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也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最早也是通过介绍苏俄的教育传过来的。1921年《新青年》8卷2号、4号和5号的“俄罗斯研究”专栏里，刊登了《苏维埃的平民教育》《苏维埃的教育》《俄罗斯的教育状况》《革命的俄罗斯底学校和学生》《俄国底社会教育》等文章，介绍十月革命后俄罗斯的教育改革。这表明，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从俄国革命看到了新社会的曙光，已经意识到中国革命要走俄国的道路；把苏俄的教育改革作为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实践，中国教育也要走俄国的道路。他们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和革命论来分析中国的教育问题。

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要解决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教育的性质问题。在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传入中国之前，人们都不能正确认识教育的本质和作用。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陈独秀第一次正确地揭示了教育与政治、经济的关系，正确地阐述了教育的性质。他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角度阐明教育的本质，指出教育不能脱离政治、经济的发展，教育具有历史性和阶级性的特点。李大钊针对胡適提出的少谈些主义、多研究问题的观点，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指出：“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他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他们一切的基础。经济组织一有变动，它们都跟着变动。”[7]

陈独秀也是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教育性质的。1921年，他与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展开了一场关于教育作用的论战。在论战中，陈独秀指出：“在私产制度之下的教育，无论倚靠政府或不倚靠政府，全体，至少也是百分之九十九有意或无意维持资产阶级底势力及习惯，想在这种社会状况之下实现善良教育而且是普遍的，我想无人能够相信。”[8]1923年，陈独秀在《向导》第18期上发表了《教育界能不问政治吗？》，专门批判教育独立、不问政治的主张。

李大钊（1889—1927），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中国无产阶级教育家。

陈独秀（1879—1942），“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

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认为，教育受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制约，同时又反过来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李大钊从这个基本原理出发，指出：“我们主张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不改造经济组织，单求改造人类精神，必致没有结果。不改造人类精神，单求改造经济组织，也怕不能成功。我们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五四运动”以后，他更重视教育，以唤起民众、组织民众，达到推翻反动政府、建立人民政权的目的。

李大钊、陈独秀都重视教育在人的身心发展中的作用。1915年，陈独秀在《今日之教育方针》一文中说：“盖教育之道无他，乃以发展人间身心之所长而去其短，长与短即适与不适也。”[9]他还说：“未受教育的人，好像生材；已受教育的人，好像做成的器具。人类美点，可由教育完全发展；人类的恶点，也可由教育略为减少。”[10]

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是杨贤江、钱亦石等人。

杨贤江（1895—1931），字英父（或英夫），笔名李浩吾。1917年毕业于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19年加入“少年中国学会”，1921年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学生杂志》编辑，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上海大学、上海景贤女中、上海大学附中执教，兼任浙江春晖中学教务主任。1923年夏至1925年夏在复旦大学心理系学习。后协助恽代英编辑《中国青年》。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1929年回国后，参与发起组织社会科学家联盟和编写“新兴社会科学丛书”。杨贤江在他短暂的一生中，不仅积极参加革命实践，而且潜心研究教育理论，翻译了许多马克思主义教育著作，编写了堪称我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教育学著作的《教育史ABC》。

杨贤江在流亡日本时就关注苏联新兴的教育制度和理论。他先后在《教育杂志》上发表了《苏联新兴教育之一般理论》《苏联最近教育制度之改革与批评》《平克维支之教育心理观》，在《妇女杂志》上发表了《苏联对于学龄前儿童的教育》等多篇文章。1930年，他以李浩吾的笔名翻译出版了《苏维埃共和国的新教育》一书；1931年，他又出版了从日文转译、署名祝康的《新兴俄国之教育》的译著。[11]

杨贤江最主要的教育论著是出版于1929年5月的《教育史ABC》和1930年的《新教育大纲》。此二书是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著作。它们的出版，不仅在当时反响很大，而且对中国此后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教育史ABC》用通俗的语言介绍了史前氏族时代的教育、古代奴隶社会东西方的教育、中世封建时代的教育、近代资本主义时代的教育，认为不同社会形态的生产方式和统治阶级的利益决定了不同的教育。该书明确指出，教育史的任务，不但要记载以前的教育事实，追溯教育上诸英雄、诸伟人的业绩或记录各种教育思想流派，更要阐明：“（甲）教育之意义与目的怎样变迁？（乙）教育思想变迁的真义与教育制度变迁的根据何在？（丙）支配阶级与被支配阶级在教育上之关系如何？”[12]在书的结尾，作者充满信心地指出人类未来“政治上的民主、社会中的博爱、权利的平等和普及的教育”[13]的社会一定会到来。这是我国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阐述教育发展历史的著作。

《新教育大纲》分三章十六节。第一章“教育的本质”，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阐述教育的起源、作用、职能及变迁，批判了当时流行的教育神圣说、教育清高说、教育中正说、教育独立说；用阶级理论分析教育的本质，指出：“教育是社会上层建筑之一，是观念形态的劳动领域之一，是以社会的经济结构为基础的。”[14]“在社会未有阶级即在原始社会时代，教育是全人类的，也是统一的；等社会分成阶级，即在所谓文明时代，教育就变成阶级的，且是对立的。”[15]他分析了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教育的五种变态：教育与劳动分家；教育权跟着所有权走；专为支配阶级的利益；双重教育权的存在和对抗；男女教育不平等。第二章“教育的进化”，叙述了有史以来教育制度变更的实况与原因。第三章“教育的概观”，分析了教育与经济、教育与政治的关系，指出教育受政治、经济支配，同时也影响政治、经济，轻视或夸大教育的作用都是错误的。该书于1930年2月初版，同年9月即再版，后来被国民党政府禁售。该书在进步青年中影响很大，一些进步学校把它作为教育参考书，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把它作为师范学校的教科书。

