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民族文化，不论它的表现形式多么丰富多彩，都有它的基本精神，也即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指一个民族经过长期的社会实践逐步形成的比较稳定、持久的共同的精神状态和心理特征，是民族文化中最深层、最积极的核心。它植根于民族文化，又影响和促进民族文化的发展，是一个民族发展的动力。因此，研究一个民族的文化，不能不研究它的基本精神。不了解一个民族的基本精神，也就不了解这个民族的文化。任何民族文化的任何层面中都渗透着民族文化的精神，也即民族的意识、价值观。一个民族思想家、哲学家的思想、著作反映本民族的意识和价值观；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待人处世无不反映着他的民族精神。即使是物的文化，也无不反映着民族精神。例如，中国出土文物多青铜器、陶器，希腊出土文物多石像雕刻；中国出土文物上的绘画雕刻，其寓意象征都与其他国家出土的文物迥然不同。这里面渗透着民族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它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实践创造的文明成果，包含了丰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按照文化的结构来说，文化有物质层面、制度层面、观念层面的文化三种。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主要是指观念层面的文化，包括思想、意识、价值观、思维方式等。任何文化都有积极的一面和消极的一面。我们这里论述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指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是经过中华民族长期实践和思想家们概括提炼的，指导着中国人民的生活行为，并推动社会发展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它们集中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精华。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各家研究者众说纷纭。张岱年、程宜山著的《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一书，把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归纳为刚健有为、和与中、崇德利用、天人协调四个方面。但张岱年和方克立主编的《中国文化概论》则主要集中在三点上，即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刚健有为。李崇桂著的《中国文化概论》提出八点：自强不息、正道直行、贵和持中、民为邦本、平均平等、求是务实、豁达乐观、以道制欲。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应该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民族和国家）、人与他人、人与自身的关系。根据这四种关系，并且从教育的角度来看，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可以有下列几个方面：天人协调、自强不息、贵和尚中、矢志爱国、敬老爱幼、诚信待人、勤劳节俭、慎独自爱等。这些方面长期影响着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人的思想和行为习惯，也深刻地影响着我国的教育传统。下面我们分别加以分析。

董仲舒（前179—前104），中国西汉哲学家、教育家。在教育方面，他总结了秦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继承和发展了儒家教育思想，为汉王朝的文化教育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

天人协调 许多论者在谈及中西文化差异的时候，总会说到中西文化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同理解。杜威在中国演讲时就说过：西方文化是征服自然，东方文化是与自然融合。“五四”时期李大钊曾经说过：“东西文明有根本不同之点，即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是也。”他认为东西方所处的地理环境不同，形成了两种文化的差异。这种“主动”“主静”说当然不限于人与自然关系，而且涉及宇宙观、人生观各个方面。但其中提到关于自然的，他认为，东方文化是“自然支配人间的”，西方文化是“人间征服自然的”。[10]如果仔细考察起来，这些说法都有一些绝对化。其实人类，不论是西方人还是东方人，都是靠不断利用自然、改造自然而发展进化的。人类不是被动地顺应自然，而是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总是在不断地征服自然、利用自然。现实世界不是由于人类无节制地利用自然，已经使人类的生存环境受到严重的破坏了吗？当然，这里讲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只是讲东西方文化对自然的一种态度、一种价值观和世界观。

中国许多学者都把“天人合一”看作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虽然各派对“天人合一”的理解不同，解释各异，但基本上认为“天人合一”是指天与人、天道与人道、天性与人性的统一，并认为中国人早就认识到人与自然要和谐相处。其实，中国儒学所主张的“天人合一”并非对自然的态度，而是儒学伦理思想的一部分，是用天道来解释人道，用天道来为人道服务。石中英分析了古代哲学对“天”的理解：一是自然意义上的天，二是宗教意义上的天，三是伦理意义上的天。他认为：“中国古代讨论天人关系和天人合一很少在自然意义和宗教意义上来谈论，大都是在伦理意义上来谈论。”[11]“‘天人关系’基本上是一最高的道德准则。”[12]我很赞同他的观点，只要看看历代学者对“天人合一”的阐释就可以得出这个结论。

