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旧时代的文化，它从先秦时期就开始形成，在2 000多年的封建社会里没有根本的改变。虽然它起到了团结中华民族、统一中国，使中国文化本身得到发展的作用，它的基本精神长期影响着中国人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但它毕竟是旧时代的文化。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分析，中国传统文化有积极的一面，但消极面也是极为明显的。同时，任何文化都具有两重性，有优秀的一面，也会有腐朽的一面。文化的发展就是优秀的部分得到传承和发展，腐朽的部分逐渐被摒弃和淘汰，但也总会有一部分残留下来的过程。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基础是封建社会和专制主义，在封建社会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传统文化可以说居于世界文明的巅峰，但到了近代，中国逐渐落后了。为什么会落后？中国文化在其中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苦苦寻求原因，特别是“五四运动”前后，许多学者、各种派别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与见解。

许多学者认为近几百年来中国之所以落后于西方，是因为文化的落后，特别是观念的落后。陈独秀认为，中国要跟上西方文明，需要两种觉悟：一是政治的觉悟，国民人人关心政治，参与政治；二是伦理的觉悟，而且把伦理的觉悟作为最后的觉悟。他说：“自西洋文明输入吾国，最初促吾人之觉悟者为学术……其次为政治，年来政象所证明，已有不克守缺抱残之势。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惝恍迷离之境。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16]梁漱溟也同意陈独秀的观点。他说，大家最早看见的是西洋火炮、铁甲、声、光、化、电的奇妙。及至甲午之役，海军全体覆没，于是大家始晓得火炮、铁甲、声、光、化、电，不是如此可以拿过来的，这些东西后面还有根本的东西。于是有戊戌变法、庚子事变。但是西洋的政治制度实际上仍不能在中国实现，还有根本的问题在后头。“所谓根本就是整个的西方文化——是整个文化不相同的问题。”[17]他认为，文化的不同，就在于生活中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同。他把它分为“人生的三路向”。

（一）未来的路向：就是奋力取得所要求的东西，设法满足他的要求。换句话说就是奋斗的态度……

（二）遇到问题不去要求解决，改造局面，就在这种境地上求我自己的满足……

（三）走这条路向的人，其解决问题的方法与前两条路向都不同。遇到问题他就想根本取消这种问题或要求。[18]

“所有人类的生活大约不出这三个路径样法：（一）向前要求；（二）对于自己的意思变换、调和、持中；（三）转身向后去要求。”[19]他认为，“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20]，因此非彻底改变不可。他还说：“我可以断言假使西方不同我们接触，中国是完全闭关与外间不通风的，就是再走三百年、五百年、一千年也断不会有这些轮船、火车、飞行艇、科学方法和‘德谟克拉西’精神产生出来。”[21]这种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中有积极进取的一面，从历史上中国文化吸收、包容各民族文化的事实足以说明。更何况历史是发展的，腐朽的东西到了一定程度必然就会死亡。生产力的发展必然会改变生产关系，不过是迟早的事。中国社会的发展绝不会等到300年、1 000年以后。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外因总是要通过内因起作用的。中国社会内部早已蕴藏着一股力量，迟早会冲破封建专制主义的束缚。当然，梁漱溟提出的三种人生路径，确实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鲁迅（1881—1936），中国现代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教育家。鲁迅以一种大无畏的精神投身到社会革命之中。他提出，要改造社会就要造就大批新的战士。社会的改革“首先在人”，呼吁“救救孩子”，倡导教育必须与“社会实际斗争”相结合。

