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以后，高等教育百废待兴。1977年8月教育部高教司在司长刘道玉及处长蒋妙瑞的倡导下，在北戴河召开外国教育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北京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吉林师范大学（今东北师范大学）、河北大学外国教育研究室的负责人。北京师范大学由周蕖代表外研所参加了会议。会议讨论了外国教育的研究和资料收集问题，制定了初步的规划。

1978年7月5日至15日，全国第一次外国教育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参加会议的有北京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吉林师范大学（今东北师范大学）、河北大学、华南师院（今华南师范大学）5所高等学校的外国教育研究机构的约50名代表参加。教育部副部长高沂同志出席会议并讲话。当时北京师范大学外国教育研究所尚未建立，我还在担任学校文科处处长，没有系统地参加全部会议，只参加了开幕式及几次讨论。当时开一次会议很麻烦，招待所的被褥要自己去租，大米供应要到粮食局审批。外国问题研究所动员了全所同志为会议服务。会议交流了经验，研讨了规划，商讨了分工。会议开得很成功，并商定5所学校轮流承办每年的研讨会。

1979年10月底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外国教育研讨会，由华东师大外国教育研究室承办。参加会议的除上述5所院校的外国教育研究机构外，又增加了中央教科所、人民教育出版社及其他几所师范院校的代表共90余人。会上成立了外国教育研究会，隶属于中国教育学会，由刘佛年担任会长。1981年在保定召开了第三次全国比较教育学术研讨会，会议由河北大学日本问题研究所承办。研究会理事会换届，第二届理事会由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张天恩任理事长。1983年在长春召开第四次全国比较教育学术研讨会，会议由东北师范大学外国教育研究室承办。研究会理事会换届，大家推举我担任理事长。1986年第五次全国学术研究会在武汉召开，由华中师范大学承办。1990年第六次年会在天津召开，由天津师范大学和天津比较教育研究会承办，在这次年会上我做了题为《比较教育的回顾与瞻望》的发言，总结了改革开放10多年来我国比较教育发展的成绩和问题，阐明了今后发展的方向。1993年第七次年会在北京召开，由北京师范大学外国教育研究所承办。1995年第八次年会在济南召开，由济南大学承办。1997年第九次年会在黄山市召开，由安徽师范大学教育系承办。第十次年会在重庆北碚召开，由西南师范大学（今西南大学）教育学院承办。2002年第十一次年会在桂林召开，由广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承办，理事会换届，由东北师范大学外国教育研究所梁忠义教授担任理事长。第十二次年会在珠海召开，由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承担，理事会换届，由钟启泉教授担任理事长，聘我为名誉理事长。我从1983年担任研究会理事长起，一直到2002年止，共担任了19年，为我国比较教育学科建设出了一点微薄之力。

第三次全国外国教育学术讨论会于保定，1981年5月20日至29日（后排左三为顾明远先生）

比较教育学科的建设一直是研究会关心的事。我在1990年第六次年会上发表了一次演讲，题目为《比较教育的回顾与瞻望》。在讲演中我讲道，我国比较教育研究经过了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对外国教育的客观介绍和描述。80年代初全国一下子出现5种介绍外国教育的杂志，代表性的译著有《教育的传统与变革》、《比较教育学》、《美国教育基础》、《六国教育概况》、布鲁纳的《教育过程》、赞科夫的《教学与发展》、苏霍姆林斯基的《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等。第二阶段是对外国教育进行比较和借鉴。从1985年开始我们对几个发达国家进行了系统研究，出版了《战后教育研究丛书》《比较高等教育》《比较师范教育》《中外职业技术教育比较》《现代课程论》等著作。同时陆续翻译出版了埃德蒙·金的《别国的学校和我们的学校》、库姆斯的《世界教育危机》等。可以说成果累累，但是也存在着不少问题。当时我指出：第一，严重脱离中国教育的实际，许多比较教育工作者不了解中国教育情况；第二，比较教育研究缺乏理论的深度，许多外国教育的介绍和比较停留在表面层次上，不能从分析比较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第三，不重视比较教育学科本身的建设。我在讲演中提出了几点建议：一是要改变以往研究的重点，将单纯研究外国教育转移到从中国教育的实际出发，研究中外教育的比较上；二是拓宽研究领域，能够逐步对我们邻近的、国情相似的几个亚洲国家的教育有突破性的研究；三是加强比较教育的学科建设；四是资料工作仍需加强，它是我们研究的基础。