汉代思想家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说，认为“天”是有意志的上帝，帝王的权力受命于“天”，这完全是为汉武帝政权大一统服务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宋代张载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命题，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都是由“太虚之气”构成，但是他同样把自然人伦化。他认为儒者“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正蒙·乾称篇》）。后代的思想家也都是把天道和人道混为一谈。他们谈天道并不是谈自然发展的规律，而是为人道做注解。当然，有许多思想家也探究了宇宙发展的规律，有许多精辟的见解，但一谈到天与人的关系，往往就被中国传统的名分伦常束缚，用天道来解释人道。

我们今天说的“天人协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它剔除了封建伦理的束缚，指中国古代对人与自然协调的朴素的思想。中国古代经典中就有这方面的记载。《周易大传》中就讲道：“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序卦》）又说：“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盛德大业至矣哉！”（《系辞》）这里指出，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生成万物是无意识的，不是以圣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才是真正的天人协调，而不是后人解释的天道与人道的统一。但是应该承认，“天人合一”的思想一直是中国古代学者所关注的问题。“天人合一”思想成为中国的主导文化，在历史上起到统一思想、凝聚民族意识的重要作用。今天来认识“天人协调”，更有重要的意义，所以我们把它列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

自强不息 自强不息、刚健有为是中国传统文化，也是整个中国文化的基本核心。中国古代大思想家孔子把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思想发挥得十分充分。他说，“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士不可以不弘毅”（《论语·泰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这些思想都激励人们应该奋发图强、刻苦学习、勤奋工作、刚强不屈。《易传·彖传》对刚健有为的精神做过经典性的概括表述。它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体运行，健强不止；人的活动效法于天，故应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又说：“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顺乎人。”“刚健中正，纯粹精也。”把刚健文明、刚健中正作为人的最高思想品质。这些思想一直为后人所继承和发展。如果说“天人合一”的思想主要为中国知识分子所关注，那么“自强不息”的精神则普遍扎根于人民百姓之中。

自强不息的精神就是顽强不屈的精神、不断进取的精神、自力更生的精神、团结奋斗的精神。这种精神推动着中国社会数千年来不断发展。它表现在与大自然的斗争中，我们的祖先与洪水斗争，与猛兽斗争，发扬了“大禹治水”“精卫填海”“愚公移山”、自力更生的精神；在民族危难之际，它激发民族斗志，反抗压迫，不畏强暴，克服困难；在国家强盛时期，它鼓舞人们不断进取，努力创新。这种精神增强了民族的凝聚力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在今天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尤其需要这种精神。在刚刚过去的我国人民战胜“非典”的战斗中，这种精神同样发挥了无比的威力。

贵和尚中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是贵和尚中。所谓贵和，就是重和谐，主张“和而不同”，不同之融合；所谓尚中，就是主张中庸，不偏不倚，不走极端。中国西周末年，史伯已经认识到，不同的事物配合、统一起来，能有和谐的效果。五味相和，能够产生可口的食物；六律相和，才能产生悦耳的音乐。史伯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国语·郑语》）也就是说，不同的事物相配合而达到平衡叫作“和”，和才能产生新事物；而相同的事物加在一起，会互相排斥，不会发展。这里已经充满了矛盾统一的辩证思想。春秋末期齐国的晏婴阐述了“和”与“同”的差异，以向齐昭公解释君臣之间“可否”相济的关系。他对齐昭公说：“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左传·昭公二十年》）

孔子也是主张贵和尚中的。他说：“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又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他把“和”作为君子的道德标准。孔子把“和”与“中”联系在一起，反对极端，认为“持中”才能达到和谐，而“中”又是以“礼”为标准的。他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中庸》一书集中反映了孔子“持中”的思想。宋朱熹注：“中者，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之名。庸，平常也。”他把“中庸”作为世界的根本法则，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他又把“中庸”视为人类道德的最高标准，说：“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