20世纪20年代，许多学者还讨论过“国民性”问题。鲁迅先生的小说《阿Q正传》就是探讨国民性的一部有影响的著作。据许寿裳先生回忆，早在日本，他们就常常讨论中国的国民性。“我们又常常谈着三个相连的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民族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对于（一），因为它是中外哲人所孜孜追求的，其说浩瀚，我们尽善而从，并不多说。对于（二）的探索，当时我们觉得我们的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和爱……至于（三）的症结，当然要在历史上去探究，因缘虽多，而两次奴于异族，认为是最大最深的病根。做奴隶的人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说诚和爱呢？……唯一的救济方法是革命。”[22]鲁迅坚决主张彻底改造民族性，必须进行思想革命，否则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口号虽新，骨子里还是旧的，革命不能成功。他说：“说到中国的改革，第一著自然是扫**旧物，以造成一个新生命得能诞生的机运。”[23]旧物是什么呢？就是以“三纲五常”为主要内容的封建奴隶的思想意识，也就是鲁迅笔下的愚昧、守旧、懦弱、屈从、自我满足等鄙习，或称中国国民的劣根性。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糟粕的部分。鲁迅描写中国国民的劣根性，一方面做了艺术的夸大，另一方面也有恨铁不成钢的情感在里面，他并未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基本精神，恰恰相反，他是为了唤起民众最后的觉悟，激发民族的基本精神。

孔乙己，鲁迅小说《孔乙己》中的主要人物。他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封建社会知识分子迂腐、落后的特征。鲁迅批判地揭示了孔乙己的悲剧性格，表现了对造成这种性格的文化教育制度的有力鞭挞。

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概括了中国民族的十点品性为：①自私自利；②勤俭；③爱讲礼貌；④和平文弱；⑤知足自得；⑥守旧；⑦马虎（模糊）；⑧坚忍及残忍；⑨韧性及弹性；⑩圆熟老到。[24]这似乎过分重视消极面了。

张岱年、程宜山在《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一书中指出中国传统文化有两大缺陷：一个是缺乏实证科学，另一个是缺乏民主传统。“科学”与“民主”就是“五四运动”时大家讲的“赛先生”和“德先生”。这两大缺陷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基础密切相关的。中国古代社会的基础，一是小农经济，二是专制主义的宗法制度。正是这种社会基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品质长期被压制，而落后的东西被保存下来。因此，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缺点，有利于我们清算落后的东西，发扬优秀的基本精神。

以上许多论述是从中国传统文化整体而言的。这些缺陷特别影响教育传统的消极面，大概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因循守旧　在封建社会，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这种封闭式的经济活动只要求人们恪守传统，守家立业，而不要求开拓进取。中国古训是“父母在，不远游”，子女要守在父母的身边。这种观念影响到教育的价值观和人才的培养。几千年来封建社会统治阶级需要培养的是听话的奴仆，要求他对主人绝对忠诚和服从，不需要有自己的独立见解；而劳动人民在封建统治和自然经济条件下，也只知道教育自己的子女守家立业，把他们束缚在一块土地上，不要求他们开辟新的天地。

讲“名分”，重等级　在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封建社会中，人是按等级定位的。所谓长幼有别，上下有序，是按规定的“名分”来排序的。儒家思想的核心“礼”，就是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等级制度的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礼”最初指祭神的器物和仪式。周代把礼从仪式中区分出来，发展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制度和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把礼作为伦理道德规范。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这种观念长期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官本位，重官轻民，重权力轻义务。至今中国的人事制度还沿用等级制度，不仅行政管理部门有等级，企事业单位也有等级，连学校都分什么副部级、司局级；人与人交往时称呼对方也要带上“长”字，一切待遇都是按行政等级来划分的。中国人特别讲究“名分”，讲究级别。高等学校教师评职称，各行各业立即也评起职称来，这都是讲究“名分”和等级的思想。这种观念不破除，也就没有民主和平等可言，是和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讲究“名分”，是一切官本位的根源，这种思想已经影响到我们的下一代。最近从《新闻晨报》上看到一篇文章，很说明这个问题。摘要如下。

周末，儿子回家，我发觉他的小队长臂章不见了。儿子吞吞吐吐地道出原委。因为上课玩卷笔刀，被老师喝令拿下小队长的臂章，交给邻座专心听讲的小朋友。

我陷入了深思。记得在我小时候，班主任言明，当班长是最骄傲的。谁乖巧、懂事，谁就有可能当上……小学毕业那天，我仍未当上班长。后来我倒发觉那个当上班长的同学生活得挺压抑，工作也并不如意。

