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1月，我在成都市青羊区参加小学生“减负”座谈会。我说要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首先，教师要把每一节课上好，让每个学生听懂、学会，这样就可以少布置课外作业。其次，学校减轻了学生课业负担，家长切不要再增加学生额外的学业负担，不要买那么多课外辅导书，不要上那么多补习班。我说我最讨厌奥数班，奥数班摧残人才。谁知道我话音刚落，一个小学生举手发言，说：“顾爷爷，你说不要上奥数班。但是，不上奥数班就上不了好的初中；上不了好的初中就考不上好的高中；上不了好的高中就考不上好的大学；上不了好的大学，将来毕业就找不到好的工作。我怎么养家糊口啊？”这话出于小学生之口，我听了真是觉得又可笑又可叹。这反映了教育问题的根子并不在教育本身，而是在社会，是社会矛盾在教育上的反映。现在谁不愿意自己的孩子享受更好的教育，将来能够考上名牌大学，毕业以后找到一份既体面又舒适的工作？虽然现在大学毕业生，甚至研究生就业，并不容易，但是总比没有学历的要强得多。父母这种期望是无可非议的，是完全合理的。但是，我国优质教育资源不足以满足所有家庭的需求，所以教育竞争就难以避免。虽然国家明令取消重点学校，也投入大量资金改造薄弱学校，但重点学校已经在社会上生根，在广大家长的心目中生根，家长还是瞄准几所过去的重点学校。于是教育竞争越来越激烈。

教育是社会流动的主要途径，是人们向上流动的最重要的渠道。家长为了子女的前途，再苦也要让子女上优质学校，这样将来才能有向上流动的机会。因此，可以这么说，争夺权力和财富是教育竞争的根源，再加上当前社会分配不公，就加剧了教育竞争。当然还有其他原因，我们在后面要一一分析。但是社会分配不公，就业困难，贫富差距过大，城乡二元结构尚未消除，是教育出现问题的最主要的根源。要说教育的病理，这是最主要的病理。

下面我们来说说其他的病源。

一、“学而优则仕”的文化传统影响着教育

中国文化传统源远流长。中华各族人民勤劳勇敢，不怕困难，不畏强暴，艰苦奋斗，创造了世界上唯一绵延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孔子提倡“学而优则仕”，提倡教育，任用贤才，起到了进步作用。儒家学说把培养“君子”作为教育的主要目标。所谓君子，就是要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和才能。拿今天的话来阐释，就是要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这种用人制度当然比封建的世袭制前进了一大步，虽然它并不彻底。科举制度在隋朝应运而生。这种制度摒弃了世袭制和用人唯亲的弊端，它激励庶民百姓通过学习进入仕途，促进了社会流动，相对公平，同时又鼓励读书，尊重知识，促进了社会文化建设，是社会的进步。

但是，“学而优则仕”明显存在功利主义思想。由于科举是封建社会庶族，也即中小地主阶级子弟入仕的唯一途径，而且一举成名天下知，荣华富贵随之而来，所以社会上广泛形成了“读书做官”“做官发财”的思想，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宋真宗曾有一首《劝学诗》，诗云：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

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

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

出门莫恨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

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儒林外史》中描写的范进中举的场面，生动地表现了封建社会对科举的狂热追求。

科举制度对中国社会的最大影响是制造了学历主义的价值观。这种功利主义、学历主义价值观一直影响到今天。“读书做官”“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有女颜如玉”的思想普遍存在。升学的竞争，重视普通教育，轻视职业教育，追求高学历，不是与科举制度的学历主义一脉相承吗？今天的中考、高考与科举考试何其相似？科举考试把知识分子一分为二，考取功名的成为人上人，进入统治阶级；落榜的成为人下人，被人统治。鲁迅笔下的孔乙己不就是科举失败者的悲惨下场吗？今天的中考、高考也相类似，考上的出人头地，可以谋取较好的职业，没有考上的只能生活在社会的底层。据媒体报道，某建筑工地上的一名普通工人，高考的分数比工地上的工程师还要高，但由于地区高校录取分数线的差别，考分低的考上大学的，成了白领工程师，考分高的没有考上大学，成了最底层的工人。这种落差深深地印在每一个家长的脑海中。

