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科技革命改变了世界

20世纪后半叶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把人类带入了一个科学幻想的世界。20世纪70年代美国大片《星球大战》的场面让人感到不可思议，但今天这一切正在一一实现。变化最快的就是信息技术。20年以前，使用个人电脑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事，现在手提电脑、掌上电脑已经在知识界普及；20年前移动电话是只有经济大款才能拿在手里的砖头般大的“大哥大”，现在已经成为人们装在口袋里的必备的交流工具。国际互联网的开通，不仅把世界缩小到一个“地球村”，而且极大地扩大了人的脑力，可以把人类的智慧集中起来。譬如说，一个疑难病症，在本地本国无法诊断和治疗，消息发布到网上，全世界四面八方的医生可以来会诊。

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了生产的不断变革，跨国公司的诞生、国际贸易的增加，促进了经济的全球化。虽然各国为了自身利益，总想采取各种贸易壁垒，但经济全球化的潮流不可阻挡。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产品不断翻新，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激烈国际竞争，两者都集中到一点上，就是能不能创造出新的产品。新产品是需要人去创造的，因此，人才的培养就成为体现综合国力、竞争能力的关键。但人不是经济的工具，人自身要发展，人人都具有创造力，人的创造是为了改善环境，使自身得到更好的发展，国际的盲目竞争却泯灭了人自身发展的需求和目的。人成为竞争的工具，互相争斗，直至互相残杀。科学技术本应造福人类，现在却变成毁灭人类的武器。人类如果再不觉醒，毁灭总有一天会到来。但我不是悲观主义者，我相信，人类总有一天会理解人类的共同利益，走向世界大同，虽然那是很遥远的未来。

二、国际理解和文化多元化

为了人类的觉醒，我们迈出的第一步就是国际理解。国际理解是国际和平的基础。人类是由许许多多民族组成的。不同民族是由不同的环境、语言、文化、生活方式等长期延续而形成的。简单地说，不同民族有不同的文化。经济全球化增强了各国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和互相依赖，但它无法抹杀不同的民族文化。相反，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富国的强势经济正在侵蚀着穷国的利益，强势文化正在侵蚀着弱势文化。这种形势更促使民族国家凝聚本民族的文化与强势文化进行抗争。因此，我们在讲经济全球化的时候，必须清醒地看到文化是不可能全球一体化的，文化只能是多元化。多种文化的并存，反映了现实世界的多样性、复杂性，同时也才使世界文化显得丰富多彩。也正是因为世界文化多元化，所以人们需要互相理解，互相学习，互相沟通。

由于世界各国在政治、经济、科学技术等方面的相互依赖性增强，教育之间的相互影响也在扩大，但是教育也不可能实现全球化。虽然育人有科学的普遍规律，但教育是文化的一部分，是具有各国各民族文化特性的。一个孩子呱呱坠地后就生活在一定文化环境之中，受到文化环境的熏陶。同时，一个国家的教育首先要培养年青一代的民族精神，因此，教育既具有科学性，又具有民族性。科学是没有国界的，教育方法、教育制度也是可以互相学习的；教育的民族性反映了民族的特色，它反映在各民族的语言、文学艺术、宗教、习俗，特别是民族价值观的传承上。教育的理念、教育制度、教育内容（特别是自然科学和属于世界遗产的人文学科内容）、教育方法都可以互相学习，也就是今天大家提倡的教育国际化。民族精神、民族的价值观是无法替代的，这可以互相学习，但不能替代。而且，即使是教育理念、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方法的学习，也还有一个本土化问题。即如何结合本国的国情和民族文化特点，对外国的教育理念、制度、内容、方法进行一番选择和改造。当然，这种选择和改造不是随意的，而是应该符合教育发展的科学规律的；不是任意歪曲的，而是要保留客文化的精华，这样才能真正学习到别国的教育经验。

教育全球化的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就受到批判。教育依附理论就指出，发展中国家教育的落后不是因为他们传统文化的非现代化，而是发达国家的后殖民和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教育的过度依赖。发展中国家只有摆脱对发达国家的依赖，建立符合本国国情的，能够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教育体系，才能摆脱贫困。当然，发展中国家也不能排斥发达国家的教育经验，而是要立足本国的实际，吸纳一切国家有益的教育经验，为我所用。其实，不只是教育依附论者持这种观点，总结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教训，许多学者都指出了这一点。库姆斯（Philip Coombs）在《世界教育危机》一书中就指出：“各地盛行的将工业化国家的教育模式移植到发展中国家的实践，这些模式常常被荒唐地采用，不能适应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需要、环境及其资源。”[2]这些研究都说明，简单移植别国的教育模式是行不通的。

正因为世界文化的多元化、教育的多元模式，所以国际理解就显得特别重要。但是，国际理解需要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必须在平等的基础上理解别国的文化和教育。如果用自己已有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念，或者某一地区、某一国家的标准去考察别国的教育，是无法理解它的。因此，需要采取客观的立场，有时甚至要站在对方的立场来认识事物，正如俗话所说的，“替别方想一想”。

