童的动作和心理。我们在那里看到，录像机对准一个男孩，他在整个活动室到处游**，从不专心玩一种玩具或游戏。于是，教授便同他的母亲一起分析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母亲还把孩子在家里的表现告诉教授。然后他们共同研究对策。这种计划要进行半年才完成。通过这种计划，家长获得教育学和心理学方面的知识，获得对孩子的正确认识和正确教育孩子的观念和方法。

北美幼儿教育机构没有全托制的。他们认为，让儿童一连几天完全离开父母去接受教育是不可想象的。西方国家离婚率很高，单亲家庭很多，孩子在这种家庭里受到的教育是畸形的。他们认为，发展幼儿教育可以弥补这种单亲家庭教育的不足。因此，幼儿园和托儿中心里常有男教师。这些男教师往往最受儿童的欢迎。我们在波士顿塔夫茨大学早期教育学院附属早期教育中心访问了一位男教师，问他为什么愿意当幼儿园的老师。他说，当他还是孩子时，亲身体验到有时需要父母以外的人的帮助，特别是感情上的帮助。“在这里当老师，我感到我能在感情上给予孩子们帮助。与父亲接触少的那些孩子，更加需要有男性老师去帮助他。”他还告诉我们，有一个男孩子说他这位老师是世界上最强壮的人。他笑着对我们说：“其实我是很瘦弱的人。我理解男孩子的话，不是指我的身体，而是指我的感情。”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幼儿教育重要的不是知识教育，而是正确发展个性的教育，其中当然也包括智力的发展，但更重要的是感情、意志和性格的培养。

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我想，仅从上述事例已不难看出中西方教育观的差异。父母都疼爱自己的子女，这是中西方的共同点。但是我们中国父母的爱，却渗透着一种大约是小农经济的思想，他们多数希望自己的子女长大以后要像自己，守家立业。西方的父母则希望自己的子女长大后超越自己，到社会上去开拓事业。中国父母爱护儿童的方法不是溺爱，就是严酷，训练出来的不是主子就是奴才（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子、奴才的思想残余依然存在）。西方爱护儿童的方法是让儿童自由发展，长大成为具有个性和独立人格的人。当然，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抵消了这种儿童教育的效果。所以有人说，西方世界是儿童的乐园、青年的赛场、老年的坟墓。这不是没有根据的。

我绝不认为西方教育都是好的。自由主义教育施于幼儿时主要效果是积极的，但施于中小学生就会带来严重问题。所以当美国朋友问起我的考察观感时，我总是坦率地说：“我很欣赏你们的早期儿童教育（包括初级小学），却不欣赏你们的中学教育。”

教师是观察者、帮助者、设计者[2]

（一）

我们这次访问美国和加拿大，主要考察那里的幼儿教育以及幼儿教育师资的培养。在北美，幼儿教育有多种形式，一般有日托中心（或托儿中心）、早期教育中心、幼儿园等。日托中心最普遍。例如，夏威夷这个小岛就有393个有执照的日托中心。这里还规定可以设家庭日托中心，每家可以收5个儿童。日托中心主要招收婴幼儿，幼儿园则招收5～6岁的儿童，大多附设在小学里。早期教育中心则把幼儿和小学联结起来。他们理解的早期教育是从0岁到8岁儿童的教育，这种早期教育中心往往附设在大学的教育学院或教育系，既是教学单位，又是大学实习和科研的园地。

北美很少有全托的托儿所和幼儿园，因为他们不主张儿童离开父母。他们听说中国很多幼儿园、托儿所都是寄宿制，感到不能理解。用他们的话说：“儿童离开父母怎么成长？”在夏威夷有一位教授对我说，20年以前美国的母亲都不工作，在家照看孩子，现在许多母亲外出工作了。他认为，不能照看家庭的损失远远超过母亲工作所得。他说：“所以我们现在要斗争，争取母亲回到家里照看孩子，因为孩子和母亲在一起对孩子的成长是多么重要。”这种观点在北美国家确实很普遍。这当然有一定道理。其实，又何止母亲与孩子在一起有多么重要，父亲与孩子在一起也十分重要。只不过人类历史上，长期是母亲持家、父亲外出工作，给人们留下一种传统观念，似乎孩子要靠母亲来照看。所以女权运动的妇女会说：为什么父亲不能回到家里去？不论是母亲或者父亲，都回到家里去是不现实的，问题是父母都要把培养孩子作为自己的职责，拿出更多的时间与孩子在一起。