杨贤江的这两部著作所阐明的理论，在今天看来，当然过于简单了一些。但是如果我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应该说，它们是很了不起的著作，对于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在我国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试想，在当时国民党白色恐怖统治的时代，西方各种教育思潮在中国泛滥的时候，世人对马克思主义尚不甚了解，忽然闯出了一匹野马，用唯物史观、阶级观点来分析教育的本质，澄清一些糊涂的观念，给教育界带来的该是多大的震动！它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为革命知识分子指明了方向。书中的理论至今仍然具有重大意义。

早期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对教育理论中的几个主要问题做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为中国革命中如何对待教育问题指明了方向。

第一，对教育本质问题的认识。教育的本质是什么？教育有什么功能和作用？在马克思主义输入中国以前，有形形色色的理论，但都没能说明教育的本质属性，总是企图把教育游离于政治以外，或者夸大教育的作用，认为教育是解决中国贫穷落后的灵丹妙药。马克思主义输入中国之后，李大钊、陈独秀、杨贤江等才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教育的本质，说明教育无非经济结构基础上的观念形态：教育是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变迁的，教育具有历史性、阶级性。正如杨贤江所指出的：“阶级的和对立的教育，是人类有文明期历史以来的教育的特质；这在教育的本质上言，却是变质。”[16]要谋求实现教育的本质、教育的统一，就要消灭阶级，消灭阶级社会。他们正确地评价教育的功能和作用：教育受制于经济发展，同时也影响着经济发展。钱亦石在他的《现代教育原理》一书中也强调：“教育原理是意识形态之一，它与政治、法律、哲学、宗教等其它各种意识形态一样，由社会存在所决定，随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动而变动。”[17]又说，就教育本质而言，教育“是帮助人类经营社会生活的一种工具”[18]。总之，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在中国的传播，澄清了人们对教育本质的认识，教育不能离开政治、经济而独立存在，教育是社会发展的工具，它批判了教育的独立说和万能说。

第二，教育要为改造社会服务。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都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他们曾经猛烈地批判封建文化、孔孟之道；他们还研究中国的国民性，批判国民性中的劣根性。但那时他们还只是进化论者，思维方式是形而上学的，还不能正确理解国民性产生的根源及改造国民性的出路。“五四运动”以后，他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他们逐渐认识到，国民性的改造问题实质上是思想革命问题；造成中国国民性落后的根本原因是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要改造国民性，先要改造社会，教育要为改造社会服务。杨贤江于1923年在《教育杂志》上发表文章指出：“向来以清高自鸣的中国教育者，往往抱有不问政治的见解。其实这是大错而特错的。”[19]他还说：“老实说，不管教育最后的目的怎样，但就目前讲，只有革命的教育，才是中国需要的教育；只有革命的教育者，才是中国需要的教育者。做教育者的人不但应当指导学生去革命，还应当指导群众去革命。”[20]钱亦石也指出：“我们在未摆脱半殖民地的命运以前，应该集中力量与帝国主义争斗，与封建势力争斗。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就是新教育原理的两大‘基石’。”[21]“中国现阶段的目的是：养成为民族独立与民主政治而奋斗的公民。”[22]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认为，教育不能脱离现实生活、现实社会而空谈人的发展，必须在改造现实社会的同时，求得人的发展。这一马克思主义教育原理至今仍然闪耀着它的光辉。现在有些人总是想脱离现实社会来谈论抽象的人的发展，如果不是坐在书斋里的空想，那也只能是一种良好的愿望。我们要追求这种良好的愿望的实现，就要消灭如杨贤江所讲的“教育的变质”，恢复“教育的本质”，但也要先改造社会才行。

第三，教育要为工农大众及其子女打开大门，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杨贤江一方面批评阶级社会的教育是教育权随着所有权走，工农及其子女没有受教育的权利；另一方面介绍《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教育理论，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思想“实不外是‘教育与劳动的结合’‘对一切儿童施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与国民小学一起还有技术专科学校（理论的和实习的）’等的根本问题”[23]，而且指出，马克思的这些教育思想正在苏联实现。杨贤江同时指出，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实现的，“势须经过一个过渡时期。这个时期就叫作普罗列塔利亚专政时期”[24]。这个时期的教育也是阶级的，但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教育，以养成资本家的忠实的奴仆为目的；在普罗列塔利亚专政下的教育，以养成无产阶级的忠实斗士，且由此以准备将来的无阶级社会为目的。”[25]

从以上各点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与西方资产阶级的教育理论不同。如果说当年传入中国的赫尔巴特的教育理论和杜威的教育理论都是解决教育中的微观问题，即如何进行教育的问题，那么马克思主义的教育理论主要是解决宏观的教育问题，即教育是什么、为什么的问题。只有先解决好宏观的教育观念问题，才能有效地进行教育，培养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