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化”“现代化”在西方本来就是一个词，英文是modernization，它的含义因不同人的解释而有所不同，但基本的认识是，它是指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发展的一个历史过程，有时也与“工业化”同义。我这里采用“近代化”这个词，一方面，照顾到中国教育史学界的习惯用法，把自鸦片战争以后到“五四运动”之前的一段教育历史称中国近代教育史，把“五四运动”以后的教育史称中国现代教育史；另一方面，我这里讲的中国教育近代化主要是指我国新学制产生的一段教育历史，把它与教育现代化分一分，有一个明确的时间界限。

中国教育近代化从何时开始？有些学者认为是从“新学制”，即壬寅—癸卯学制开始，有的认为从“五四运动”开始。例如，丁钢认为：“尽管有人以壬寅—癸卯学制作为中国新教育的起点而将其称之为‘新学制’，并认为它反映了近代教育的基本精神，但是，只要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这个学制从根本上来说仍然未能摆脱‘中体西用’的窠臼，实质上还是传统占据着主导地位，并没有体现出真正的新的时间观和时代精神。”[14]这个意见的精神是对的，“新学制”从基本精神来讲并不新。但是，如果按照中国教育史学界的习惯来说，把近代与现代分开来看，“新学制”是否也能看作中国教育近代化的一个成果？因为它毕竟与科举制度有很大的不同。本节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西学东渐对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影响的。

中国教育近代化不是自发的，而是外力施加影响的结果。尽管在明朝末年中国已有资本主义的萌芽，但由于中国封建专制的顽固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凝重，中国未能自发地产生近代化的思想，只是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才开始出现早期的启蒙思想。前面我们已经讲过，西学东渐可以分为几个阶段，在不同的阶段，它的影响是不同的。

最早的阶段，明末清初时期的西学东渐主要是通过西方传教士带来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这个时期西学东渐的特点是：一方面，西方传教士来华的目的是传教，他们想用基督教来拯救东方人的灵魂，科学技术是传教的手段；另一方面，中国统治阶级采取抵制、抗拒的态度，不愿承认西方文化的先进性，仅仅把西方的科学技术看作一种技艺，不屑一顾，西方传教活动终于在清雍正年间被迫停止，西学东渐几近中断。因此，这个时期还不能说西学东渐对中国教育近代化有多大影响，但可以说，它给中国传统文化这块平静的湖面上投入了一块石子，不仅打破了湖面的平静，而且激起了一阵波澜，这阵波澜就是启蒙教育思想。西方的传教士们抨击宋明理学，反对科举制度，提倡人性解放，矛头直指封建传统文化。虽然他们还没有提出废除科举、建立新学的主张，但他们的思想不能不说对后来中国近代教育的到来起到了一点催生作用。

鸦片战争以后，西学东渐发生重大的变化。西方传教士随着坚船利炮再次来到中国。这次到中国来已经不是像明末清初那样，乞求中国皇帝的接见，而是以一种征服者的姿态来的。他们堂而皇之地在中国传教，但是他们没有料想到，基督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是截然不同的文化体系，很难让中国人接受。于是他们采取办学的办法来吸引学生信教，因此，办学成了他们传教的手段。