在北美，不仅全托极少见，而且每天都把孩子送进托儿中心的也不多见，往往是每周送一两天，或者每天送去几小时。我问他们：既然那样强调孩子要和父母在一起，为什么又要把孩子送进幼儿园去呢，他们的回答是：要让儿童去体验集体生活，培养他们与别人交往的能力。

（二）

北美托儿中心、早期教育中心的教育宗旨是让学生自由发展，不强调学习知识，更没有什么课程。只有活动室，没有教室。活动室里分设几个区，有玩积木区，玩水区，玩沙坑区，数学、语言学习区，美术区。活动室一角是集体活动的地方。每个班大约15名儿童，由2位老师带领。

一般活动的日程是：9点左右入园，老师把孩子集合起来，讲几句话，然后就让孩子自由活动。对于儿童玩什么，怎么玩，都没有固定的要求。我们看到有的孩子在玩沙，有的孩子在玩水，有的孩子在玩积木，或者几个孩子在一起玩游戏，也有的孩子在画画。有的孩子很专心，只是玩一种玩具；有的孩子则到处乱窜，玩玩这个，又玩玩那个。老师从来不干涉。然后老师一声令下，到户外自由活动，那里有更大的沙坑，有滑梯，有爬竿。除了少数幼儿园设备精良外，大多数托儿中心和幼儿园的活动器材都很简陋，都是旧轮胎、旧钢管等做成的。有一个幼儿园室内的小凳子都是用旧纸筒做成的。这种室内室外活动大致持续一个半小时。然后老师把孩子们集合起来。孩子们会把所有玩具放到原来的位置上，然后集合到活动室的一角。那里铺着新地毯，孩子们光着脚或坐或躺在地毯上，听老师讲故事，或者由老师教大家唱歌。有一次知道我们要去参观，老师特地让孩子们从家里或者亲戚朋友家借来中国的画、扇子、灯笼等，老师就讲中国的故事。孩子们向我们提问：中国的小孩怎么玩耍的，等等。这种活动约15分钟。这是一天中老师与儿童集体活动的唯一时间。集体活动完了以后就是吃点心。大约在11点半钟，上午的活动结束。如果是半日制的，家长就会来接孩子回家；如果是全日制的，则中午有午休，下午也是自由活动。总之，没有见到像中国幼儿园那样上课的形式。

北美幼儿教育完全是自由主义的方式。但是他们说：他们也是有计划的，老师要为每个儿童制订计划。入园的时候儿童智力、体力发展的状况是怎样的，经过半年或一年以后，他的智力和体力是否有发展，状况又如何，要给家长一个交代。老师每天要把儿童的表现记录下来，要为不同的儿童设计不同的活动方式，并引导他们去做。

（三）

在整个幼儿园活动中，我们看不到老师像我国幼儿园的老师那样上课、指挥着儿童，而是完全由儿童自由地、自主地活动。我们不大理解，于是问他们：老师的作用是什么？他们的回答是：老师是观察者、帮助者、设计者。

老师是观察者。老师每天要细致观察儿童，要把观察到的变化记录下来，和家长联系。例如看到有一个孩子星期一在幼儿园心情很烦躁，一忽儿玩水，一忽儿玩沙，老师就把这事记录下来，家长来接孩子的时候，老师就会和家长交换意见，孩子心情躁动是不是因为星期天玩得太累了，是不是睡眠不足，等等，分析原因，研究措施。每所托儿中心或幼儿园都有一块与家长联系的板，上面贴着老师给家长的留言，或者家长给老师的留言，互通情况，以便老师和家长都能有针对性地教育孩子。

