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11月5日至9日，中国教育学会在武汉召开第二次年会。期间张承先会长、吕型伟副会长找我，他们两位建议为中学教师编一部《教育大辞典》，以提高教师的业务水平。这件事情本来早在1984年郭永福同志就和我提过，那时郭永福同志是张承先同志的秘书，他说承先同志想为教师编一部教育辞典，希望我能参加。我原来以为要我帮助承先同志来编写这本书，但是这次谈话却是要我来主持这项工程。我觉得自己不能胜任，建议还是请张承先同志任主编，我来协助。11月9日，上海教育出版社陈义君社长、曹余章主编从上海赶过来，晚上讨论编写《教育大辞典》的事情。他们一致要我直接任主编，主持全部的编纂工作。我当时坚持不答应，希望承先同志亲自任主编或者由刘佛年教授任主编，我一定全力协助。但是承先同志和佛年教授都坚持认为我可以胜任，说这项工程浩大，不是一年两年能完成的，他们年事已高，精力不如我，而且认为我是北师大的副校长，可以调动教师的力量。为谁做主编这个问题一直讨论到凌晨1点多钟，话都说到这个份上，我就不能再坚持自己的意见了。考虑到有老一辈如承先、型伟、佛年等同志的支持，依靠教育界的同人，我做一些组织工作可能还是能够完成的，于是我就答应下来了。会上又初步讨论了编纂这部大辞典的基本方针，认为这是新中国第一部大型教育专科辞典，应该体现出大、齐、新的特点，尽量反映当代教育科学发展的新成果和新中国教育改革及发展的成就。

2002年4月23日全国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暨第二次扩大会议，主席台右六为顾明远先生

2005年8月江西南昌全国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工作会议，第一排右五为顾明远先生

会后我就积极筹备，初步组成了编纂处。1986年4月底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第一次编纂工作会议。时任中国教育学会会长、《教育大辞典》领导小组组长的张承先同志出席了会议。他在会上说明了编纂这部大辞典的目的和方针。他说：“我们历来把教师队伍的建设、教材的建设和设备的建设视为提高教育质量的三项基本建设。在教育工作中要办实事，就应该在这三项基本建设方面狠下功夫。我们发起编纂一部《教育大辞典》，其目的正是要为这三项基本建设做一点切实的贡献。为迫切要求学习业务、提高教育科学水平的广大教师提供一部学习工具书。”他为辞典的编纂确定了方针，要求“一大、二齐、三新，内容要求包括古今中外，要把国内外教育科学研究的新成果、新理论、新兴学科都尽可能收集进去”。这样，《教育大辞典》的编纂方针就确定下来了。第一次编委会确定了编纂方针，制定了编纂框架，确定了编委会和分册主编的名单。根据大会所制定的方针，初步拟订了以下分册：教育总论、课程与教学论、教育哲学、教育经济学、教育社会学、教育心理学、教育测量与统计、教育管理学、学前教育、中小学教育、师范教育、职业技术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中国教育史、外国教育史、比较教育等17分册，计划是600万字。

1987年2月在上海召开第二次编委会，主要是讨论编辑条目。在讨论过程中，又增加了少数民族教育、军事教育、港澳台教育、教育边缘学科。少数民族教育、军事教育是过去任何教育辞典所没有的，体现了大、齐、新的要求。条目初步确定以后，编委就开始撰稿、审稿。1990年教育理论卷、心理学卷，也就是第1卷和第5卷首先出版。1990年8月22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首发仪式，参加首发仪式的有雷洁琼副委员长、北京市委副书记徐维诚同志、国防大学副校长黄玉章将军、原教育部副部长周林等同志，当然还有张承先会长和吕型伟副会长。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同志到编委会看望了全体同志。