对于办学和传教的关系，教会内部曾经有过激烈的争论。一种意见认为传教士的本职工作就是传教、布道，不是办学校、做教师，传教士从事教育是不务正业，应该予以限制和取缔。另一种意见认为，传教士入华是为了传播福音，使中国基督教化，只要能实现这一目标，传教士可以采取一切有效的方式和手段。办学校已被证明是有效的方式，因此不但不应限制，还应扩大和加强。这种争论在1877年第一次全国基督教传教士大会上达到顶点。以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登州文会馆的创办人狄考文为首，他们已经尝到办学的甜头，竭力主张把办学作为传教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狄考文在他发表的著名演说《基督教会与教育的关系》中，详细论述了办学校与传教的关系。他说：“虽然教育作为教会一种非常重要的机构，但是它不是最重要的，它不能替代传教，传教无可争辩地乃是教会最重要的工作。”[15]他还说：“军队作战的目的不只是要尽量多地杀伤和俘虏敌人，同时它是要战胜敌人的……教会也是这样，它的目的不只是要尽量多地感化个别人使他们信教，同时它还是要使万国归顺基督，摧毁异教的堡垒，破坏各种支持异教的异端邪说，解放异教徒使他们服从救世主。”[16]为达到这个目的，他把培养牧师和教会学校教师作为教会学校的首要任务。1890年，在中国的基督教传教士在上海举行第二次全国传教士代表大会，会上又讨论了传教与办学的关系问题。上海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F.L.Hawks Pott）把教会学校比作美国的西点军校，是教会传教、战胜敌人的非常重要的战略机构。他说：“如果教会工作不以我们的教育工作为基础，它就好像把房子盖在沙土上一样，是不牢固的。”[17]他要通过教会学校培养牧师和教师，以便控制中国的未来。他毫不掩饰地说：“在我们学校内，我们训练中国未来的教师和传教士……使他们成为中国未来的领袖和指挥者，给未来中国施加最强有力的影响。”[18]因此，这个时期的传教形势与明末清初大不相同，传教士们要像军队那样，用基督教文化来征服中国。举办教会学校是他们的重要武器。他们在开办教会学校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的科学和技术。教会和科学本来并不是一回事，历史上是对立的。但科学真理是不可抗拒的，自近代科学在欧洲产生和发展以后，教会也不得不做出妥协，而且企图把科学和宗教融合起来。正如狄考文所说：“如果科学不是作为宗教的盟友，它就会成为宗教最危险的敌人。”[19]

这个时期中国人的心态是：一方面感到中国传统文化道德有沦丧的危机，对西学强烈抵制；另一方面又面临被列强欺侮的残酷的现实，感觉再不改革就没有出路。要改革，就必须引入西学，毕竟大炮舰船比中国的大刀木船要厉害得多。同时，清朝廷统治阶级内部一些官僚在同外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中国的经济、军事、文化、教育都远远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于是就出现了一批“洋务派”。他们主张“自强求富”，举办洋务，企图“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为了不使中国的传统沦丧，特别是不动摇中国的封建统治，他们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他们看到的只是西学的物质层面、技术层面的东西，而没有看到西学的实质。洋务派所要举办的洋务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开办洋学堂；二是派遣留学生到西方国家去学习。

洋务派举办的学校有三类：一是外国语学堂，如京师同文馆、上海同文馆、广东同文馆、新疆俄文馆等，主要培养翻译人才；二是军事学堂，如天津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湖北武备学堂等，培养军事人才；三是船政、机械、电信学堂，即技术学校，如福州船政学堂、上海电报学堂等，培养实用技术人才。这些学校除仍要学习儒家经书外，主要学习西方的语言和科学技术。这些学校可以说是我国近代教育之肇始。虽然其目的是培养洋务人才，为的是巩固清王朝的封建统治，算不上是真正的近代化教育，但毕竟冲破了中国传统教育的体系，为我国教育近代化提供了条件。

留学教育是洋务教育的主要内容。洋务派认为，学习西学光靠在国内兴办学堂是不够的，需要到外国耳闻目睹，实地考察，才能收到集思广益的效果。他们建议选派“志趣远大，品质朴实，不牵于家累，不役于纷华者”的子弟出国留学，为此，拟定了《选派幼童赴美肄业办理章程》，计划每年选送幼童30名到美国各校肄业，4年计120名，15年后，每年回国30名。在上海设立“出洋局”，办理留学事务。第一批留学生于1872年赴美，由陈兰彬、容闳为监督。但是到1881年，由于监督吴子登的顽固思想，以学生沾染洋气为由，学生几乎全数被提前召回，只留下10人左右。这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一批留学生。虽然他们人数不多，但带回了西方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在中国教育近代化中起了不小的作用。1876年，李鸿章又请求派留学生到欧洲留学。