当然，今天社会的工作在人格上应该是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但在人们心目中总有高低之别，尤其在物质生活上，有很大差别。这种差别必然激化教育竞争和考试的竞争。

“学而优则仕”是我国的文化传统，没有人说“学而优则工”“学而优则农”。我们的家长认为自己的子女读了书就要当干部，当白领。现在不是出现一种“读大学无用论”的思想吗？它就是“学而优则仕”的思想的另一面，认为读了大学而没有当上公务员或其他白领而是去卖猪肉，读大学还有什么用？

西方社会则没有这种思想观念。比如，德国的孩子在上完四年基础教育后就开始分流了，根据能力和成绩分别升入主要学校、实科学校、文科中学。主要学校即普通初中，学制五年。其学生毕业以后可进入职业基础学校或全日制职业学校，接受三年职业教育。实科学校学制六年。其学生在第八学年开始按学科重点进行分化，毕业后获得“中等阶段证书”，有才能的可在第七学年后转入文科中学，一般再接受一年职业教育后就业。文科中学即完全中学，学制九年。其学生毕业后即有高等学校入学资格。这种分流是完全根据学生的能力而定的，他们的家长并没有因为这种分流而有意见，或者让自己的孩子都上补习班，挤入文科中学。[1]法国的初中学制四年，分三个阶段进行：①适应阶段一年，便于小学与中学衔接；②中间阶段两年，在实施个别化教学过程中，学生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选修若干课程；③导向阶段一年，完成初中学业，开始分流。高中阶段分普通高中、技术高中、职业高中三类。普通高中又分为三科：文学、经济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高中分四科：第三产业科技、工业科技、实验室科技、社会医疗科技。普通高中和技术高中毕业会考文凭获得者，可直接进入大学学习。职业高中为短期中学，学制两年，毕业后就业。[2]美国则大多是综合中学，设学术课程和职业课程，由学生自己选择，毕业以后也有不同的出路。

东方国家则不同，追求升学率、追求名校不只在中国很激烈，在日本、韩国等国也很激烈。这是东方国家较普遍的现象，恐怕不能不说与儒家文化圈的思想传统有关。

“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的思想为什么在我国持续存在，根深蒂固？我想，这与我国工业化没有完成有关。现代教育是现代生产的产物，工业革命以后才提出普及教育的主张，才需要有文化的技术工人。而我国长期处在小农经济社会，缺乏对技术工人和有文化的农民的需求，过去教育又不普及，能够受到较高教育的人，从学校出来就走入官场，所以人们头脑中总存在“读书做官”的思想。我想，随着我国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这种观念会逐渐改变。

二、重学术、轻技术的传统思想

重学术、轻技术的思想是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培养“君子”的教育目标相一致的。君子是具有高深学问的人，是劳心者，而不是劳力者，是不从事体力劳动的。技术掌握在劳动人民的手里，但君子认为这是雕虫小技，不屑一顾。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只重视伦理道德，不重视科学技术。《礼记·王制》说，“凡执技以事上者”“不与士齿”“作**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孔子就不谈技术，连种田都不谈。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曾经批评过孔子不要学生参加劳动。他说：“孔子办学校的时候……不喜欢什么生产运动。他的学生向他请教如何耕田，他就说：‘不知道，我不如农民。’又问如何种菜，他又说：‘不知道，我不如种菜的。’”[3]语出《论语·子路》，原文是这样说的：“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子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这和孟子说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不是一样吗？古代墨家和名家是重视科学技术的，但是在当时就未成为主导思潮，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的政策施行之后，墨家和名家更丧失了应有的地位。少数知识分子也从事过科学探索，例如，东晋道家葛洪曾经研究医学、兵法、天文；明代李时珍潜心研究药学，撰写了《本草纲目》，对我国的中医药学影响很大；明末徐霞客走遍中国山山水水，对地理学做出了很大贡献。但这仅限于少数知识分子，而轻视技术的思想已成为主导思想。

我们常常从出土文物中看到，我国古代已有很高的冶炼技术、制陶瓷的技术，哀叹怎么后来都失传了。我想，原因是：一方面，统治阶级垄断了这些技术，产品只供朝廷享用，不让在民间流传。例如，新中国成立后在江西出土的官窑中发现许多成品都被砸碎掩埋了，就是因为当时的朝廷不让这些专用品流传到民间。制窑的技术当然更不让流传。另一方面，学校教育不传授这些技术，并且蔑视技术。知识分子不去总结这些技术，因而缺乏典籍文献流传下来。一旦掌握技术的工匠过世，他的技术也就终结，不能流传于后世。

