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田

正如顾先生所言，中国文化由于历史悠久，对今天的影响仍然很深。如果按照前面五点来看，我自然地想到贵国教育史的变迁和划时代的事件。

第一，关于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我想它的核心就是儒学，上次已与顾先生做了讨论。循着这种讨论，我想就隋朝至清末的科举制度和儒学对教育产生的正负面影响谈谈自己的看法。

顾先生谈到，儒教文化的发展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由孔子、孟子和荀子等发展起来的以“仁”与“礼”为核心的原始儒教文化时代。在那时，绝无训示的教条罗列，也不是训诂注释。正如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录《论语》所生动记录的那样，老师与弟子在精神性的交往中共同追求正确的道路。孔子早年父母双亡，他的少年时代是在贫穷和不幸中度过的。但他在逆境中抗争，努力学习，开辟了迈向理想之路。其门下有弟子三千，而孔子却从不问他们的出身，也就是为众人广开教育之门。孔子在回顾他的人生之路时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中的这段话在日本非常有名。我的恩师户田先生与军部政府斗争而被投入监狱，他在狱中读《法华经》，不断地思索，研究尊重生命的佛法真髓，从而深刻地认识到了拯救民众的使命。恩师当时四十五岁，他以《论语》的这句话作比，来表达自己的决心：“我比孔子晚五年不惑，而比孔子早五年知天命。”战后创价学会的大发展，正源于此时恩师的决心。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在与我的对话中，把以孔子为核心的师徒集团称作“对话共同体”，这个评价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7]我想，教育的永恒的理想状态之一，正可以从这种原始儒教文化时代中找到。

第二阶段是西汉的武帝时代，那时开始提倡“三纲五常”，旨在确立统治和维持帝国所需的封建伦理道德。到了东汉，在首都洛阳开办了规模很大的大学，还将新制定的经书教材刻到石碑上（称为《石经》），儒学事实上成为“国教”。到了隋朝，科举制度诞生了。关于科举制度的起源还想请顾先生做一详细介绍。总的来看，它是为了录用高级官吏而建立的制度，并进行严格的考试。在考试中不仅重视作文写诗的能力，而且也有经书科目的考察。这种不论出身而凭实力选拔高级官吏的制度促进了人才的流动，它导致了贵族阶级的没落，使以皇帝为顶点的政治体制更为稳固。

第三阶段是宋明理学的形成。宋明理学吸收了佛教和道教宇宙论与生死观方面的思想与哲学，从而形成了一大儒教哲学。而且，与当时的佛教和道教的出世倾向不同，宋明理学在把宇宙论、人生观与世俗世界的道德和政治伦理结合起来方面体现了新儒教的特点。宋明理学由北宋的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开创，到南宋的朱子那里集大成。[18]科举到了元代就以朱子学为基础了。朱子学作为日本江户时代的教育与学术的主轴，对日本民族的精神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另一方面，顾先生上次也谈到，物极必反，宋明理学也导致了人们思想的僵化。[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