贵和尚中是与礼尚谦让联系在一起的。中国人总是崇尚以谦让的态度对待他人，讲究宽容大度。中国这种贵和尚中的思想，使其能够以广阔的胸襟、海纳百川的气概，吸收各民族的文化，融合为中华民族的大文化。

贵和尚中的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已经为全民族所认同，成为中国协调各种人际关系的行为准则。中国人识大体，顾大局，重和谐，求稳定，促进了我国民族的大团结，也促进了我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交往。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提出“求同存异”，今天我国提出“和平发展”，与世界各国共兴同荣，这也是中国贵和尚中思想在国际关系中的继承和发展。

当然，中庸思想也有一定的消极面，它持中求稳，过于保守，同时贵和往往需要息争，这都不利于创新和进取，似乎与今天讲究竞争的世界不相吻合。但从总体上来说，积极的一面占主导地位。

矢志爱国 爱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也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要内容。从古到今，在中国人的道德体系中，是否爱国，成为衡量、评价一个人一生主要的乃至最根本的标准。列宁曾经指出：“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13]这种感情是国家民族存在和发展的基本保证。应该说，每个民族都具有热爱自己的民族和祖国的情感。对于中华民族来说，爱国主义有着特别的意义。因为自鸦片战争以后的百年中，中国是屡遭列强侵略的国家，中华民族是被压迫的民族。爱国主义始终是鼓励中国人民抗击外敌、不断前进的不竭动力。

从中国传统文化来讲，中国长期以来是以宗法制度为主体的社会，家国一体，“忠”和“孝”是两个最基本的伦理道德概念。孔子修《春秋》就是用周礼来规定“名分大义”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臣民对君主的绝对服从，这就是“忠”。孔子在回答鲁定公问君臣的关系时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董仲舒根据封建中央集权制度的需要，提出“三纲五常”的伦理规范，影响中国人的伦理价值取向达2 000多年。“三纲”中的第一条就是“君为臣纲”，强调臣民绝对服从自己的君主。这些无疑充满了封建伦理道德思想，是为封建统治服务的，而且长期阻碍了我国社会的发展。这些封建思想在今天是应该批判和摒弃的，但其中包含的忠于国家、矢志爱国的思想长期为中国人民所认同，并被视为美德。几千年来，中国人民以祖国为重，以民族为上，涌现出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爱国英雄。

《岳阳楼记》篆书图。《岳阳楼记》为北宋名臣范仲淹所作。文中详细描绘了岳阳楼“衔远山，吞长江”的恢宏气势和晦明变化的景色特点。更重要的是，文章抒发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先忧后乐”的忠君爱国思想，为历代人民所称道。

中国古代思想家深刻的忧国忧民思想哺育着中国人民的爱国精神。例如，《礼记·儒行》就写道：“苟利国家，不求富贵。”《左传·昭公元年》：“临患不忘国，忠也。”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顾炎武流传甚广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爱国诗句，都被广大人民口诵心惟。正是这种爱国精神，激励我国人民不畏强暴，团结一心，前赴后继，抵抗了列强的侵略和压迫，取得了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正是这种爱国精神，激励我们的莘莘学子，为了祖国的繁荣富强，奉献了个人的一切，投入轰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矢志爱国永远是中华民族前进的动力。

爱国主义对中国人来讲，还应该做历史的解释。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中国尚未统一的时候，各民族、各诸侯国之间时常发生冲突和争战。中国统一之后，各民族和睦地生活在中华大家庭中，爱国主义就表现在中华民族的大团结、中国领土的统一上，表现在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上。

敬老爱幼 由于中国古代社会的组织构成基础是宗法制度，因此，中国人的意识中，家庭观念特别重，中国人十分重视个人在家庭中的地位和责任。维护家庭的伦理道德就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敬妇从”，其中又以“孝”为核心。儒家文化也特别重视“孝”，把它作为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孝经》对“孝”做了系统的阐述，提出“以孝治天下”，认为“人之行，莫大于孝”“夫孝，天之经，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孔子认为孝主要表现在敬上。他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孟子也说：“孝子之至，莫大于尊亲。”（《孟子·万章篇上》）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孝是维护封建秩序的行为纲纪，在一定程度上和范围内具有阻碍社会进步的消极作用，但长期形成的尊老敬亲的传统深入人心，成为中国的传统美德，今天仍然有着积极意义。一方面，老人为社会的发展做出过贡献，应该受到社会的尊重；另一方面，他们又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需要得到社会的关怀。

