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发展在于改革，

教育的改革在于创新，

教育的创新在于学习。

现代生产与现代教育

在1978年4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同志重新解释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含义。他说，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更重要的是整个教育事业必须要和经济发展的需要相适应，为现代化建设服务。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为了培养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合格的人才，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在新的条件下，如何更好地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此后，邓小平同志又强调指出，要做到在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上不断有新的发展。“各级各类学校对学生参加什么样的劳动，怎样下厂下乡，花多少时间，怎样同教学密切结合，都要有恰当的安排。更重要的是整个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不然，学生学的和将来要从事的职业不相适应，学非所用，用非所学，岂不是从根本上破坏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那又怎么可能调动学生学习和劳动的积极性，怎么可能满足新的历史时期向教育工作提出的巨大要求？”[1]

我就在思考，长期以来我国只提教育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教育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教育有没有其他功能？教育与经济的关系是什么？过去我们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只是简单看作学生参加生产劳动而已，根本不去思考如何结合的问题。1978年8月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东北师大（当时称吉林师范学院）王桂、梁忠义同志等翻译的《日本的经济发展和教育》。该书论述了经济发展与教育的作用，日本教育的普及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该书在日本于1963年出版，当时正是日本经济起飞的时期。该书激发了我的思路，我想从比较教育的视野论述教育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1979年3月23日到4月13日，教育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召开第一次教育科学规划会议。我们外国教育研究所为这次会议准备了一篇文章，名为《工业化国家经济发展与教育》。这篇文章是外国教育研究所的同志集体创作的成果，大家收集资料，最后由我整理并写成文章。因为是大家的创作，所以并没有收录在我的文集中。但有些观点是我提出来的，特别是最后一段的几点启示。我在文章中写道：“今天我们看一看工业化国家经济和教育发展的情况，给我们教育理论工作者打开了眼界。教育范畴有一部分是属于上层建筑，但它不完全是上层建筑，它与生产在许多方面有着直接的联系。在现代科技发展的时代里，劳动力的再生产要依靠教育，把科学技术的成果转移到生产过程中去要依靠教育。教育已经作为潜在生产力在起作用。”

在1979年掀起关于教育本质属性的讨论时，我没有写过文章。因为我没有把握，我拿不准。我总觉得教育是很复杂的社会现象，很难简单地用是“上层建筑”还是“生产力”来表述。但是我的态度早在上述文章中就明确表达了。

1980年夏天，北京市教育局和成立不久的中国教育学会为了普及教育科学理论，举办了一次为高等学校领导干部准备的高等教育讲座。这个任务落到了我们北师大教育系的身上。能举办这个讲座，我们觉得非常高兴，但又觉得难以胜任。我们过去长期只研究中小学教育，不研究高等教育，因此要由我们担任主讲，大家都感到很为难。当时任副校长的肖敬若同志就对我施加压力，说：“你是系主任，你来带个头，讲第一讲！”我只好硬着头皮准备。我本来想结合在第一次教育科学规划会上的文章，讲一讲如何正确理解“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问题，但制订讲座计划的教育学教研室主任陈孝彬同志却给我出了《现代生产与现代教育》这个题目。当时我正好招收了第一届硕士研究生，我上课时就布置他们为我的讲座写一个提纲，两个星期后交给我。谁知道两个星期以后，谁都没有交出提纲来。我只好亲自动手，查阅了许多资料。首先要弄清楚什么叫现代生产、现代生产有些什么特点这些问题。得益于我早期学习马克思的著作，我找到了现代生产的基本特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现代工业从来不把某一生产过程的现存形式看成和当作最后的形式。因此，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而所有以往的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本质上是保守的。”[2]我从工业化高度发达的国家的情况看，总结出现代生产五个新特征：第一，生产手段超过机械化时代，进入了“人化机械”时代；第二，工业生产由过去的粗放化转到集约化；第三，农业生产机械化；第四，经营管理现代化；第五，产生了新型工人。提纲写完，我觉得没有把握，便首先请当时的教育系副主任尹德新同志为我审阅提纲，他是研究中国教育史的。他首先对我的提法提出异议。他说：“你的题目是现代生产，而你引用的是马克思的话，他说的是近代生产，近代和现代在历史学上是不同的时期。”原来，我一开始在提纲中引用马克思《资本论》的话来自旧的译本，1953年以前的译本把“现代”译为“近代”。在我引用的马克思的话中，马克思说的是“近代大工业和机器生产”。他的意见一下子把我给难住了。我只好去查阅了《资本论》的英文版和德文版。在这些外文版本中，关于“近代大工业生产”都用的是“modern”这个词；后来我找到了《资本论》的中文新译本（1975年版），这个版本中都已经改成了“现代大工业生产”了，这个难题终于解决了。但我还是不放心，又拿到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请我童年的老同学沈思聪同志审阅，得到他的认可后，我才敢于走上讲台。这次讲座连续了好几讲，延续了半年的时间。除了我讲之外，黄济教授讲了教育的本质，迟恩莲讲了苏联教育，时任国务院经委主任的袁宝华讲了德国的职业教育。