1990年8月22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教育大辞典》首发式

整个系列出齐，已是1992年秋天了。全书包括教育学、课程和各科教学、中小学校、师范教育、幼儿教育、特殊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技术教育、成人教育、军事教育、民族教育、华侨华文教育、港澳教育、教育心理学、教育哲学、教育经济学、教育社会学、教育边缘学科、教育技术学、教育统计与测量、教育管理学、中国古代教育史、中国近现代教育史、外国教育史和比较教育等各个领域的基础知识和国内外教育科研成果。总计收词2.5万余条，约800万字，分成12卷出版，于1992年8月出齐。根据原来的计划，分卷出版后再出合卷本，于是我们马不停蹄地开始筹备合卷本。为了提高合卷本的权威性，我们请了教育界知名专家组成了专门的编委会。1997年编委会在呼和浩特召开了合卷本第一次编委会，会上讨论了合卷本的编纂方针。编委会一致认为合卷本不是简单地把分卷本合起来，而是要精益求精。按照张承先同志的意见，就是要“再创造，高质量”。合卷本是按照编写辞典的惯例，以字母或者笔画编排，而分卷本是按照学科体系来编排的，所以造成了很多重复的条目，经编委会审查发现3000余条词目重复。例如，“孔子”这一条，教育哲学卷有，中国教育史卷也有；“哈佛大学”这一条，外国教育史卷有，比较教育卷也有。而且有些条目虽然名词一样，但是撰写角度不同，内容就有所差别。同时，从一开始出版分册到合卷本编委会成立，已经过了6年的时间，有些内容已经陈旧，教育又出现了许多新的理论和名词，需要增加。因此，大家都认为，合卷本不能简单地把各分册打乱再组合起来，而是要重新修订，可增可删可修改。因此“合卷本”这个名称也就不合适了，大家经过讨论，认为应该叫“增订合编本”。

顾明远先生在《教育大辞典》首发式上

方针确定以后，各分卷对照方针自行调整、修改。此项工作又经过了6年的时间，最后到1998年完成了《教育大辞典》的修改合编工作。人称“十年磨一剑”，而我们这部大辞典整整编了12年！而身为《教育大辞典》的副主编，上海教育出版社的总编曹余章同志竟然没有能够见到这部他所策划的、在分卷本时付出心血的辞典的合编本面世就溘然离去。

作为这部大辞典的主编，我在编纂这部大辞典中尝到了各种酸甜苦辣的滋味。在《教育大辞典》于1987年召开第二次编委会时，我们请《辞海》的老编辑严其龙同志来做指导，他就说：“曾经有人说过，如果想要惩罚别人，就让他去编辞典吧！”这12年真是体现了他所说的这句话。

1998年出版的《教育大辞典》（增订合编本）

1998年，我曾经写了《一项教育研究的系统工程》一文发表在《图书》杂志上。我认为，许多学者看不起编辞典，认为编辞典是抄袭别人的成果，没有什么创新。辞典一般也不算是科研成果，被认为不过是一部工具书。但是我在编辞典的过程中发现，编辞典可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个教育名词，本来看起来是很平常的，我们也经常在口头上讲，但是真要给它一个科学的明确定义可不那么容易。辞典也不能像文章那样天马行空，任你自由发挥，而是要准确精练。释文不但要科学，而且要有知识性、可查性、准确性、权威性，同时还要简练，要做到多一个字则厌多，少一个字则厌少，才能成为典范。因此，编写辞典的工作是非常严肃细致的，是十分繁重的工作。我在这项工程中也得到很大的锻炼。

背景资料：1928年，中华书局出版《中国教育辞典》，由余家菊、邱椿、陈启天、陈东原、舒新城等21人编著。这是中国现代第一部教育辞典。收入词目2000余条，以教育方法、教育原理、教育行政、教育史为主，酌收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生理学，以及哲学、生物学词目；书末附录“四千年中国教育大事年表”和“中西名词对照表”。

商务印书馆于1930年出版《教育大辞书》，原分上下册；1933年缩印为全一册，收入词目3000余条。凡教育原理、教育史、教学法、教育制度、教育行政、教育心理学、教育统计、著名教育学术机构或团体，以及与教育有关的诸学科均收入。编著工作始自1922年春，初以唐钺为主编，1926年朱经农、1927年高觉敷相继担任。（1963年台湾师范大学教授孙邦正应台湾商务印书馆之约，对《教育大辞书》做了修订，1974年印行修订第二版。）

