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东渐虽然几近中断，但外国人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始终没有停止过，特别是在中国南方沿海一带。他们为了传教的方便，在当地办起了学校。于是，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一批教会学校。它们是中国近代教育之肇始。

据史料记载，最早的西式学校是1807年最早来华的英国基督教传教士玛利逊于1818年在马六甲开设的“英华学校”。1835年，玛利逊死后，香港等地教士成立了“玛利逊教育协会”来纪念他。1839年，美国传教士布朗（S.R.Brown）在广州开设了一所小学，但不久就被当地人赶走，迁往澳门开设了一所玛利逊学校。鸦片战争失败，《南京条约》签订后，外国传教士开始大量进入中国，并在中国办学，通过办学传教。最早办的学校有：1844年由英国“东方女子教育协进社”派遣的爱尔德赛（Aldersey）在宁波开设的女子学校；1845年美国长老会在宁波建立的一所学塾（1867年迁往杭州，名为育英书院，后来发展为之江大学）。19世纪下半期，随着美国殖民主义势力的向外扩张，美国教会掀起了一个国外办学的热潮，因而也纷纷到中国来办学。这一时期美国教会创办的学校有：1864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在山东登州开设的文会馆，这可以说是中国大地上出现的第一所中学，此前教会学校都是小学水平；1866年英国浸礼会在青州设立的广德书院，后与文会馆合并为广文书院，设在潍县，到1917年发展为齐鲁大学；1864年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柏亨利（Henry Blodget）设立育英学堂，1912年改为中学；与此同时，美国圣公会传教士裨治文夫人格兰德开办了贝满女学堂，1895年设中学课程等。教会学校数目急剧增加，根据1877年和1890年在上海举行的两次“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大会”的报告：1876年，男日校177所，学生2 991人，男寄宿学校31所，学生647人；女日校82所，学生1 307人，女寄宿学校39所，学生794人；传道学校21所，学生236人。学校总数350所，学生总数5 975人。1889年，学生总数达16 836人。[6]十三年间，教会学校学生增加了1.5倍。

徐汇公学

教会学校的出现虽然稍后于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但它是随着传教士的来华传教而产生的。开始的时候，传教士传教主要是通过家庭、教堂或街头布道，但收效甚微。这是因为基督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截然不同，中国人难以接受。玛利逊1807年入华，到1814年才为第一个中国信徒进行洗礼。[7]于是他们改变策略，把传教的方向转向比较幼稚、单纯的少年儿童，并且通过办学的方式来吸引他们。最初入学的多为贫穷家庭的子女或街头孤儿，后来学校办出成绩，受到社会重视，入学的人数增多，逐渐收取高额学费，成为“贵族”学校。教会学校在中国大地的出现，正如何晓夏、史静寰在《教会学校与中国教育近代化》中所说的“并非中国人的自主选择”，但是给中国带来了近代教育制度，从而对中国传统教育起到了摧枯拉朽的作用。《教会学校与中国教育近代化》一书对教会学校在中国的创建和发展做了详细的介绍和评述。这里借用他们的资料来说明教会学校给中国教育带来了什么新的东西。

第一，教会学校带来了西方的学校制度。中国传统教育只分小学和大学，没有中学。小学大多是在家庭或家塾中进行，学习识字和简单的洒扫应对的知识。到了束冠的年龄，一般是15岁就入大学，正式学习“四书五经”，然后参加科举考试。严格来说，中国没有一个完整的、统一的学校教育体系。教会学校把西方学前教育直至高等教育的一套学校制度都搬了过来。首先开办的是小学，自1839年开办玛利逊小学开始，至1926年，据教育专刊《圣教杂志》第6期统计：全国有教会小学男校2 048所，教内（即信教的）学生57 877人，教外（即不信教的）学生10 356人；女子小学568所，教内学生22 111人，教外学生5 288人。

19世纪40年代，外国传教士办起育婴堂、孤儿院、慈幼院，收养孤儿。这些机构并不属于教育机构，而是慈善事业，但在中国也是一种新的教育形式。至19世纪80年代，外国教会又在中国沿海地区办起学前教育机构，最初办的学前教育机构叫“小孩察物学堂”。传教士林乐知解释说：“泰西蒙学，始于幼稚园，亦称察物学堂。小孩未读书之前，先使察物，就其目所能见，手所能抚，耳所能闻之物，皆使记其名字，及其造法、用法。故至读书识字之时，能收驾轻就熟之效也。”[8]这里介绍了学前教育的宗旨和方法。这是我国有学前教育机构之始。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传教士凭借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向中国内地扩张，他们认为在中国已经站稳了脚跟，开办小学教育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故而他们又逐步开办起中学堂。他们办学的目的已经不是单纯地传播福音，培养教徒，而是企图在中国社会培养一批亲西方的知识分子和领袖人物。首任中华教育会会长美国传教士狄考文说：“教会学校的建立的真正目的和其作用并不单在传教，使学生受洗入教。他们看得更远，他们要进而给入教的学生以智慧和道德的训练，使学生能成为社会上和教会里有势力的人物，成为一般人民的教师和其他领袖人物。”[9]大多数教会中学是从教会小学戴帽增加班级而成，如登州文会馆前身就是登州蒙学堂。育英学堂、贝满女学堂、潞河书院等都是中国最早的中学。

