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东渐的西学，主要是指欧洲的文化、欧洲的自然科学和技术。所谓东渐，是指逐渐地渗透到东方，也即在中国的传播。西学不是直接被搬过来的，而是经过曲折的道路、激烈的文化冲突和斗争才逐渐被中国文化吸纳和融合的。大多数史学家认为，西学东渐始于明末清初，直到“五四运动”，持续三百多年。但这三百多年中，西学东渐的性质、途径都不相同，可以分为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明末清初，以西方传教士东来传教为主，通过传教的手段带来了西方的科学技术。这一阶段的性质是以我为主，明、清朝廷是以天朝的姿态来对待西学的。第二阶段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是在不平等的情况下被迫接受西学的。西方传教士借助着坚船利炮在中国传教，同时通过创办教会学校，西学在中国得以较快传播。第三阶段是“五四运动”前后，是觉悟了的中国知识分子认识到中国封建文化的落后、西方文化的先进，认为要改造中国社会，必须向西方学习，是自觉地学习西学的时期。因此，纵观历史，西学东渐是经过了拒绝学习、被迫学习到自觉学习这样一个过程。当然，这是从总体上讲的，具体到每一个阶段，都充满着斗争、冲突和融合。本章主要考察西学东渐的前两个阶段及其对中国教育的影响。

西学东渐始于明末清初，中国自明朝中叶开始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手工业作坊因商业蓬勃发展而得到较大的发展。纺织业、制瓷业的发展尤为引人注目。大中城市开始出现，非农业人口迅速增加。明朝本来是一个封闭的国家，对外实行海禁，朝贡贸易是对外贸易的唯一合法途径，但民间的走私贸易一直没有停止过。到明朝晚期，私人海外贸易合法化，朝廷开放福建沿海几个港口作为出海口岸，开始有了对外交往。特别是明成祖为了扩大他的影响，派遣郑和出使西洋。当时的“西洋”主要指今日的中南半岛、马来半岛、印度洋和非洲东海岸。郑和七次出使，扩大了中国与外国的交往。

中国人与欧洲人的直接接触始于葡萄牙人。随着航海的发展，欧洲各国在15世纪末开始向海外扩张。最早崛起的殖民国家是西班牙和葡萄牙。葡萄牙是首先到达东方的国家。明正德十二年（1517年），葡萄牙国王派遣使团来华，到达广州，希望与中国建立贸易关系。使团虽然通过贿赂地方官得以进京，但适值武宗病逝，未能面圣，白跑了一趟。但他们并没有死心，转而诉诸武力寻求通商机会。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葡萄牙人借口曝晒水浸的货物，进入澳门；1557年又通过贿赂镇守澳门的中国官员，得以在澳门定居。从此，澳门就成了西学东渐的窗口。

西学东渐是从西方天主教传教士开始的。西班牙人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co de Xavier）是最早来华的天主教会传教士，但他未及进入中国大陆就病故了。此后主要是葡萄牙人在澳门传教。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罗明坚（Michaele Ruggieri）终于获准在广东肇庆居住，并修建了第一座天主教堂。为了在中国传教，他开始学习汉文，并且穿汉服，以便得到中国人的认同。随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华传教，取得了很大成功。他不但争取到礼部官员瞿景淳的儿子瞿太素成为他在中国的第一个信徒，而且在韶州（今广东韶关）建立了中国第二个天主教堂。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利玛窦来到北京，获准在北京传教，到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他已经有信徒800余人，从此开拓了在中国传教的渠道。同时，西学也就在中华大地上传播开来。

西学东渐不是偶然的。从社会生产力发展来看，当时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客观上需要有促进新的生产力发展的文化，而西方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科学和技术适应了这种需要。从社会文化发展来看，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到明朝已经开始走向衰落。一方面是文化专制主义空前强化；另一方面，与资本主义萌芽相适应，出现了早期启蒙思想家，他们反对宋明理学，主张经世致用，西学的科学技术正好切合他们的需要。所以西学东渐开始时虽然不被朝廷重视，并且受到顽固派的抵制，但还是被一部分知识分子接受，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向近现代文化转变的契机。

澳门老照片

西方传教士带来了西方的科学技术

西方传教士都是当时欧洲知识分子中的精英，他们大都掌握了欧洲近代科学的知识。他们到中国来，本意是来传教的，但是并不顺利。西方基督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去甚远。中国传统文化以家族为本位，讲求忠与孝，在现实世界里为国尽忠，为家尽孝。基督教则信奉上帝，认为人都是有罪的，信奉上帝就是为了赎罪，追求天堂的幸福。因此，基督教很难让中国人接受。来华的传教士为了取得中国人的信任，他们大多学习了汉语，研究了中国的儒学，穿戴中国人的衣帽，尽量迎合中国人的心理习惯，同时以传播自然科学和技术为手段，取得传教的权利。他们首先走上层路线，以西洋的科学技术知识吸引中国上层知识分子的注意。受其直接影响的有明末的徐光启（1562—1633）。徐光启曾任崇祯朝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徐光启阅读了利玛窦的《山海舆地图》（又译《万国舆图》）以后，非常兴奋，遂与利玛窦过往甚密，并且成为基督教徒。他向利玛窦等人学习天文、历算等西方近代科学，并在国内传播。他抨击“名理之儒”不通科学与生产。他对数学、天文、历法、农学都很有造诣，认为数学是一切自然科学的基础。他和利玛窦合译了《几何原本》前六卷、《测量法义》等书，最早系统地引入欧洲的数学和测量知识。