总以为那是畸形年代的事情，可在我们的下一代身上还在衍生。儿子看我一声不吭，以为我生气了，就摇着我的手臂说：“不要紧的呀，老师说了，只要听老师的话，还可以当小队长的！你放心，我下个星期就把它夺回来。”

官文化在中国绵延几千年，相比之下，我们所引领给孩子的那种激励、那种骄傲、那种心灵的锻造，我感觉，仿佛缀满了脆弱的果子，令人心生悲哀。

（摘自《新闻晨报》2003年9月4日）

重伦理轻技术　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只重视伦理道德，不重视科学技术。《礼记》中说，“凡执技以事上者”“不与士齿”“作**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礼记·王制》）。孔子就不谈技术，连种田都不谈。古代墨家和名家重视科学技术，但是当时未成为主导思潮。自从汉武帝独尊儒学的政策施行之后，墨家和名家更丧失了应有的地位。少数知识分子也从事过科学探索，如东晋道家葛洪，曾经研究医学、兵法、天文；明代李时珍潜心研究药学，撰写了《本草纲目》，对我国的中医药学影响很大；明末徐霞客考察中国的山山水水，对地理学做出了很大贡献。但这仅限于极个别的知识分子，而轻视技术的思想已成为主导思想。近代科学没能在我国产生，不能不说与这种轻视技术的传统思想有关。

重整体轻分析，重归纳轻演绎　从思维方式上讲，中国传统文化重整体轻分析，重归纳轻演绎。重整体有它合理的一面，把事物看成整体，有利于克服片面性、局部性。中西医的区别就在于此：中医看病施药重视病人整体的状况，协调治理；西医看病重视局部机体的病变，对症下药。但是，重视整体而轻视局部的分析，往往会对事物的认识模糊不清，不能科学、定量地说明事物的性质，满足于笼统的概念。这种思维方式有碍于实证科学的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思维方式的另一种表现是重归纳轻演绎。中国古代哲人论述的道理，只有结论，没有论证。孔子在《论语》中的言论，每一句话都是判断语，是一种结论，却不给予论证和解释。例如，孔子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些判断语有非常深刻的意义，但没有解释为什么是这样。这与西方古希腊学者苏格拉底的“产婆术”大不相同。“产婆术”是用问答的方式揭露对方谈话中的自相矛盾，引导对方进一步思考，这样一步步地达到揭示事物的本质。中国古代教育却是让尚不懂世事的孩子去读“四书五经”，使学生养成不求甚解的学风。这种思维方式严重地阻碍着实证科学的发展，阻碍着科学精神的养成，不能不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缺陷，在现代化进程中是需要改变的。

总之，由于中国传统文化是在中国宗法制度的封建社会里形成的，无疑会带有许多封建的、落后的观念，而这些封建的、落后的观念都需要我们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时认真分析和剔除。

[1]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见《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漱溟卷》，309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2]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见《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漱溟卷》，309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3]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见《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漱溟卷》，309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4] 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黄兴涛、宋小庆译，41页，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

[5] 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黄兴涛、宋小庆译，47页，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

[6] 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黄兴涛、宋小庆译，74页，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

[7]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见《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漱溟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8] 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载《新青年》，第1卷4号，1915。

[9] 转引自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见《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漱溟卷》，257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10] 转引自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57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11] 石中英：《教育学的文化性格》，272页，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1。

[12] 石中英：《教育学的文化性格》，272页，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1。

[13] 《列宁全集》第28卷，168～16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14] 指古代大车辕端用来连接、固定横木或车轭的部件。

[15] 指古代车辕与横木相连接的关键。

[16]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新青年》第1卷6号，1916。

[17]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见《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漱溟卷》，15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18]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见《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漱溟卷》，63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19]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见《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漱溟卷》，64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20]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见《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漱溟卷》，65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21]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见《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漱溟卷》，74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22] 许寿裳：《我所认识的鲁迅》，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

[23] 《出了象牙之塔·后记》，《鲁迅全集》第13卷，22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24]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见《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漱溟卷》，258～259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