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是中国古代特有的一种学校教育组织形式。书院始于唐中叶开元年间，据《新唐书·百官志》记载，开元五年（717年），乾元殿写四部书，置乾元院。六年，乾元院改号丽正修书院。十三年，改丽正修书院为集贤殿书院，[8]遂有书院之名。书院原本是修书、校书、藏书之所，供朝廷读书、顾问应对之用。当时也有隐居读书或聚徒讲学的场所，名为书院或精舍的，如四川的张九宗书院、湖南的李宽中秀才书院，江西的梧桐、皇寮、义门书院等。唐末五代战乱，官学衰败，许多学者避居山林读书，有的选择山林胜地，建立校舍，收徒讲学，并逐渐演化为一种学校教育组织形式。宋初因朝廷鼓励，以讲学为主的书院遂兴盛起来，规章制度也日趋完善。著名的书院有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睢阳书院、石鼓书院、茅山书院等。南宋时期，随着理学的发展，书院不仅是读书的场所，而且逐渐成为学派活动的基地。如张栻于岳麓、朱熹于白鹿、吕祖谦于丽正、陆九渊于象山讲学，遂有“南宋四大书院”之称。元代朝廷对书院釆取积极创办、鼓励发展的政策。书院不仅数量大增，而且地域分布也有了扩大。南宋时期书院主要集中在江南，元代虽然仍以江南为众，但逐渐开始“南学北移”。元代书院的另一个特点是开始走向官学化。朝廷一方面提倡私人出资、捐田兴建书院；另一方面，各级官府拨资兴建或修复书院。与此同时，官府还加强了对书院的管理和控制，最重要的表现是为书院委派山长，选任主讲。有不少书院的山长、教授直接由各级官府官员兼任。即使是私人延聘的山长或教授，也要由官府认可后授以学官之职，同官学同等对待。[9]明初统治者一度力兴官学，书院沉寂了百余年，明成化年间才开始恢复，并随着陈献章、王守仁、湛若水等学派的崛起而兴盛。书院力主矫正官学流为科举附庸的弊端，发展讲学制度，各标宗旨，问难论辩。东林书院更是提倡讲求实学，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之风。顾宪成等曾撰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为天下学子所传诵。一时间朝野人士争慕与游，同声相应，但也因此惹怒朝廷，招来杀身之祸。明天启五年（1625年），宦官魏忠贤大兴党狱；天启六年（1626年），诏毁天下书院，东林书院被夷为瓦砾。崇祯元年（1628年），冤案才得以昭雪，建筑稍有恢复。清朝之初，为防止书院广聚生徒反清复明，不许增建。至雍正时，在禁止私人创办书院的同时，开始拨款兴建官办书院，首先在省城兴建和恢复，之后，各府、州、县也纷纷建立书院，至清末已达数千所。清代书院绝大多数属官办，也有各级官员出私产创建的，还有商人出资创办的，但这时的书院已经官学化。书院山长和教授荐聘之权多属于督抚学政，生徒亦多由官方选录考核。绝大多数书院已演变为同官学一样的考课式书院，沦为科举的附庸。直到嘉庆年间，浙江学政阮元于杭州创建诂经精舍，寻求改革，不务浮华，专勉实学，教学内容以经史为主，兼顾小学、天部、地理、算法等。两次鸦片战争后，近代科学开始在某些书院传授。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诏改书院为学堂，书院遂随着学制改革而废除。民国以后也有几家书院，如梁漱溟在重庆创办的勉仁书院、马一浮在乐山创办的复性书院等，虽然也继承、发展了古代书院的传统，但已不是原本意义上的书院了。

书院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的一份珍贵遗产，发轫于唐，兴盛于宋初。图为名列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的岳麓书院，坐落于湖南长沙岳麓山。