《万国舆图》

与利玛窦同时代相继来华的还有西班牙耶稣会传教士庞迪我、葡萄牙传教士阳玛诺（Emmanuel Diaz Junior，1574—1659）、德国传教士邓玉函、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和德国传教士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1—1666）等。他们都是采用利玛窦的方法，学汉语，穿汉服，翻译各种科学知识，为宫廷制造科学仪器，而且在仪器上刻上龙纹等中国图案，以迎合中国统治者的喜好。

到了清朝，罗马教廷辖下的耶稣会派了大量教士到中国，他们有的供职朝廷，任宫廷的画师，或在钦天监任职，有的结交中国士大夫，在传教的同时传入了西方科技知识和文艺复兴以后欧洲的音乐、绘画、雕刻艺术。艾儒略撰写了《西学凡》一书，系统介绍了西方的教育制度，尤其是欧洲大学的文、理、医、法等科的课程、教学和考试等，开西方教育在我国传播之先河。

但是，西方传教士介绍的西方科学技术是有保留的。他们引介到中国的科学技术并非当时16世纪西方文明的全部，而且对与其宗教信仰有冲突的内容采取秘而不宣的态度。[1]例如，“日心说”就没有介绍到中国来，《几何原本》也只翻译了前六卷。

西学对中国传统思想的冲击

西方传教士带来的科学技术不仅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而且对中国的传统思想冲击很大，特别是在宇宙观和思维方式上。

第一，西学打破了中国中心主义的思想。中国的皇帝历来认为中国是天朝，处在世界的中心，视别的民族为蛮夷。正如传教士利玛窦所描述的：“因为他们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所以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的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成是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他们看来，世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国王、朝代或者文化是值得夸耀的。”[2]等到看了利玛窦绘制的《山海舆地图》，才知道世界有五大洲，中国不过是世界的一小块。《山海舆地图》运用西方精确的经纬度制图法，突破了中国传统的“计里画方”的绘图方法，不仅打破了中国人“天圆地方”的观念[3]，同时打破了中国人夜郎自大的心理。

第二，西学开启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眼界。中国自古只重视伦理，而轻视科学。西学东渐使中国知识分子看到西方科技之精密，使他们耳目一新。西学传入中国以后，虽然使一部分有识之士认识到中国科技落后，有向西方学习的必要，但同时也有不少士大夫仍然对西方文明心存抗拒。明末崇祯年间发生的中西历法之争，就是明显的例子。历朝皇帝都认为天道和人道是一致的，天子就是替天行道，因此天文历法与国家、朝廷的兴衰息息相关，把制定历法作为朝廷的专利，禁止百姓参与。历法中的错误也不能轻易改动，生怕影响国家的命运。崇祯二年（1629年），钦天监预测日食又发生错误，而徐光启根据西方天文学预测的日食却十分准确，但思宗认为修改历法有改朝换代的意思，不愿轻易更改。几经周折，思宗终于允许徐光启会同传教士龙华民（Nicolo Lon-gobardi）、邓玉函、汤若望、罗雅谷（Giacomo Rho）等开办历局。崇祯七年（1634年），《崇祯历法》完成，但是受到守旧派的百般阻挠，直到明朝灭亡仍未颁布。[4]新的历法虽然没有正式颁布，但它的影响是很深远的，西方的科学技术在一部分知识分子心目中有了一定的地位。

第三，西方科学给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式。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是重直观轻理性思辨，重归纳轻演绎，“四书五经”中的道理只讲是什么，不讲为什么。西方传入的《几何原本》重视演绎推理的思维方式与中国的传统思维方式大相径庭。徐光启就认为，西学的精华在于其崭新的思维方式，对事物的认识不仅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他主张从《几何原本》入手，掌握其先进的思想方法，以弥补中华文化之不足。[5]

第四，西学促进了实学的发展。16世纪末，宋明理学在中国思想界的统一地位已经开始动摇，实学思想开始兴起。西学的东来，促进了这一思想的发展。徐光启及清初的方以智、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颜元等一批知识分子积极吸收西方的科学文化，批判空谈心性道德的理学，主张经世致用的实学；反对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主张“试以实事”的考试制度。他们提倡学习自然科学，主张人性解放，批判的矛头直指专制君主，构成了我国最早的启蒙教育思潮。

西学东渐带给中国的不仅是科学技术，更重要的是，它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第一次重大的冲击。可惜由于中国封建专制的顽固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凝重，西学受到顽强的抵制。到了清雍正年间，传教士被逐出国门，西学东渐几近中断，直到鸦片战争，中国的门户才被迫打开。但无论如何，西学东渐对中国文化教育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