此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再没有出版过大型的教育辞书。直到1990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开始出版《教育大辞典》。此书被列为“七五”国家教育科研的重点项目，并列为1988—2000年全国辞书编写出版规划的重点项目。1992年起，《教育大辞典》在分卷本的基础上，经6年时间的潜心修订，增加1700余条新的条目，修正了某些错误或欠妥之处，1998年正式出版《教育大辞典》（增订合编本）。它收录教育类词条2.3万余条，其中重要词条收至1996—1997年，与分卷本相比，修订词条达30%以上。1999年，又出版《教育大辞典》（简编本）。《教育大辞典》1998年11月14日在北京通过国家级鉴定。有关专家认为，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第一部教育学方面的大型百科辞书，充分反映了最新教育科研成果，是教育辞书的集大成者。

这部《教育大辞典》之所以能顺利地完成，应该归功于老一辈教育专家的指导和支持。几乎全国老一辈教育家都担任了这部书的顾问，像滕大春这样著名的老教育家还担任了外国教育史分册的主编，黄济同志担任了教育哲学分册的主编，他们都亲自主持选词、释义、修改等工作，真是对我莫大的支持。总顾问刘佛年多次给编纂工作提出宝贵意见。辞典编纂领导小组组长张承先同志多次亲自出席编委会，对编纂工作的方针做出了明确的指示。吕型伟同志更是时时关心指导，参加历次编委会，提出许多宝贵的意见，帮我们出了许多好点子。我们戏称他为“点子公司”。

编纂这部《教育大辞典》，凝聚了上千名老中青学者的辛勤劳动。许多同志为此废寝忘食，特别是各分册主编和副主编，不仅要组织稿件，而且亲自动手修改、重写、找资料。许多稿件因为要弄清楚准确几个数据、名词、出处，曾几次退回给他们，他们总是不厌其烦地查阅资料，认真修改，毫无怨言。这次大辞典的编纂工作也培养了一大批中青年学者，他们在老学者的指导下知道了怎么严谨地治学。同时，还应该提到几位值得我们纪念的同志。

一位是《教育大辞典》的副主编、上海教育出版社的总编曹余章同志，应该说这部大辞典是他策划的。他担任这部书的副主编，同时他又从上海教育出版社的角度进行编辑把关。《教育大辞典》全书12卷，800多万字，他几乎字字过目，精心修改，最后定稿。我当时任主编，也看书稿，但是只从词条释义的内容及科学性方面把关，而他则是从编辑的角度精雕细刻，所下的功夫是常人所无法想象的。他因为积劳成疾，肝疾发作，卧床不起。即使在病榻上，他仍然念念不忘辞典的修订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这种对工作认真严谨的态度使我十分感动。我们经常通信，讨论辞典中的问题，也讨论工作中的问题。他也认为我是一个能够合作的伙伴，可以说我们谈话都很投机。《教育大辞典》之所以能够顺利出版，他的贡献是最大的。

另外一位是副主编季啸风同志。他从教育部社科司离休以后，就积极参与到《教育大辞典》的编纂工作中，他工作热情，思路开阔。大辞典中的少数民族教育卷、军事教育卷都是他建议收录的。他还积极与教育部联系，确定教育部的经费支持。没有他的努力，《教育大辞典》难以完成，可惜他在不久前也离开我们了。可以说他把最后的余热都用在了《教育大辞典》的编纂工作中。

《教育大辞典》编委会主要负责人（左二为吕型伟，左四为副主编曹余章，右一为顾明远先生）

另外还有《教育大辞典》编委会的很多同志，如魏一樵、连健生、胡守律等同志都为大辞典的编纂工作做出了贡献。我不能忘记他们对我的支持和鼓励。

当时编纂这部大辞典也受到来自某些方面的压力。有的同志怕我们编不好，出错误。有一位同志来看我们，一进门就说：“我是来挑毛病的。”接着翻开我们的第一卷，说了一句：“呵！还是注意阶级观点的。”

这部辞典应该说还是受到广大教育工作者欢迎的，第一卷出版以后，第一次发行量就达到5万余册。现在许多博士硕士论文在教育名词的解释上也常常引用这部辞典。为此辞典获得多种奖励，如获得了中国教育科学第二届优秀成果奖一等奖、第三届国家图书提名奖、第三届吴玉章奖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