甲午之役，中国新式水师全军覆灭，日本侵略者的炮火结束了洋务派“自强求富”的幻梦。残酷的现实告诉中国人民，仅仅学习西方的技术，不能使中国独立富强，根本的问题是政治制度问题。于是一部分带有资本主义思想的官吏和上层知识分子提出改革社会的主张，最后发展成为政治运动，这就是维新运动。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人代表了向西方寻找真理的知识分子。他们认为，要救国就要维新，要维新就要向西方学习，抛弃“旧学”，提倡“新学”。于是他们办报纸、立会社、兴学校、倡民权，宣传变法维新。维新运动的领导人很重视教育，认为中国衰弱的根本原因在于教育不良，学术落后。梁启超说：“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20]康有为于1891—1895年在广州设立万木草堂；梁启超、谭嗣同等于1897—1898年在长沙创办时务学堂。维新运动期间，光绪帝采纳维新派的计划，筹办京师大学堂。与此同时，在维新运动的影响下，清政府津海关道盛宣怀于1895年在天津创办中西学堂，1897年在上海创办南洋公学等。维新派领导人从发展资本主义出发，要求改变封建专制政体、学习西方资本主义。他们努力输入西方资产阶级的伦理道德观念，以西方某些民主思想来反对封建专制思想。虽然这次运动很快就失败了，但经过他们的斗争，中国的封建伦理纲常开始动摇，封建主义教育思想受到批判，封建教育制度开始崩溃。

鸦片战争后维新派人士积极创办“洋务学堂”，图为1862年创办的京师同文馆。

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给中国传统教育带来了重大冲击。这两次运动的背景、目的、内容都不相同：前者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洋务派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主张，他们并不要求改变专制政体；后者是资产阶级改良派提出的所谓“新学”主张。两次运动客观上都是对封建主义教育传统的严重冲击。废科举、兴学堂就是这两次运动的结果。借此，西方的教育制度和先进的科学文化教育内容才得以在中国建立和传播。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8月15日清政府颁布壬寅学制，未及施行，又于1904年1月13日（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颁布癸卯学制。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清政府发表上谕：“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21]至此，在中国封建社会实行1 300年之久的科举制度正式废止，中国完全采纳了西方的学校教育制度。

图为中国近代留学生。近代史上的留学生实际上是洋务运动的产物。李鸿章、左宗棠、曾国藩等洋务派首领，在开矿山、办企业、以实业救国的过程中，深感中国缺乏西方的科学技术和人才，于是在组织翻译西方经籍著作的同时，于1871年奏请派遣幼童出洋留学，实为中国近代对外教育交流的肇始。

[1] 王莉：《中华文明传真》第9卷，144页，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香港，商务印书馆，2001。

[2] ［意］利玛窦、［比利时］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上册，何高济等译，18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3] 王莉：《中华文明传真》第9卷，147页，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香港，商务印书馆，2001。

[4] 王莉：《中华文明传真》第9卷，149页，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香港，商务印书馆，2001。

[5] 白莉民：《西学东渐与明清之际教育思潮》，18页，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9。

[6] 陈景磐：《中国近代教育史》，73～74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

[7] 何晓夏、史静寰：《教会学校与中国教育近代化》，11页，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

[8] 转引自何晓夏、史静寰：《教会学校与中国教育近代化》，84～85页，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

[9] 转引自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下册，14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

[10] 朱有、高时良：《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4辑，266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11] 何晓夏、史静寰：《教会学校与中国教育近代化》，110～111页，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

[12] 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383～384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

[13] 何晓夏、史静寰：《教会学校与中国教育近代化》，223～224页，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

[14] 丁钢：《历史与现实之间：中国教育传统的理论探索》，36页，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

[15] 转引自陈景磐：《中国近代教育史》，61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

[16] 转引自陈景磐：《中国近代教育史》，62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

[17] 转引自陈景磐：《中国近代教育史》，62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

[18] 转引自陈景磐：《中国近代教育史》，62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

[19] 转引自陈景磐：《中国近代教育史》，62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

[20] 转引自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册，932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

[21] 转引自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65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