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比较教育学科建设在改革开放以来有了长足的进步，表现为研究范围不断扩大，研究内容不断深入，研究成果十分丰硕，研究队伍日益庞大。但比较教育的学科定位和今后的发展始终困扰着中国的比较教育学者，每次年会或研讨会总会把比较教育的身份问题、方法问题的讨论放在重要位置。如何摆脱比较教育学科所遇到的困境？我想是否可以另辟蹊径，打开一条新的出路？

一、比较教育有没有存在的必要

首先来回答这个问题，比较教育有没有独立存在的必要？有没有其他学科可以替代？许多学者都谈到，比较只是一种方法，其他学科也会使用这种方法，例如，教育经济学需要比较各国的教育投入，教育社会学需要比较各国教育在社会分层中的作用，教育管理学需要比较各种管理理论和方法，课程论要比较各国的课程，似乎比较教育没有单独存在的必要。但是，是不是还有一些问题是其他学科所包含不进去的？例如，教育制度的比较。比较教育的产生是从教育制度的比较开始的，然后发展到对各国教育制度产生的背景、因素进行分析和研究，这些问题现在仍然为比较教育学者所关注。当然，也可以再建立一门教育制度学来替代比较教育的研究，但随着比较教育的发展，比较教育早已不再限于教育制度的比较，比较教育研究的领域在20世纪有了很大的扩展。如教育与国家发展的研究，这是20世纪50年代发展起来的。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国家的独立，教育和民族国家发展的研究就被比较教育学者关注，例如，英国伦敦大学国际教育研究中心就是研究英国原殖民地国家教育的机构。80年代以后，比较教育学者开始关注国际教育问题、全球教育问题，如人口教育、环境教育、妇女教育、多元文化教育等。学者对比较教育研究的兴趣在增长，研究的领域在扩大，似乎不是要不要比较教育的问题，而是如何把握比较教育研究的走向，把教育发展与国际形势和国家的发展综合起来加以研究，提高对教育发展规律的认识的问题。比较教育的身份危机只是一部分从事比较教育学科本身研究的学者提出来的。对于比较教育学科的问题，确实值得探讨。过去我们曾经说过，与其说比较教育是一门学科，不如说它是一个研究领域。这个领域似乎还没有其他学科能够占领它。因此，比较教育学者应在国际比较教育领域中发挥作用，并在研究过程中逐步建设学科体系。

比较教育的研究对象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国别教育，把一个国家的教育研究透彻并非易事，而且要跟踪研究它的发展，充分掌握它的教育信息。这方面的研究，我们做得还很不够，更不要说我们研究的国别太少，而且对这些少数国家的教育也还没有研究透彻，还需要我们花大力气去研究。二是国际组织对世界教育的评论和意见。当今国际组织都很关心教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经常发布报告。比较教育研究者需要关注这些报告，研究其对各国教育发展和改革的影响。三是世界教育发展遇到的共同问题，如教育与国家发展、人口教育、环境教育、国际教育、妇女教育、宗教教育、少数民族教育等，这些问题中有些问题在别的学科也会涉及，但要作为一个整体问题，恐怕是别的学科难以承担的，需要比较教育学者来研究。

二、中国比较教育研究的走向

我这里只讲中国的比较教育研究，因为外国比较教育研究者所关注的问题与我们不同。当然，我们应该关注他们的研究动向，吸收他们的研究成果，但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离不开本国的利益，纯粹价值无涉的学科是没有的。即使是自然科学，探讨自然的奥秘，最终也还是为了人类自身的发展。社会科学研究社会发展的规律，更不能脱离自身所存在的社会。中国比较教育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谋求中国教育的优化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回顾中国比较教育发展的历程，是从研究六个发达国家的教育制度开始的，然后到专题比较研究，再到教育国际化的研究；从宏观的制度研究到微观的课程、教学模式和方法的研究……无不与我国的教育改革和发展密切相关。尽管国际比较教育界认为，比较借鉴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在多元文化研究中，在国际化与本土化的矛盾冲突中，我们总会把别国的教育经验融入本土教育之中。回避借鉴，既无必要，也不明智。特别是在我国，教育已有雄厚的基础和丰富的经验，但不能说已经建成完善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在教育国际化的发展趋势中，我们还有许多需要向别人学习借鉴的地方。比较教育回避了借鉴，在我国就难以发展。当然，借鉴不是把别人的经验简单地搬来，而是要从比较中发现教育的规律或者带有规律性的经验，或者从比较研究中得到启发，通过本土化研究得出改善本国教育的政策。当前有几个问题值得我们特别关注。