我在这次演讲中讲了两个观点，一是现代教育是现代生产的产物，二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现代教育的普遍规律。对第一个观点，没有人反对；对第二个观点，别人则为我捏了一把汗。我的讲稿分别由《红旗》《外国教育动态》《百科知识》摘要选登。在《百科知识》刊登时，编辑就有些顾虑，问我能否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现代教育的普遍规律”删去，编辑吓唬我说：“怕你受到批判！”我说：“我不怕，‘**’都过来了，还怕什么！”为什么这个问题有争议？因为长期以来，我们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作为社会主义教育的基本特征。1958年时大家曾经认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社会主义教育与资本主义教育的分水岭，现在把它看作是现代教育的普遍规律，不就抹杀了教育的阶级性吗？论文发表以后倒是没有受到批判，毕竟大家在“**”后不随便挥舞棍子，但这个结论的确一直不被某些人承认。

1991年，我在一次座谈会上又提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现代教育的普遍规律，当场就有人批评我的观点。不久，1992年第1期的《清华大学教育研究》就发表了一篇文章，名为《略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批评了我的观点。该文章尖锐地指出：“西方一些资产阶级学者，正是利用两种制度都注重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一表面现象，得出21世纪将是‘教育的世纪’‘学习化的社会’的结论。”同时文章还认为：“这不仅阉割马克思主义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实质，而且成为资产阶级‘和平演变’社会主义的烟幕。对此我们必须用阶级与阶级分析的态度相对待。”[3]

也是这一年夏天，我在一次报告中讲到关于教育发展史可以依据社会发展的五种形态分为五种教育，即原始社会教育、奴隶制教育、封建主义教育、资本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也可以按照生产力发展水平划分为原始形态教育、古代学校教育、现代教育。我还加了一句：“当然，现代教育有社会主义教育和资本主义教育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教育。”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的《教育文摘》小报摘录了我的这段讲话，没想到因此受到了某位领导的严厉批评，他在我文章上批道：“用生产力来划分教育的发展历史，如何体现教育的阶级性？马克思主义不是口头禅，要与实际相联系。”由于这位领导没有看到我的后一段话：“现代教育有社会主义教育和资本主义教育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教育。”所以他批评我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口头禅，而不联系实际。这个批评意见是在中央教科所的领导中传阅的，但也传到我的耳中。我又不好去与领导辩解，出于无奈我只好请摘编我的文章的小报编辑部出来澄清，才算没有受到公开批判。

其实马克思在讲生产劳动与教育相结合时是从大工业生产的特性中提出来的，并没有规定这是社会主义教育的专利品。现实也告诉我们，现代生产必须有现代教育人力资源的支持，现代教育也只有适应现代生产发展的需要才能得到普及和发展。所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81年11月10日至19日在日内瓦召开的第38届国际教育大会（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上专门讨论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The Interaction between Education and Productive Work）的问题，会议最终通过了决议，提出了8条重要原则，并倡议各国从教师培训、评价等各个方面强化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我们外国教育研究所的符娟明教授参加了这次会议。

《现代生产与现代教育》报告的出炉受到了各界的重视，不仅像《红旗》和《百科知识》这样一些重要杂志刊登了主要内容，而且各地请我去开讲座。我仅在80年代那几年就以这个题目讲了约40场，听众有上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