1984年10月在杭州召开的全国比较教育学科建设讨论会合照（第一排右五为顾明远先生）

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我又感到我国比较教育研究总是停留在制度层面上，即使介绍外国的教育思想也只是就事论事，缺乏分析。特别是联系到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实际，觉得中国在教育现代化进程中遇到不少障碍，可不可以从国外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吸收一些经验？同时在研究各国教育时发现许多奇怪的现象：我们常常讲，教育受一定的政治经济的制约，但是，同样是发达国家，美国的教育制度与欧洲大陆的教育制度很不相同；而不同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如中国和日本，教育中却存在着许多相同的问题。因此我萌发了研究教育与传统文化关系的想法。“八五”“九五”教育科研规划都以“民族文化传统与教育现代化”作为重点课题。虽然课题已经告一段落，但我认为这个问题远没有研究透彻，我们今后还需要继续深入研究。

1993年全国比较教育研究会第七届年会，第二排右十为顾明远

关于比较教育学科的定义和身份问题，许多学者认为存在着身份危机。但我认为，比较教育是一门学科也好，是一个研究领域也好，对各国教育的研究总是需要的。教育领域中有许多问题是别的教育学分支学科难以解决的，如国别教育的系统深入的研究，各国教育政策、制度、模式的比较研究，国际教育问题的研究，等等。关于研究方式，我赞同多元的方法，但更重视文化研究。因为只有深入到文化层面才能对教育现实及其由来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第十二次比较教育年会，主席台上左四为时任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主席马克·贝磊先生，左五为顾明远先生

比较教育研究会在全体会员的努力下，坚持开展各项研究活动，队伍也越来越壮大。截至2010年年底，全国已有博士授权点24个，硕士授权点数十个，每年培养博士约50名，硕士几百名。1998年中国还成功召开了亚洲比较教育学会第二次年会，由北师大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承办。与会代表有200多人，其中境外代表有70多人，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的前任和现任主席都出席了这次会议，并都对这次会议做了积极的评价。这次会议多少弥补了第九届世界比较教育大会未能在中国召开的遗憾。虽然比较教育研究会曾一度直接参加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的会议，但并没有断绝联系，两会的领导和会员都经常来往交流。继在2002年成功举办了“第一届世界比较教育论坛”后，2005年8月22日至24日，由北京师范大学主办、北京师范大学比较教育研究中心和香港大学比较教育研究中心承办的第二届世界比较教育论坛在北京师范大学英东学术会堂隆重举行。当时的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主席马克·贝磊（Mark Bray）教授和秘书长福克斯（Christine Fox）教授，日本比较教育学会前会长铃木慎一（Shinichi Suzuki）教授和望田研吾（Kengo Mochioda）教授，美国比较教育学会前会长阿诺夫（Robert Arnove）教授，韩国比较教育学会会长李铉清（Lee Hyun Chong）教授，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比较教育学会会长王淑英（Sukying Wong）教授，以及中国比较教育学会会长钟启泉教授、副会长王英杰教授和孙启林教授、秘书长赵中建教授等出席了论坛。来自德国、法国、比利时、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巴西、日本、韩国、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中国等15个国家的200余位代表参加了会议。2008年，我们又成功举办“第三届世界比较教育论坛”。2011年金秋，“第四届世界比较教育论坛”在京圆满落幕，这次论坛不仅是以往论坛的延续，同时也是庆贺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成立50周年。

2005年第二届世界比较教育论坛，从左到右分别是美国比较教育学会前会长阿诺夫教授、欧洲比较教育学会前主席施瑞尔教授、中国比较教育学会理事长钟启泉教授、世界比较教育学会主席贝磊教授、顾明远先生、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董奇教授、教育部社政司副司长袁振国教授、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主席秘书长福克斯教授和日本比较教育学会会长望田研吾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