（一）教育国际化是当代比较教育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

我和薛理银在《比较教育导论——教育与国家发展》一书中曾提出教育国际化的十大课题，至今仍有重要意义。其中，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我们重视。

第一，教育国际化与国家发展问题值得我们始终关注。经济全球化导致了许多国际机构的出现，如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这些国际组织影响着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行为，也对各国的教育提出了许多新的目标和要求。我们需要深入研究教育国际化与各国的经济发展、政治发展、社会发展、文化发展之间的关系，寻找教育发展的规律，探求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发展模式。

第二，人员交流，培养国际化人才的问题。在今天相互依存的世界体系中，教育将成为沟通国际理解、培养具有跨文化人才的重要渠道。国际化过程中的人员交流、互派学者和留学生、互相承认学历和学位等问题，都需要通过比较教育研究来解决。我们需要研究各国的人才策略，对外国教育和外国留学生的政策进行研究，分析这些政策背后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和实施的现状，以作为我国制定对外教育政策的依据。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中外合作办学骤增，合理的政策会促进中外合作办学健康的发展，并有利于我国人才的培养。

第三，需要研究经济全球化和教育国际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国际化也对各国教育的发展，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发展带来许多问题，例如，人才的流失、文化的渗透、国际强势语言和民族语言的矛盾等。这些问题只有比较教育工作者才有能力去研究。我国随着国际地位的提高，国际交往的增多，需要探讨国际化对我国教育的影响和要求，探索与国际化相适应的教育模式。

第四，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关系。借鉴别国的教育经验，运用于本国的教育改革，有一个选择和改造的过程，也就是本土化的过程。排斥别国的教育经验是不明智的，照搬别国的经验也不会有好的效果，几十年的经验教训说明了这一点。本土化并不是简单地说说本土化，而是要使外国教育的先进经验经过选择和改造，内化为我们自己的教育理念，从而创造出自己独特的教育理论和教育模式。

第五，使中国教育走向世界的问题。教育国际化需要互相交流，但是以往很长时期我们只是单向交流。虽然我们也曾召开过多次国际会议，我们也曾参加国外的会议，学者到国外访问进修，但总是去学习别国的教育经验，很少介绍我国的经验。许多外国比较教育学者至今不了解中国。中国比较教育学者有责任把中国教育发展的成就、科学研究的成果，甚至我们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介绍给世界。进行双向交流才有利于相互理解，互相学习。

（二）跨文化研究是比较教育研究的重要内容

过去我国比较教育总是研究外国的教育，把比较教育局限于跨国性，其实，在本土也有可比较的内容和课题。我认为比较教育也应该包括本国的各地区、各民族之间教育的研究。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我国又是一个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集居在广阔的土地上，他们有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传统，即使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也因地区不同，有不同的文化传统。开展不同地区、不同文化传统的比较研究，对于我国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三）世界教育思潮的比较研究

教育思潮往往影响到一个时期的教育改革和发展。在教育发展历史上，重大的教育思潮都对教育制度、课程和教学模式的变革产生重大影响。当前，建构主义思潮、后现代主义思潮正在冲击着传统的教育观念和教育模式。全民教育思潮和终身教育思潮从另一个角度影响着各国教育的发展。是否可以这样说，建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思潮是从微观层面上影响着学校教育教学的改革，全民教育和终身教育则是从宏观层面上影响各国教育的发展？如何正确地理解和应对这些思潮对我国教育的影响，需要比较教育学家认真地研究。

