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发布的《钦定学堂章程》规定了中国第一个现代学制，它是以日本教育制度为蓝本的，因为中国从日本的明治维新中看到了榜样。在《新青年》创刊的1915年以后，西方教育思潮大量涌入，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在科学、民主的旗帜下，西方的教育制度和方法被大量介绍进来，其中美国的教育思想对中国教育的影响非常深远。

清朝末年中国留学生大多到贵国留学，辛亥革命以后开始转向西方。20世纪20年代中国留学生中几乎有80%是留学美国。[37]1919年5月1日，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哥伦比亚大学哲学教授杜威受北京大学、江苏省教育学会等五个学术团体的邀请来华讲学，到1921年8月离开中国，在中国停留了两年三个月，足迹遍及奉天（今辽宁）、直隶（今河北）、山西、山东、江苏、浙江、江西、湖南、福建、广东等11个省。杜威在华期间做了许多次讲演，宣传他的实用主义哲学和教育思想。这些讲演在各种杂志上发表，有的汇集成册出版。如《杜威五大讲演》（在北京的讲演）、《杜威三大讲演》（在南京的讲演）、《平民主义与教育》及《教育哲学》等。

中国留美的杜威的学生在杜威来华讲学中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当时教育界的名流如胡适、蒋梦麟、陶行知等都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38]他们不仅邀请杜威来华，而且陪同他到各地讲演，还亲自担任翻译。

杜威在中国的时候，正值“五四”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的时期，在教育方面，受到民主思潮的影响，正开展着平民教育运动。在杜威来华之前，他的学生胡适就介绍杜威的思想，说：“杜威的新教育理论，千言万语，只是要打破从前的阶级教育，归到平民教育的两大条件。”[39]杜威在讲演中也鼓吹平民教育，他的讲演集就名为《平民主义与教育》。在这一段时间里，中国掀起了平民教育热潮。北京大学的“平民教育讲演团”成立于1919年3月，活动到1925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前身）成立了“平民教育社”，并于1919年10月10日发行社刊《平民教育》。该社活动到1924年下半年，《平民教育》共出刊七十三期。1923年6月，朱其慧、陶行知、晏阳初在南京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社。[40]平民教育在全国二十个省区开展起来。

池田先生问到杜威先生如何看待中国青年，他想了些什么。他在中国停留之久，他的平民主义教育思想与中国平民教育运动如此合拍，我想他对中国、对中国青年是抱着满腔热情和希望的。当然，杜威宣传的还是美国的民主思想，对于当时还挣扎在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压迫下的中国，对于希望用革命的方法改造社会的青年来讲，这种平民教育运动也只是一种改良主义。

除了平民主义教育思想外，杜威还宣传了他的进步主义教育思想。这种思想与此前中国接受的德国赫尔巴特的教育思想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体系。它主张“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从做中学”，强调儿童应在自身的活动中进行学习，教学应从学习者现有的经验开始。

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受到批判，他的教育思想也随之受到批判。但是他主张的重视儿童的自主活动等思想仍在中国教育实践中有广泛的影响。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对杜威的教育思想有了重新的评价，他的教育思想又重新被重视。

池田

我坚信杜威从贵国青年身上感受到了顾先生所说的“满腔热情和希望”。无论在什么时代，身处哪个国度，对于建设充满**的青年才是最大的希望。胸怀远大志向的青年，其气势也会给予周围的人以热情和力量。所以，我一直鼓励青年，也全身心致力于教育，顾先生也是同样的心情吧。

杜威的教育思想之所以能在贵国传播，跟您提到的几位年轻有为的学人是分不开的，他们站在超越国界和民族的立场，与杜威先生建立了美好的师生情谊。面对这样的事实我不禁深受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