教会学校的兴起，激发了洋务派办学的热情。洋务运动原是西方列强的大炮轰出来的。中国人最初对西学的认识就是鸦片战争中西方列强使用的坚船利炮。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侵略的不断深入和中国向西方学习呼声的高涨，清朝廷中一些洋务派官僚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开展洋务，朝廷需要大批办理洋务的人才，于是清政府开始办起新式学堂。从1862年创办京师同文馆起，洋务派共办洋务学堂22所。这些学堂与中国传统的学校截然不同，采取的是西方近代教育制度。因此，可以说，这一批洋务学堂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开始。

第二，教会学校带来了西方近代学校的全新的课程、教学组织形式和教学方法。早期的教会学校以小学为主，虽然人数极少，但采用新的教学组织形式，实行班级授课制度，与中国传统的学塾中的个别教学完全不同。开设的课程除“四书五经”外，有外文、算术、代数、几何、生理学、地理、历史、化学等。到1900年，教会曾调查华南、华中、华东、华北5所美国教会小学的课程，开设的全部课程有：体操、音乐、地理、生理、天文、物理、化学、动物学、植物学、生物学、人文地理、历史—世界史、算术、代数几何三角、英文、国文、道学、卫生。当然不是所有小学都全部开设这些课程。5所小学中有4所小学开设了体操、音乐、生理、天文；有3所小学开设英文、化学、物理。开设最少的课程是代数几何三角、人文地理。[10]这些课程对中国学生来讲都是全新的，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教学工作强调引起学生的兴趣，“提倡教师教育儿童要温和慈爱，要像父母对待子女那样对待学生，学校要充满家庭的气氛，实行家庭式的教育。要频繁地与学生接触，使师生关系密切，互相关心，互相了解。要欢迎学生发问，要乐于回答学生的问题，对待学生要耐心诚恳而没有怒色，应该鼓励学生发问，这对于增强学生的学识和提高他们的自信心极为重要”[11]。

第三，开女子学校教育之先河。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重男轻女的文化，所以中国传统教育不重视女子教育，所谓“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思想统治了整个民族的头脑。少数官宦家庭也设有家塾，但男女教育有别。女孩主要在家庭闺门中学习识字、女红，以《女儿经》为主要教材，教育她们在家如何孝敬父母，出嫁以后如何孝敬公婆，顺从丈夫。女子没有进入学校的权利。清光绪二十九年（1904年1月）颁布的《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第十节还对女子教育做了专门规定：“三代以来女子亦皆有教，备见经典。所谓教者，教以为女为妇为母之道也。惟中国男女之辨甚谨，少年女子断不宜令其结队入学，游行街市，且不宜多读西书，误学外国习俗……故女子只可于家庭教之……令其能识应用之文字，通解家庭应用之书算物理，及妇职应尽之道，女工应为之事，足以持家教子而已。”[12]可见对女子歧视之甚。教会学校却打破了这种歧视，竭力吸收女童入学。最早的教会女校是1844年英国人爱尔德赛在宁波创办的女塾。开始的时候中国人对这种洋人开办的西式学堂疑虑重重，不敢入学。爱尔德赛采取对贫苦家庭施衣施食、施医施药的办法，逐渐改变了中国人的看法，收了第一批贫苦家庭的女孩入学。第二年，学生增加到15人。七年以后，即1851年，学生增加到40人。这便是中国女子学校教育之肇端。

中国传统文化提倡女子要“三从四德”，待守闺中，相夫教子，女子基本没有上学的权利。西学东渐，带来了西方男女平等的思想，于是中国开始出现了女子学堂、女子师范学堂等学校机构。图为当时一女子学堂外景。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我国的五个口岸被迫通商。教会女子学校在这几个通商口岸有了较大发展，1844年至1860年增加11所。其中有1850年美国美以美会传教士麦利（R.S.Maclay）和夫人斯佩里（Sperry）在福州创办的女塾，1850年美国圣公会传教士裨治文夫人格兰德在上海西门白云观兴建的裨文女塾，1851年美国圣公会传教士琼司女士（Emma Jones）在上海虹口创办的文纪女塾，1854年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卢公明创办的福州女书院，1864年美国圣公会传教士裨治文夫人格兰德为纪念裨治文在北京创办的贝满女学堂等。到1877年，在教会女校就读的学生已达2 064人。[13]

中国传统女子教育主要学习《女儿经》，学习“三从四德”等封建礼教内容。教会女校则和男校学习的内容基本相似。其课程包括《圣经》、算术、地理、历史、天文等，也学习刺绣、家政等。

20世纪初，随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教会女子高等学校也创办起来，如1904年开办的华北协和女子大学、1908年成立于福州的华南女子文理学院、1915年创办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等。

19世纪末期的中国女学生

外国教会传教士创办教会女子学校的目的是传教，是在中国发展教徒，传播基督教文化，是一种文化侵略，但是在客观上起到了冲击中国封建文化传统、促进中国教育近代化的作用。特别是女子学校的创建，给中国社会带来巨大的冲击，是一次重大的社会变革。几千年来，中国女子都是被关在闺门中，得不到受教育的权利，更没有参加社会活动的权利。现在女子不仅能进女校学习，不再只学习“三从四德”，而且学习自然科学、社会历史，还有少数女学生出国留学。这对中国妇女来讲是多大的变化！

教会学校在中国大地上出现，虽然不是中国人的自主选择，而是西方列强通过坚船利炮对中国侵略的结果，是文化殖民主义的一种形式，但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为清末废科举、兴学堂的改革提供了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