需要研究的问题还有许许多多，比较教育工作者在我国还大有用武之地。

三、关于比较教育研究方法问题

比较教育的研究方法是比较教育学科建设中的重要问题，一直受到大家的关注。在比较教育发展的历史上，有很多学者探索过比较教育的研究方法，但是至今没有被大家公认的方法论体系。这是构成比较教育学科身份危机最重要的因素。是不是一门学科只有一种属于自己的独特方法才能存在呢？恐怕也未必如此。实验法是自然科学研究普遍运用的方法，社会分析法往往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并不是每门学科都只能有一种独特的方法，为什么一定要求比较教育必须有自己的独特方法呢？硬要说比较教育有独特的方法，那就是比较法。其他学科也在使用比较法，但没有像在比较教育研究中那样突出和重要。只要了解一下别的社会学科的研究方法就可以发现，文献法、调查法是社会学科的普遍方法，很难说是哪门学科所独有的。各门学科的各个研究领域都有自己需要的研究方法，但只是一组方法的组合。比较教育学科内也有多个领域，不同的研究领域和不同的课题也需要不同方法的组合。例如，比较研究各国的教育政策，主要运用文献法，对各国颁布的各种法律、法规进行比较研究；如果要比较研究教育政策实施的效果，最好采用调查法、访谈法、实地考察法，这样能了解到真实的情况。我这里无意也无法举出比较教育的方法论体系，我只想强调文化研究对比较教育研究的重要性。

文化研究是我竭力主张的比较教育研究方法，因为教育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现象，教育要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因素的影响。而政治经济的变革比较激烈，它们对教育的影响比较容易显现，容易为人们所认识，但是文化的影响比较隐匿，比较深刻，比较持久，不容易被人们认识。因此，对教育的文化研究就十分必要。可以这样说，不了解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文化，就很难理解这个国家或这个民族的教育。当然，我并不排斥其他的研究方法，只是强调文化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进行文化研究有一个立场问题。需要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立场，历史地和客观地分析各种教育现象，避免主观性。也就是说，研究主体（比较教育工作者）要摒弃主体主文化的立场，要有一个客观的参照系，来评价、分析研究客体。同时，研究主体还应该站在客文化的立场上来理解客文化与研究客体（教育现象）的关系。例如，许多西方学者研究汉学，由于对中国的文化理解不深，对中国发生的一些事实往往用西方人的眼光来审视，得出的结果难免有谬误。我们研究别国的教育也会发生这种现象。因此，首先要理解别国的文化，认识别国文化与该国教育的关系，才能真正认识该国的教育。为了加以比较，还要有一个客观的参照系。选择客观的参照系却是一件难事。既然各国文化教育五彩缤纷，各有特点，并无优劣之分，怎样才能找到一个普遍适用的客观标准呢？在比较研究时，往往采取两种方法：一种是先以一个国家为参照系，再列举别的国家的数据加以比较分析，得出比较客观的参照系，再按照这个参照系来分析；另一种是列举各国的数据，从中抽象出带有普遍性的标准，例如，列举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与该国GDP（国内生产总值）的关系，在比较中得出GDP在什么水平上就将带来高等教育大众化。但是即使如此，研究者也必须选择几个与研究有关的因子，建立一个参照模型。以上述例子来说，研究者选择的是GDP和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两个因子来说明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临界线。也可以选择产业结构作为因子来说明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临界线。找到了这种临界线，就可以把它作为参照系来比较各国教育的发展。当然，文化研究要找到参照系是十分困难的，或者说是不可能的，所以只能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来描述各国的教育事实，探索教育发展的规律或规律性的经验。

总之，对比较教育学科身份的争论仍会继续下去，比较教育研究领域中的许许多多问题也仍亟待我们去研究。

[1] 原载《比较教育研究》，200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