三、国际理解是比较教育应负的使命

教育在国际理解中起着重要作用。教育不仅使当今年青一代对别国、对国际事务有较好的理解，而且可以帮助下一代理解别国、理解别国的文化。我国的中小学课程中就有国际理解的内容，有些地区的有些学校还专门设立国际理解的课程。

比较教育从它诞生之日起就具有国际性。1817年，“比较教育之父”朱利安提出的《比较教育的研究计划和初步意见》中就提到，要建立一个国际教育协会，聘请公务人员，收集各国教育资料，定期用各种语言出版刊物，传播教育改革的经验。[3]比较教育在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无论是在“借鉴时期”还是在“因素分析时期”，都是在寻求理解别国的教育，从比较中发现教育发展的规律。比较教育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跨国性，或者叫跨民族、跨文化性。我们过去曾经提出比较教育是国际教育交流论坛的主张。这种主张的出发点也是促进教育的国际理解。薛理银博士曾经在他的著作《当代比较教育方法论研究——作为国际教育交流论坛的比较教育》中设计了国际教育交流论坛的几种模式——理论建设和理论检验的论坛、教育观念和教育价值交流的论坛、教育决策和教育实践的论坛，[4]就是从教育的各个层面开展交流而达到国际理解。

要理解别国的教育，就要对别国（某一个具体国家）的教育开展系统的、全面的、细致的研究，了解该国教育的全貌。这就是比较教育国别研究的任务。要了解一个国家教育的全貌，不仅要了解这个国家的教育制度，而且需要了解这种教育制度产生的背景，即该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的特点和对教育的影响。正如比较教育学家萨德勒所说的，研究校外的事情比研究校内的事情更重要。特别是民族因素和文化因素对教育的影响至深且远，不做深入的研究就很难理解一国的教育。举一个例子来讲，众所周知，1999年欧洲29个国家曾经在欧洲最古老的大学——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集会，通过了《博洛尼亚宣言》，决定在欧洲引进英国式的学士和硕士制度，以便欧洲有一个统一的高等教育体系。但是该决定遭到一些国家的反对，特别是德国的激烈反对。他们说，德国是遵循柏林大学的传统，实行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多功能型教学模式国家，而英国的模式是以传授知识为主的教学模式，釆用英国模式，意味着要放弃德国教育的传统。这当然是德国学者所难以接受的，因此，《博洛尼亚宣言》已发表6年之久，但欧洲高等教育制度的变化并不显著。这就是历史文化因素在起作用。经济的统一是容易做到的，欧元已经在欧洲大陆通行，但教育制度难以统一。

比较教育的重要任务是对各国教育及具体的教育观念、教育制度加以比较，在比较中把握各国教育的特点，达到国际理解。特别是东西方各国的教育，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东西方学者更需要沟通和理解。这就是比较教育的使命。比较教育不仅要从比较中探讨各国教育不同的特点，而且要寻找各国教育的相同之处，寻找教育发展的共同规律。毕竟，教育是育人的活动，使儿童青少年健康地发展成长，这在东西方是没有差别的，差别在于如何使儿童青少年健康地发展成长。这里有不同的教育理念、不同的教育方法。通过比较，了解了同与不同，就达到了沟通和理解的目的。比较并不是要趋同，而在于理解，当然也便于互相学习和借鉴。

比较教育为国际理解提供了最好、最广阔的论坛。为了更好地利用这个论坛，比较教育学者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继续努力。

第一，加强人员的交流，互派留学生和访问学者。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非常重视派遣留学生和学者到国外学习和访问。中国的大学在聘任教师时很重视被聘任者的国外学历背景，强**育的国际化，但是到中国来留学的外国学生和学者还很少，这在交流上不对称。障碍可能来自语言，但我认为主要障碍不在于语言，恐怕还在于观念的不同。我们希望能有更多的外国留学生来中国学习，也欢迎外国学者到中国来讲学。

第二，加强资料信息的交流。现在是单向交流比较多，这里的确有语言的障碍问题。我曾提议在中国创办外文教育期刊，介绍中国的教育，使世界了解中国，但是提议已好几年，期刊至今没有办起来，原因就是语言的问题。外语对我们年轻教师来说，虽然在口头交流上已不是问题，但用外文写作，还有很大困难。希望再加强努力，使中国的外文教育期刊早日问世。

第三，加强合作研究。中国比较教育界与国外的合作研究很少。中国学者也承担一些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国际合作项目，但这些项目大多是中国地区的，说不上是国际合作项目，国家（或地区）、学校、学者之间的合作项目更是缺乏。要加强国际理解，就需要加强合作研究，在共同研究中互相沟通和理解。我希望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能够组织一些国际合作项目。

第四，举办各种学术研讨会。学术研讨会是学术交流最便捷、最直接的方式。研讨会上可以面对面地探讨、质疑、交流，不仅在学术上容易交流、理解，更能够增加学者之间的友谊，为进一步交流创造条件。

[1] 原载《比较教育研究》，2005年第12期。

[2] ［美］菲利普·库姆斯：《世界教育危机》，赵宝恒、李环等译，35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3] 王承绪、顾明远：《比较教育》，2～3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

[4] 薛理银：《当代比较教育方法论研究——作为国际教育交流论坛的比较教育》，224～233页，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