李约瑟在编纂《中国科学技术史》时就提出，中国历史上曾经创造出辉煌的技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李约瑟难题”。我想，近代科学未能在中国产生，应该说与这种轻视技术的传统思想和传统教育制度有关。

由于重学术、轻技术的思想，再加上我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阶段，工业不发达，所以我国职业教育很不发达。在老百姓的思想里，职业教育低于普通教育，职业学校的学生似乎也就低人一等，因而职业院校每年都招不满学生，而普通大学的入学招生都像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三、攀比文化助长了教育竞争

在朋友圈里常常会遇到一种现象，朋友聚会的时候，总要谈起各自的孩子。有的家长谈到自己的孩子考上了清华大学或北京大学，表现出无比自豪的样子，另一些家长就会流露出羡慕的眼光。

攀比是教育竞争的推手，所谓“不能输在起跑线上”。但是“起跑线”在哪里？每个孩子的“起跑线”是一样的吗？现在许多家长把“起跑线”设到幼儿园，甚至更早。但是儿童成长是有规律的，而且有一定的阶段性。超越儿童发展的阶段性，不仅不能促进儿童的成长，反而会损害他的成长。我国古时候就懂得这个道理，即不能“揠苗助长”。同时，儿童生来是有差异的，用一种模式去塑造他，必然会抑制、扼杀他的特长，所以古代就强调“因材施教”。古代的教育著作《学记》就讲道：“使人不由其诚，教人不尽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就是说，教师要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了解他们的优势和劣势，根据不同的情况指导他们的学习，否则就不会成功。《学记》又说：“学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学也，或失则多，或失则寡，或失则易，或失则止。”就是说，教师要了解学生学习有四种失误：或者贪多，或者不求进取，或者学得太少，把学习看得太容易，或者遇到困难即停止。这都是对教师说的，也是对家长说的。家长要了解孩子的情况，顺其天性，因材施教。

要知道，每个儿童的“起跑线”是不同的。刘翔和姚明的“起跑线”能一样吗？运动员尚且如此，不同专业的“起跑线”更是不同。现在许多父母不顾儿童发展的阶段性，不考虑儿童的差异，从幼儿园开始就让孩子上培训班，盲目地给孩子加重学习负担和压力，不仅不能让孩子健康地成长，反而会抑制他们的特长，滋生孩子的厌学情绪，影响他们的正常发展。《光明日报》曾报道过这样一个案例：“小倩原本成绩平平，父母为了让小倩能上重点初中，从小倩四年级就开始着手准备。为了及早‘占坑’，孩子休闲活动时间几乎被奥数、英语以及各类补习班占满了。经过了无数次‘选拔’，加上爸爸托朋友、找关系，并花了一笔不菲的赞助费，小倩终于进入了某重点中学的实验班。但孩子初中生活的艰难，却让小倩的父母始料未及。进入重点中学实验班的学生大多是各小学的‘尖子生’，小倩时时能感受到来自同学的压力。此外，重点中学课程进行得特别快，小倩跟不上课堂节奏，常常听不懂。每月一次的‘月考’更是令小倩丢尽了面子，无论小倩自己怎么努力，排名永远处在倒数前几名的位置。初二时，小倩彻底对自己失去了信心。每天一睁眼心情就不好，晚上睡不着，经常做噩梦，最后连学都上不了了。父母实在没办法，想让孩子转学，但小倩又不同意，说‘那多没面子，好像是被学校淘汰的’。小倩的父母左右为难，悔之晚矣。”[4]这个例子充分说明，如果不考虑孩子的具体情况，盲目跟风，后果不堪设想。

家长要找准孩子的“起跑线”，就要了解孩子的优势和劣势，扬长避短，不要与别的家庭攀比。其实，这种攀比一般发生在知识分子、富裕家庭中，社会底层的老百姓较少有攀比心理，也没有条件去攀比。我每个月去附近最普通的理发店理发，理发师的孩子要考大学了。我问她：“你的孩子准备考什么大学？”她回答：“像我们这样的家庭，孩子能考个学校，有学上，将来有个手艺、有个工作就行了。”知识分子是有理性的，在孩子的教育上真应该向普通劳动者学习。