老师是帮助者。老师不直接要求儿童这样做或那样做，也不包办代替，只是从旁帮助，让孩子觉得“我自己能完成”，从小就培养孩子的自信心、自尊心。例如，儿童在画画，老师从来不去管他画得像不像，更不会去纠正他，有时只问他：“画的是什么？”儿童玩的时候，老师往往和儿童一起玩，在玩的过程中帮助他、引导他，让孩子在不知不觉中，潜移默化地接受教育。

老师是设计者。老师要为儿童设计学习的环境，还要为个别儿童设计特别的环境，让孩子们在设定的环境中成长。表面上看来儿童每天自由活动是无计划的，但是他们告诉我们：他们的环境是经过精心设计的，什么玩具放在什么地方，每天讲什么故事，唱什么歌，都是有计划的。他们认为，老师教育孩子不是靠说教，不是像小学高年级或者中学生那样讲课，而是靠设计一种学习环境，让儿童在这种环境中自主、自动地活动，从而受到教育。

“教师是观察者、帮助者、设计者”的一个核心的教育观念，就是“以儿童为中心”，与我国“教师是教育者、传授者、训导者”的“以教师为中心”决然不同。可见杜威的教育思想在北美的影响是如此深远。从幼儿教育来看，这种教育观念不是没有道理的。

参观银行街学院

1987年10月13日至15日，我们访问了位于纽约银行街的银行街学院。这是一所专门培养早期教育专家的学院，在世界上很有名气。创始人是米歇尔女士（Michell），是杜威的朋友。创办于1916年。开始是教育实验局，宗旨是开展儿童发展研究。1918年建立了一所实验幼儿园。20世纪30年代迁址银行街，一方面进行儿童发展研究，一方面开展早期教育教师的培训。1950年获得授予教育科学硕士学位的资格。

学院基本上在一座大楼里面。分两部分，一部分为研究生院，培养早期教育（幼儿园）的教师、特殊教育教师、博物馆工作人员、教育行政人员、双语教学教师等。全校有400多名研究生，400多名进修生，没有本科生。另一部分是6个月婴儿至2岁儿童的托儿中心，3～13岁儿童的幼儿园和小学。

一座大楼基本上是这样分配的：最高层九层楼是体育馆。我们参观时看到有二十多个八九岁的儿童在自由玩滑橇、拉环等，三名教师照看着，但不干涉。陪同告诉我们，4～5岁儿童每周来一次，一小时；其他年级的学生每周来三次，每次45分钟。

八层楼是研究生学习的地方。当天正好有一个班在上课。我们旁听了他们的课。这堂课完全是一次讨论课。可能上一堂课老师曾布置作业，让学生去作某一个问题的调查。今天学生都分别讲调查的结果。老师指导大家讨论分析。学院的负责人拜尔斯（Byers）女士介绍：来上学的必须有学士学位，接收时不考试，但要面试，要写一份自传。教学主要强调理论联系实际，要求学生经常与孩子联系。导师每周与学生讨论一次，每月个别辅导两次。一个导师一般负责6人，不得超过9人。平时不考试，主要是要完成作业（papers）。学费很昂贵，每年要一万多美元。

七层是计算机房，制作课件、教具的场所。老师可以在这里自己选择材料，制作各种教具和教材。

六层是图书馆，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儿童图书馆，供小学生使用；一部分供研究生用。

五层以下就是幼儿中心和小学了。走到五层以下就是另一番景象，那里生气勃勃，到处洋溢着童年的欢笑，走廊里贴满了各种画。例如，三层至四层的楼梯拐角画着学生的壁画，画的是垒球赛，因为去年（1986年）纽约州获得垒球全国冠军，所以学生就把它画在墙壁上。二层至三层之间学生画的是美国殖民时的情况，这是学习历史以后画的。五层走廊里还挂着一块布告板，上面写着“模拟法庭”，让学生学习和了解做一名法官或律师应该做什么，怎样根据宪法处理问题。问题如：雇用人员进行药物检查合理不合理？学生可以自由发表意见。这当然是高年级学生学习的内容。学校分三个班：低年级3～6岁，中年级6～10岁，高年级10～13岁。混合编班，不分年级。教学主张让学生用脑学习，用眼学习，用手学习。教师为他们设计理想的环境，由学生自己学习。教室里除了通常的黑板、课桌椅外，还有书架，放着一些学生喜爱的读物和各种教具；有一个集体角，放着老师的办公桌、电脑等。老师没有办公室，老师办公的地方就在教室里。所以老师和学生整天是在一起的。学生的课桌也很特别，是梯形的，可以随意组合成各种形状，便于同学间互相讨论。他们主张既有个人自由，又有集体活动。

