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秋天，大家都在忙着下乡搞“四清”运动。下乡之前要体检，体检发现我有肺炎，需留下休息。当时教育系系主任于陆琳同志就说，干脆留下筹备《外国教育动态》杂志吧。于是我就和比较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

从《外国教育动态》到《比较教育研究》的进化史

《外国教育动态》是一份什么样的杂志呢？还得从当时的形势说起。1964年5月12日，中共中央国际问题研究指导小组和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批准高等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建立研究外国问题机构的报告》，6月北京师范大学成立了外国教育研究室、苏联哲学研究室、苏联文学研究室、美国经济研究室。那时我就被调到外国教育研究室工作。当时中央宣传部提出要办一份教育杂志，供地委以上的干部作参考。时任校党委书记的程今吾同志就把这个任务接了过来，并交给教育系筹办，于是这个任务就落到我的头上。当时协助我进行筹备工作的还有黄菊美同志。我们经过几个月的紧张筹备，于1965年春出版了第一期试刊。当年8月正式出刊，到“**”之前共出试刊2期、正刊5期。关于《外国教育动态》的办刊宗旨，在试刊第一期的发刊词中有如下一段说明：“《外国教育动态》是供教育工作者在教育领域内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外国教育批判研究作参考的内部刊物。它的内容将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著作、兄弟国家的教育经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民族独立国家和地区的教育情况；现代修正主义的教育理论和实施，以及资本主义各国的教育动态和帝国主义的教育政策。”选编的每篇文章前面都注有编者按语或说明，以表示我们的立场，每期稿件都送中宣部教育处审核。即使如此，“**”开始后，杂志还是被扣上散布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教育思想的帽子而被迫停刊。

1965年年底，四个外国研究室合并为外国问题研究所，校党委副书记谢芳春同志任所长，刘宁和我任副所长。“**”中谢芳春和我都被夺了权，外国问题研究所差一点被裁撤。1972年5月周恩来总理召开外语院校“教育革命”座谈会，问到1964年成立的一批外国问题研究机构还在不在。于是工宣队没有敢把它撤销，而且不久就让恢复工作。

1973年，外国问题研究所开始局部恢复工作，《外国教育动态》作为内部资料又开始编印，至1979年共出刊22期。但这段时间已不是由我负责。“**”中我被揪回教育系，作为“走资派”被批斗，后又下放到山西临汾吕梁山进行垦荒劳动，1972年回来任北京师范大学二附中“革委会”主任；1974年12月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十八届大会回来以后又回到师大；1975年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革命组副组长兼文科组组长，“**”后改为文科处处长；1979年我任教育系系主任兼外国教育研究所所长。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迎来了一片大好形势，教育领域也有了生气，而且全国教育工作者都想了解国外教育发展的情况和经验，在这样的形势下，我努力想促使《外国教育动态》正式复刊。于是我给当时国务院主管科教的方毅副总理写了一封信，说明《外国教育动态》的来历，提出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教育界了解和学习外国教育经验的迫切性，希望《外国教育动态》能早日复刊，并向国内外公开发行。没有想到，这封信很快得到方毅同志的批复，同意复刊并成为正式刊物向国内外发行。当时我还请赵朴初先生写了《外国教育动态》的刊名。

发行过程也是几经周折，开始想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发行，因为“**”前就是人教社发行的。当时人教社社长戴伯韬同志也同意，但终因经费问题未能成功。最后在天津教育出版社发行。但后来因为他们要求把杂志办成专以中小学教育为对象，我们未能同意，只好撤回来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当时学校给予了极大支持，每年都拨专款支持出版发行。编杂志需要编辑，当时所里的研究人员都不愿意担任编辑，最后由我任主编，由宋文宝同志任副主编，具体负责编辑部的工作，不久又请了况平和同志来任编辑，协助宋文宝同志看稿、改稿。我们在编辑部成立了一个审稿班子，除了我和宋文宝以外，又请了周蕖、曾昭耀等来初审。凡投来的稿件我们几人都要初审一遍，认为合乎质量的或有基础修改的就留下，再由编辑部处理。宋文宝同志退休后，一直由曲恒昌同志主持编辑部的工作。刊物向社会开放，特别欢迎比较教育界的同行学者投稿，不限于反映本所的研究成果，不搞同人杂志，从而保证了充足的稿源，保证了刊物的质量。所以，宋文宝、况平和等同志对《外国教育动态》这份杂志来讲是有大功劳的，我们不能忘记他们。可以说，《外国教育动态》这本杂志促进了我国比较教育学科的发展。1991年在比较教育界同人的爱护和要求下，作为中国教育学会比较教育研究会的刊物，《外国教育动态》更名为《比较教育研究》。2001年从双月刊改为月刊，2003年又从64个页面增加到96个页面，篇幅扩大了二分之一，成为我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近几年来，杂志主要由曲恒昌教授负责，他对杂志质量的提高、杂志的规范化起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