现在不仅家长有严重的攀比心理，学校也在攀比。重点中学已经不是比一般的升学率，而是比升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升学率，比升入“985”大学的升学率。所以我说，攀比之风不解决，中国只需要办两所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就行了。

四、社会用人制度的学历主义

社会用人制度对于教育有着重要的导向作用。目前，我国劳动就业市场竞争十分激烈，用人单位不是考察应聘者的能力，而是看他的学历。因此，学历、名校往往被用人单位作为衡量个人基本素质和能力的最重要的指标。许多单位有的工作本来很平常，如秘书等行政事务工作的岗位，大学本科生或者高职学校的毕业生就可胜任，但招聘的时候提高学历，要求硕士研究生或博士研究生。更有甚者，不仅要求高学历，而且要“查三代”，审查应聘者本科是在哪类学校毕业的。“211”学校、“985”学校的毕业生就占了极大的优势。劳动力市场上的学历歧视、性别歧视、身体歧视比比皆是，这种社会用人制度极大地刺激了升学、升名牌大学的竞争，恶化了教育环境。

链接

“招聘季”强势到来，22日在中山大学南校区再上演本科生专场。招聘会上，某公司在展位前展示薪资标准时，将应届毕业生就读的院校分为普通院校、重点院校、“211”工程院校、“985”工程院校，以及清华、北大、电子科大五个梯度。以本科生为例，普通院校毕业生起薪为5 000元，之后每级别增加1 000元，给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本科生开出9 000元月薪；研究生每一个级别相差2 000元底薪。这被不少大学生吐槽“歧视”太严重。

（摘自《新快报》2014年11月21日）

五、评价考试制度的指挥棒

有专家给教师培训讲课，教师的反映是：你讲的内容都很好，理念很先进，但我们在下面做不到；评价制度不改革，教育改革难以进行。

评价考试制度是评价人才、选拔人才的重要手段。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实行高等学校统一考试招生制度，同时为了便于工农兵上大学，采取了“调干”制度，从工农兵干部中调集一些优秀分子，送到大学学习。这种考试招生制度一直延续到“**”前。“**”中取消一切考试，1973年高校恢复教学工作，招生采取“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于是走后门成风，全社会弥漫着“读书无用论”的思想。“**”结束后，1977年8月，邓小平提出恢复高等学校入学考试的主张。这一举措把“读书无用论”的乌云一扫而光，从此中国的大地上重新响起了琅琅的读书声。

恢复高考为我国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实施三十多年来，它的缺点和弊端也逐渐显现出来。考试作为选拔人才的手段，具有公正性、公开性的特点，但它的缺陷也是明显的。首先，一次考试很难考出学生的真实水平，“一考定终身”使得一些真正有才能的学生可能因为一次失误而遗恨终生；其次，它对教育起着制约作用，容易束缚学生的思想，把他们的学习束缚在应对考试的轨道上；最后，由于我国地区发展差异很大，采取全国统一考试的办法，而各省份录取的分数线又不同，易造成地区间的不公平。随着考试竞争愈演愈烈，“应试教育”应运而生。为了追求升学率，许多学校让学生在两年内学完高中三年的课程，第三学年围绕着高考反复练习做题。有的学校提出，学生拿到考卷要“一看就会，一做就对”；有的学校采取军营式管理，不让学生有自由喘息的时间。更有甚者，某校把“生时何必久睡，死后自然长眠”这种反人道主义的口号贴到教室黑板的上方。这些做法不是培养人才，而是训练考试的机器。

这种考试的竞争实际上也是社会竞争的反映。近几十年来人们对高考招生制度的诟病很多。特别是一线的校长和教师，认为高考不改革，素质教育就无法推行。但大家又认为，高考不能取消，因为这是唯一体现教育公平的举措，只是必须改革。国家关于评价考试制度的改革方案已经出台，方案中有不少亮点，但实施过程中还会出现许多问题，其效果还需实践的检验。

不只是考试制度制约着教育改革，社会的评价也严重影响着学校教育。什么是好学校？什么是好老师？什么是好学生？现在评价只有一个标准，就是升学率，就是考试成绩。一切事情都是用唯分数主义来衡量。