拜尔斯女士介绍，注重集体活动是这个学院的特色。她说，每个人对小组集体的贡献实际上就是对每个人自己的贡献，因此重视集体学习。她说，这个学院没有在社会上竞争的想法，不把学生分成等级。

我们在小学观察了半天。我在4～5岁的班，老师只让我坐在一边观察，不让我来回走动，也不许我和学生说话，怕我们扰乱了他们的计划和正常的活动。可见他们的自由学习也是有计划的。我们看到，一个上午孩子都是自由活动，有的在剪贴，有的在画画，有的在锯木条。老师在旁边观察，有时帮孩子们描一描，帮孩子把木条在台钳上钳紧。

学费是昂贵的，幼儿园每学年的学费5500美元，小学6500美元。到这个学校来上学的都是有钱人的孩子。放学的时候，家长来接孩子，刚巧遇到一位中国妈妈。我问她这个学校好不好。她说很好，就是学费贵一些。

附设的托儿中心又叫家庭教育中心。招收附近的婴儿，从6个月开始即可入托。时间是灵活的，完全根据家长的要求，每天家长把要求写在纸条上，老师就按照家长的要求做。吃的东西也是家长准备的。孩子很自由，想睡就睡，想吃就吃。环境也和家里一样，家里有什么，中心也就有什么。每个教师带三名孩子。新来的孩子头一个星期每天只待上一小时，由父母陪着，以后逐渐增加时间。教师要像父母一样对待孩子。而这里的教师都是有学位的，领头的都有硕士学位。学费当然也是很昂贵的，每月要700美元。

这个家庭教育中心表面上看来就是帮助家长带孩子，是一般保姆干的活。但这里的教师都有学位，他们是营造一种家庭环境，研究儿童在家庭环境中的发展。他们要经常和家长讨论儿童的教育问题，给家长以帮助，但是并不是强加于家长。教育中特别强调因材施教，不是统一要求，让学生在老师设计的环境中自由发展。

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北美早期教育完全是一种自由主义教育。不能说他们没有计划，只能说计划是柔性的，而且是隐性的。活动是自由的，但儿童的发展的背后似乎也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指挥着。

参观银行街学院还有一点感想。银行街学院在美国是一所很小的大学，但办得很有特色，在世界上都很有声誉。而在我国，好像小学校就办不出名气来，非要办得越大越好，层次越高越好。这种求大求高的思想恐怕与我国大一统的思想传统不无关系。我希望我国的学校少一点攀比，多一点实事求是，真正办出一些特色来。

美国要重建教育

1991年4月，我再一次访问美国，考察了五所大学、一所社区学院、两所中学。我们访问期间，美国刚刚结束了“教育周”（4月13～19日）的活动。在这期间，时任总统老布什发布《美国教育2000年计划》，发表了演说，各地开展了奖励教师的活动。全国上下似乎都在议论教育。加州州立大学弗雷斯诺分校的校长助理告诉我们，美国科技的领先地位正在受到威胁，原因是美国中小学教育质量太差。他说，美国中学生的学习时间比别的国家都短，约有25%的中学生不能毕业。这次美国教育改革是要重建教育。近些年来全国各州通过了七百多项法律来提高教育质量。采取的措施有：延长学期的时间；要求学生必须做家庭作业；学习期间要进行三四次考试，主要在四年级、八年级和十二年级进行；大学入学标准要提高；教师要组成教学小组（Teach Teams）；要求教师、家长、企业家都来参与学校管理等。但他们认为，这些措施所起的作用都不大。因此，要重建教育，关键在于校长。在教育界广泛取得一致的意见是：校长、教师、学生都要参与教育。

