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田

关于您说的第三点即老解放区的教育传统，我想起我曾在1974年第一次访问贵国时参观过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这个讲习所是1924年设立的，周恩来总理当时也在那里讲过课。这种教育也许与那种全面人格的教育的指向不同，但当我站在这个教育了青年并成为农民运动策源地的讲习所中，深深地感到建设新中国的原动力正是在于教育的力量。

您所说的第五点即“苏联教育对中国的影响”，刚才我们讨论过，我还想请顾先生站在中国教育发展史的角度再进行一些详细的介绍。听说当时主要是引进了凯洛夫的教育理论。[41]凯洛夫的理论主张，为让儿童系统地建立秩序和掌握认知能力，使他们得到与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教养，教师必须有计划地进行指导。顾先生认为，这个理论虽然在教学过程方面有一定的科学体系，但也有传统的课堂中心主义和教师中心主义等方面的问题。[42]

1951年，贵国引入了苏联学制，新学制特别给予工人和农民以学习的机会，并致力于把工人和农民作为国家建设的重要力量加以培养。与此同时，苏联的教材、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也引入中国。但顾先生指出，以学生为主体的习明纳尔（即以讨论为中心的小班授课）并未实行，而只是引进了以教师为主导的那些方面。为此，顾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发表了关于苏联教育理论中关注学生主体方面的论文，并始终致力于推动培养儿童创造力的“素质教育”[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