敬老与爱幼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幼童是自己生命的延续，是民族的未来，而且他们年幼弱小，需要成人的照顾。古代讲的“父慈、兄友”都是指要爱护幼小。中国古代提倡的敬老爱幼，不限于自己的家庭，而是扩大到全社会，成为人的一种美德。“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的这句名言已成为中国传统美德的格言。

诚信待人 中国古代调节人际关系的重要准则就是诚信。古人说：“人所以立，信、知、勇也。”诚信既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生存之基。《左传·襄公二十二年》说：“失信不立。”就是说，不讲信用就无法立身立国。诚信待人，对人诚实守信，是中国的传统美德。儒家学说非常重视信，董仲舒把它列为“五常”之一。所谓五常，是指“仁、义、礼、智、信”五种道德观念。孔子说：“与朋友交，言而有信。”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孔子又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小车无，其何以行之哉？”（《论语·为政》）意思是说，一个人不讲信用，不知他怎么立身处世。好比大车没有[14]，小车没有[15]，怎么能行走呢？中国历史上有许多故事说明为了守信，甚至应牺牲自己的利益。诚信是立人之根本，为君的要取信于民，才能得到臣民的爱戴；为友的要取信于友，才能友谊长存；为师的要取信于生，才能培养出诚信的弟子。“言必信，行必果”已经成为中国人处世待人的人生哲理，得到大家的广泛认可与遵守。因此，诚信待人应该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现代社会更需要诚信，只有建立在互相信任的基础上，社会才能稳定、团结和发展。

勤劳节俭 勤劳节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创造中国灿烂文明的基础。《左传》中说：“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左传·宣公十二年》）墨子说：“俭节则昌，**佚则亡。”（《墨子·辞过》）唐代诗人李商隐《咏史》中有一句是“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这些名言警句都是说：勤劳可以致富，但还需要节俭。勤劳而不节俭，富足也不能长久。中国妇孺能诵的一首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李绅《悯农》），常常用来告诫子孙要勤劳节俭。

勤劳应用到学习上就是刻苦学习，这在中国也是有传统的。唐代教育家韩愈在《进学解》中勉励青年勤奋学习的话也是中国妇孺皆知的：“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

因此，无论工作还是学习都需要勤奋。现代社会仍然需要勤劳节俭，勤劳才能创造财富，节俭才能节约资源。有人认为，市场经济讲求消费，扩大消费才能扩大生产。但是，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今天如果不靠勤劳寻求新的资源，不靠节俭节约资源，不仅经济不能持续发展，而且会危及我们子孙后代的生存。因此，勤劳节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值得永远保持和发扬。

慎独自爱 这是中国人自我修养的最高境界。慎独是指一个人在他人无所察知的时候，也能自觉地遵守道德规范。《礼记·大学》中说：“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自爱是指一个人要尊重自己的人格，不自暴自弃。自爱是和自强、自信联系在一起的。相信自己的力量，自强不息，就能做出成绩。要做到慎独自爱，就要严以自律、洁身自好，不受利禄的**。中国人讲究“气节”，这也是一种慎独自爱的表现。“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代表了中国人的气节。有气节的人，受人尊敬；不自爱的人，被人唾弃。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能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遇到的挫折，不屈不挠，顽强奋斗；正确对待得到的荣誉，不骄不躁，不忘乎所以。慎独自爱是中国人追求的精神境界，也是最高的人格品质。

以上是笔者所理解的影响世代中国人思想行为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如果从道德修养的角度讲，还有许多传统美德，这里只是就人与自然、人与国家、人与他人、人自身修养几个方面提出最典型的民族精神。由于论题范围广，从宏观到微观，单是这几个方面的叙述，未免让人觉得不太均衡，但是它们的精神力量是同等的，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上给了中华民族巨大的影响，持久而强烈，直至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