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中记载着一个故事，陈司败用两难推理发问孔子：鲁昭公知礼吗？因为昭公娶了吴国的一位女子，吴、鲁同姓，按周礼规定同姓不能通婚；同时周礼又规定，臣要为君讳过。这样，不管孔子答知礼还是不知礼，都违背周礼。孔子当时答曰：“知礼。”孔子走后，陈司败便以“君子不党”的周礼原则，责备孔子为鲁昭公讳过。孔子的学生巫马期听到后转告孔子。孔子承认自己的错误，而且说“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可见我国古时候师生关系是比较平等的，比较民主的。

什么时候出现了“师道尊严”并形成传统？考究起来，大致在封建社会确立以后，荀子在提倡尊师的同时，就把师生关系与君臣关系相比拟，认为教师要和君主一样有无上权威，学生要无条件服从教师。《学记》在论及教师的作用时，认为教师的任务在于教人“为君”，管理国家，统治人民。文中说：“能为师然后能为长，能为长然后能为君。”把“为师”当作“为长”“为君”的前提，反映了当时政教合一、官师不分的状况。《学记》还把“师”和“道”紧密联系起来，强调“师严然后道尊”。因为“师”是“道”的传播者，只有尊师，才能达到传道的目的。这里的“道”，当然就是封建社会的政治和道德规范。可见《学记》提出“师道尊严”的主张，也是强化封建政治的必然。到了汉代，由于封建统治的不断强化，“师道尊严”的思想也不断加强。特别是董仲舒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师道尊严”变成唯儒家经典的传诵为准绳。汉代封建统治的官方儒学的核心是三纲五常，负有强化君父统治的职能。为了确保师师相传的经说不致“走样”，促成政治思想的高度统一，统治者规定传授经书必须信守师法和家法。所谓师法，是指传经时以汉初立为博士的经师的经说为准绳；所谓家法，是指后来大师的弟子们在传经时，又有所发展，形成一家之言。朝廷对信守师法和家法的要求很严格：“师之所传，弟之所授，一字毋敢出入，背师说即不用。”可见中国封建社会强调“师道尊严”的目的是巩固封建统治。

应当说，“师道尊严”作为我国的古代教育传统固然与封建主义教育思想有联系，但也有合理的一面，所以长期传承下来。它的合理的一面强调了教师在培养人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教师的任务是“传道、授业、解惑”，教师“闻道在先，术业专攻”，他能够引导学生较快地掌握人类文化科学知识；他是学生学习的榜样，引导学生树立崇高的理想。中国人早有重视教育的传统，因此也就有尊师的传统。这种尊师的传统应该保存和发扬。

但是过分强**师的作用，也会忽视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影响学生的主体性的发挥。

当前，我国教育工作中的一个严重问题是师生关系不和谐，甚至非常紧张。这种现象已经严重地影响青少年一代的健康成长。1999年1月11日《北京晚报》上公布一条消息：成都市某学校初中部十多名男女学生为了逃避、抗议班主任对同学的经常呵斥挖苦、态度粗暴，竟然集体服用安眠药，所幸抢救及时，才没酿成大祸。隔了几天，即1月15日《北京晚报》又公布一条消息：北京某外国语学校初中一班主任规定，“依据学生的综合表现分数高低而决定学生吃午餐的次序”。这简直是对学生的身心摧残。

老师的“威严”不仅施之于学生，甚至施之于家长。某高校一位研究生院副院长告诉我，有一次被孩子的老师在中午叫到学校，训了一个半钟头的话，连饭都没有吃成。这些事似乎还非常普遍。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情况？问起老师，老师似乎也有一肚子委屈：“不就为孩子好！”一句话掩盖了老师教育思想上的偏差。这不能不说是长期以来受“师道尊严”的封建教育思想影响的结果。许多教师认为，教师是绝对的权威，学生只能是服从，如不服从就要轻则受到呵斥挖苦，重则受到体罚或变相体罚。

老师的那种“威严”实际上也掩盖着老师的无能，缺乏引导学生自我教育的办法，不会“说服”只能“压服”。

教师应该是最有权威的，这种权威不是建立在以势压人上，而是建立在老师自身的道德品行上，所谓“为人师表”“以身作则”。其实这也是我国自古就提倡的，孔子的承认错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教师的权威还建立在老师广博的知识、优美的教育艺术之上。老师能深入浅出地讲解知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他们去探索知识，必然会得到学生的爱戴和尊重。

教师的权威还建立在老师对学生的理解和信赖上。学生最需要得到老师的理解，得到老师的信赖和尊重。如果学生觉得人格受到哪怕是一点点损害，他也会表示出极大的不满。学生一般并不讨厌严格要求的老师，但最不能容忍“损人”的语言。

优良的师生关系有一种无形的巨大的教育力量。师生关系和谐，学生学习积极性就高涨，就能按照老师指引的方向去努力学习，就能真心诚意地听取老师的劝告，去改正自己的错误。反之则会削弱教育力量。因此教师要努力改善师生关系，把师生关系建立成在互相理解、互相信赖基础上的民主、平等、和谐的关系。

[1] 1999年初写于北京求是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