六、升学率成了地方政府的政绩工程

在一次教育座谈会上，一位据称是素质教育示范市的特级教师含着泪水诉说，她那里，去年高考成绩不差，市委书记就宴请教育部门的干部，一面表彰他们的成绩，一面说明年高考还应比今年更好。教育部门的干部和校长如坐针毡，宴会变成了鸿门宴。

各地政府都把升学率作为自己的政绩，不少地方政府把考试成绩、升学率作为评价学校和教师的标准。有的重点学校高考成绩不如往年，校长立马就会调离岗位。当然，政府官员也承受了家长的压力，怕升学率下降，家长不满意，也怕丢乌纱帽。“应试教育”就是这样被逼出来的。

2014年，北京师范大学免费师范生工作两年以后回来读教育硕士专业的研究生，反映在北京师范大学学到的先进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在地方上无用武之地。校长不欢迎什么新方法，考试成绩高就好，县市领导更是这样。

另外，大家可以统计一下，全国2 000多个县市，有多少教育局长是教师出身的？当然不是说非教师出身的就不能当教育局长，问题是他热爱不热爱教育，是不是努力学习教育规律，是不是尊重教师。可以说，不少教育局长是在做官，不是在做教育，把当教育局长作为晋升的跳板，有时还对教育瞎指挥。如此，教育领域出现诸多问题就不足为奇了。

七、社会诚信的缺失影响教育改革

有人说，“**”十年贻误了一代人，少培养了几百万名专门人才。其实何止一代人？从思想品德、心理状态来讲，“**”的影响，几代人都难以消失。社会诚信的缺失就是“**”最严重的后遗症。再加上市场经济带来的功利主义，造假、制假成风，社会诚信缺失。这种社会风气严重地影响着教育工作。过去，师生如父子，亲密无间；现在，师生是考试分数的关系，学校和家长是商品交换的关系，信任感比较缺乏。特别是家长对学校的一些改革，缺乏信任，缺乏支持。

教育上一有改革，媒体首先质疑。前几年试行校长实名推荐，媒体马上质疑，会不会暗箱操作？某些学校的腐败更增加了对高校自主招生的质疑。

社会风气的变化使我真正理解“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句话的意义。种一棵树，十年即能成材，但养成一种良好的社会风尚，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一旦良好的社会风尚被破坏，恢复过来也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所以，社会诚信缺失的危害之深是难以估量的，再加上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人们讲人情，讲互相照应，使得教育改革，特别是评价考试制度的改革步履艰难。国外高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有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但搬到中国就行不通。例如，国外高校入学需要学生自己申请，撰写几百字的申请书介绍自己，中国学生能做到吗？学校规定学生要参加一定课时的义工，我们有些家长不仅不让孩子参加义工，还会拿着纸条请居委会盖章。据报载，这种情况让一位居委会主任很为难：盖章吧，觉得明明是弄虚作假；不盖吧，都是乡里乡亲，磨不开面子。这就是我们的“国情”。

八、教育培训机构与教辅材料的推波助澜

教育的竞争导致校外教育培训机构和教育辅导材料、学习辅导材料乱象丛生。不少不法商贩看准了教育领域内的商机，知道家长不惜为孩子花钱，办起各种培训班、辅导班。据说奥数班就是一条生产链，有办班的老板，有辅导的教师，有编教材的专家，有出版商出书、出练习册。有人估计，就北京市来说，就有20亿元的资金链。而我们的家长也趋之若鹜，辅导材料买得越多越好，越全越好，恨不得把天下所有习题都让孩子做一遍，生怕遗漏了什么。结果苦了孩子，整天埋头于作业之中。有关调研表明：小学生请家教的占24%，上补习班的占71%，有的学生参加多达五六个补习班；高三和初三毕业班学生暑假大半时间在学校或补习班上课。这种学习导致中小学生长期睡眠不足，许多学生早上五点多起床，晚上十点多才能睡觉，于是身体搞坏了，生活能力缺乏了，人格被扭曲了。