美国很重视师范教育。在我们参观的几所大学中，教育学院都是大学中最大的最重要的学院。教育学院的设置与我国师范学院的设置有许多相同的地方，但专业设置不像我们分得那样细。教育学院内主要设有早期教育系、初等教育系、特殊教育系、中学教育系、心理学系、体育教育系、科技工程教育系等。

美国中小学教育总体上讲水平较低，课程无统一要求。有一次我到一所中学去，问校长，学校课程有没有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回答说都没有，也拿不出课程表来。因为全校课程开有一百多门，每门课都由教师自己设计。但是在教学中他们十分重视启发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注意培养学生自学的能力。我们参观了几所学校上课的情况，几乎没有看到老师滔滔地讲，学生静静地听的现象，都是老师和学生在热烈讨论或争论某个问题。学校一般很重视对学生的课外活动的指导。这次教育周奖励优秀教师的活动，据他们介绍，所谓优秀教师，不仅要看他的课堂教学，更主要的要看他在课外为学生所做的事。

据他们介绍，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曾开展一种叫作“有效教育学校”的运动，指定一些学校进行教育改革，在课程设置、课外活动、教师的教育态度等方面进行改革试验，各校进行比较，把各校的长处集中起来进行推广。概括起来，有效教育学校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有一个坚强的学校领导；二是与社会有密切的联系；三是教师都能开动脑筋，不断改进教学。

我们发现，美国非常重视对学生进行国家意识的教育。我们一下飞机就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马路边上家家户户门口都挂着鲜黄的花。陪同告诉我们，这是民众支持海湾战争的表示。据说美国独立战争时期，为了表示支持，挂出了黄花或黄的旗子，这种传统流传至今。我们在内布拉斯加和爱荷华州都参观了那里的议会大楼，两次都遇到许多中小学生在那里参观。议会大楼布置得像博物馆，陈列着这个州发展的历史图片、油画和名人雕像。内布拉斯加州议会大厅屋顶上就有三幅油画，反映该州一百多年以前开发时的情景，爱荷华州的议会大厅里陈列着南北战争时期的军旗等展览品。议会大楼里设有导游，免费向中小学生讲解。我们到爱荷华州议会大楼时正值该州议会开会，群众可以旁听。我们旁听了他们的辩论。有一个中学生参观团也旁听了议会的辩论。我们参观中学时，发现老师在给学生讲海湾战争。凡此种种，使我们感到美国教育很重视国家意识的教育。

美国人对国旗，既尊重又不尊重。美国学校到处挂满国旗。校长室中必有国旗，每个教室里必挂国旗。美国到中国来的留学生，宿舍里总贴有美国国旗，有的贴在宿舍的房门上。他们的T恤衫上、裤衩上都可以印上国旗。华盛顿纪念塔的电梯门口地上也嵌着国旗图案，被众多游人踩在脚底下。这在中国是绝对不允许的，但在美国却无所谓。不看得那么神圣，但却使你感到美国处处都在，起着强烈的国家意识的教育作用。

我们和美国教授们谈到青年们的风尚。据他们讲，近些年来青年们趋向于保守。他们称之为“回归现象”。他们说，20世纪60年代青年人没有理想，不关心未来，提倡性解放；近些年来，青年比较关心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关心未来的命运。我问他们为什么。他们回答说，也许就像中国哲学中讲的“物极必反”吧，有些事情走过了头，总会返回来的。我想这恐怕与当时的形势有关。60年代社会动**，美国发动了朝鲜战争，又发动越南战争，种族歧视严重，使得青年人无法安心学习。80年代以后，经济开始复苏，社会趋于安定，社会舆论呼唤道德的回归，影响到新的一代青年。进入90年代，大家都在思考如何迎接21世纪。格洛德大学学习中心就挂着一条大标语，上面写着：“2000年和将来，格洛德将是什么样子？”

[1] 本部分原载《为孩子们呼喊》，北京，北京日报出版社，1988，此处根据1997年10月至11月，对加拿大、美国六个城市的访问见闻，做了修改补充。

[2] 原载《明日教育论坛》200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