白鹿洞书院（坐落于江西庐山）

书院是我国古代在继承私学传统，吸取宗教，特别是禅林精舍讲学的形式和官学经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与官学平行的一种特殊教育制度。教育程度一般在蒙学之上，成为本地、本省的最高学府。大多数书院由名师大儒聚徒讲学发展而成，基本上属于高等教育范畴。书院在中国大地上存在了1 000余年，繁荣了学术，培养了人才，不仅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而且是世界教育发展史上引人注目的现象。书院的以下一些特点，对中国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嵩阳书院遗址（坐落于河南嵩山）

第一，书院基本上属于私学性质，虽然自元代开始逐渐官学化，但大多数是私人创办的，或以私人创办或主持为主，得到朝廷和地方官府的鼓励和资助。资助的形式是或赐银拨款，或划拨田产，有的还赐名、赐书、赐匾，开了我国私办官助、民办公助的办学兴教的先河。它与官学既有互补的关系，又有抗衡的关系。一般来说，官学不兴，书院**，弥补了官学数量的不足。一旦官学发展，书院往往便被冷落，历史上出现过多次“官学盛、书院衰，书院兴、官学败”的交替互补局面。总体上说，官私互补，满足了士子读书的要求。书院为中国教育的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第二，书院教学注重讲明义理，躬身力行。大多数书院由名师大儒主讲，这些大师多以醉心学术、潜心修炼心性为目标。多数书院反对科举，反对追名逐利。他们把书院建立在山林胜地，标榜清高脱俗、持志守节，形成一种风尚，影响着历代知识分子。即使在清代，书院大多成为官学，沦为科举制度的附庸，但也有一些书院以研究经史、考订训诂为宗旨。

第三，讲学和学术研究是书院的主要活动内容。教学和研究的紧密结合是书院教育的特点。它不像官学的课程和教学那样冗繁呆板，过于程式化，而是比较简约灵活，以自学、独立研究为主，采用问难辩论，注重启发学生思维，开展师生讨论，体现学术自由。教学活动通常由书院主持者主讲，每讲立一主题，称为明立宗旨，讲授其研究心得和研究成果，生徒边听讲边质疑问难，形成讨论式教学。有时书院延聘不同学派的名师来书院讲学，师生开展辩论。如南宋淳熙八年（1181年），朱熹曾邀请陆九渊到白鹿洞书院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为不同学派在同一书院讲学树立了典范。还有一种会讲的形式，如朱熹和张栻在岳麓书院曾有过“朱张会讲”，还有“朱陆鹅湖会讲”等。这种会讲形式后来形成了风气，各书院轮流主办，邀请其他书院师生共同讲论。[10]这有点像我们今天举办的各种论坛和研讨会。

东林书院（坐落于江苏无锡）

第四，书院讲学实行开放式，不同地区、不同学派的学者都可以来听讲、求教。常常是一位名师讲学，四面八方的学子都前来听讲，听众多至逾千人。这种开放式教学有利于学术交流。书院教学重视互相切磋，师生关系较密切，师生情谊比较深厚，进一步强化和形成了我国尊师爱生的优良传统。

第五，书院本是藏书修书的场所，所以一般书院都重视图书的收集、整理、修订工作。许多书院建设了藏书楼、藏书阁，不少书院还自行刊刻图书，因此，各地书院都成为当地藏书最丰富的地方。

第六，书院有一套严格的规章制度，称为“学规”。书院制定学规是受了佛教禅林制度的影响和启发。第一个系统、完整的书院学规是南宋朱熹制定的《白鹿洞规》，后来成为历代书院共同依据的范本。学规重视立志、存心、穷理、察微、克行、接物等，非常重视生徒的品德修养。《白鹿洞规》概括了封建社会教育的基本精神和要求，成为封建社会教育的共同准则，一般官学也经常采用。[11]

书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1 000余年中几经变迁，虽然明清时代大多数书院沦为科举的附庸，但书院制度本身有许多优秀传统，它对传承中华文明起了重要的作用。书院最大的缺点是只传经史，不讲科学，本质上是为封建社会服务的。今天我们来研究书院，要发扬其优点，剔除其糟粕，为教育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