说起奥数班，我还是始作俑者。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了，但我国一直没有参加。直到1988年，我国决定参加，于是当时国家教委要求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北京师范大学实验中学分别举办物理、化学、数学的奥赛集训班，从各省份的高中挑选学习优秀的学生到北京三所中学来集训。当时我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负责北京师范大学实验中学的工作，于是就让我们的实验中学办奥林匹克数学竞赛集训班，一年后参加国际奥林匹克竞赛。竞赛结果是，我国学生在三科中都拿到了多块金牌，数学就拿到了团体总分金牌和两块个人金牌。这些孩子回国后，就被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作为保送生录取了。从那时候开始，许多重点中学都办起了奥林匹克竞赛培训班。重点大学也把奥林匹克竞赛培训班的成绩作为保送的条件。于是奥数成为中考、“小升初”的条件，结果变成了小学办奥数班，人人学奥数，贻误一代青少年，这是我们始料不及的。当初我们几位搞集训班的老师在一起，为现在这个局面惊叹不已。

九、教育社会生态环境不利于教育改革

社会赋予学校的责任太重，责难太多，而权力又很小。一位校长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学校组织运动会，让家长也参加。在比赛之前，父子俩做三脚跑练习，不慎跌倒了，结果父亲骨折。这位父亲就要求学校赔偿。法院判学校没有责任，但要补偿8万元。学校觉得无奈。他说，小学生在学校走路跌倒了，磕了门牙，学校要赔5 000元。所以学校不愿意组织学生活动，风险太大。现在学校没有人事权，没有财务权，却担负着无限责任，使得学校缩手缩脚，不敢改革创新。再加上社会媒体总是报道学校的负面消息，虽然只是个案，但对学校的影响很大。许多学校为了不出安全事故，连春游远足也不敢组织，不敢开展体育活动。国家应该立学校法，规定学校该负什么责任，不该负什么责任。

另外，家长的意见、态度对学校教育的影响也很大。过去学校是最受家长尊重的地方，现在家校关系和谐的是少数，家长对学校缺少信任感。有些家长把孩子送到学校就不管了，特别是把孩子送到民办学校的家长认为：“我出了钱，你就得按我的意见办。”有些家长常常给学校提出一些不合理的要求，对学校的干扰很大。有人说，我们现在的教育不是按照教育规律办，而是由媒体牵着走，被家长“绑架”着走。教育上稍有改革，有些家长就反对，媒体就质疑，弄得学校不敢动，只能因循守旧。让学生死读书，什么问题也不会发生，但苦了学生，贻误了学生的发展，有损于人才的培养。

另外，有些家长对孩子灌输一些不正确的观念。有的家长溺爱孩子，养成孩子的自我中心主义，如只顾自己，不关心他人；有的家长当着孩子的面与老师争吵；有的家长为孩子争取当“三好生”、班干部，给老师送礼、施压；等等。我越来越觉得家庭教育很重要。没有良好的家庭教育，光靠学校是很难培养出高素质人才的。

其他一些社会环境，如媒体上的不健康节目、社会上的不文明风气、学校周边的环境都在影响着学校教育。

可见，教育的病理不在教育，教育的病源也不在教育本体。教育的病是社会病的征候，“应试教育”是社会逼出来的。教育的生态环境过于恶劣，教育难以作为。现在教师觉得无奈，家长也觉得无奈，大家对教育是又爱又恨，都在责怪教育。但病源不在教育，就像一棵树，在肥沃的泥土里会长得很茂盛，但如果水土不服，树枯死了，你能怪树种不好吗？20世纪80年代，我到广州，看到那里种的米兰又茂又香，非常喜欢，买了两株带回北京，但两株米兰没过几天就枯死了，因为南方潮湿，北方干燥，水土不服。你能怪米兰本身不好吗？

现在大家诟病教育，是教育本身不好吗？是广大教育工作者不努力吗？要改善中国的教育，就要给教育提供良好的生长土壤、优越的生态环境。为此，我不由得想起九十多年前鲁迅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讲演《未有天才之前》。鲁迅说：“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的，长育出来的，所以没有这种民众，就没有天才。”他认为，要有天才，必须有“培养天才的泥土”。我们今天的教育就需要有优良的泥土和泥土精神，社会应该给予它良好的生态环境。

我还想说，教育中出现教育公平问题，人们对教育有意见，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是教育发展中的问题。大家想想，当教育还是精英教育阶段，只有少数孩子能上学的时候，大众对教育哪有那么多意见？正是教育普及以后，大家都想让孩子上好的学校，得到更好的发展，才出现教育公平问题、质量问题，才对教育提出了许多意见。正是这些意见，促使我们反思，促使我们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