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比较教育研讨会有着特别的意义，今年适值铃木慎一先生70华诞，为此，我要代表中国教育界的同行、北京师范大学的同事们及我个人向铃木先生表示最热烈的祝贺和敬意，衷心祝愿他健康长寿，合家幸福。

铃木慎一先生是我认识最早的日本学者之一。早在1980年，我在参加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在日本埼玉县召开的第四届比较教育大会期间就认识了他。此后，我们在许多国际会议上常常见面。我每次访问日本的时候，他都会热情地接待我。铃木先生是日本著名的学者，在中国也很有名。他在早稻田大学工作了40年，培养了大批学生，在比较教育和教师教育方面尤其有突出的贡献。他治学严谨，待人诚恳，为中日教育交流做了大量工作。尤其是与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有着密切的交往，他是我们所的客座教授。今天我们来庆祝他的70华诞，我们要向他学习，为进一步促进中日两国学者的交流，促进国际合作，为我们下一代和平幸福的发展成长而努力工作。

关于比较教育，我非常赞赏这次研讨会的主题——“比较教育的历史文化自我认同与他者”（Historical & Cultural Self Identities and of Other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最近，不少学者在谈论比较教育的身份危机，认为比较教育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曾辉煌一时，近二十年来却逐渐地衰落下来，原因在于比较教育的身份危机：比较教育是不是一门学科？比较教育有没有自己的研究方法？比较教育起什么作用？我却认为，比较教育学者首先不应纠缠比较教育是什么的争论，而要从切切实实研究当代世界教育中存在哪些问题、如何解决当中，找到关于比较教育自身问题的答案。教育学科中所有学科都在研究教育问题，但他们只是从自身学科的视角研究这些问题。例如，教育经济学是从经济学的视角研究教育的投入和产出，教育社会学是从社会学的视角研究教育在社会变迁中的作用等，比较教育则是要从世界的大视野来审视教育问题，这种审视似乎至今还没有哪一门学科能够替代。特别是20世纪，人类创造了物质文明的辉煌，同时带来了毁灭性的战乱和生态环境的破坏；一部分人过着奢侈的生活，另一部分人却连最起码的生存条件都没有；物质欲望在增长而道德水准却在下降；教育质量滑坡，学校暴力日趋严重。这一切难道不值得比较教育工作者关注吗？比较教育工作者有许多事情需要做，而不必自暴自弃，自我制造身份的危机。其实，任何一门学科都可以产生危机，当这门学科的知识不能解决现有的问题时，危机就出现了。我们要努力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当问题解决了，学科就会得到进一步发展。因此可以说，没有危机就没有进步，就没有发展。比较教育何尝不是这样呢？

教育的历史和文化的自我认同是比较教育研究的重要课题。比较教育不只是研究各国教育的共同点和不同点，还要说出这些共同点和不同点的由来，这样才能深刻理解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教育，也才能寻找出教育发展的内在规律。教育的历史和文化认同要求比较教育学者对本国的教育做客观的、历史的自我分析，而不是仅仅用别国的理论或别国的价值观来评价本国的教育；研究别国的教育应该站在客文化的立场上做客观的分析，不要用研究者主体的理论或个人的价值观去评价别国的教育。所以我有时说，我是赞同文化相对主义的。在当今民族主义高涨的时代，更要强调文化的多元化，反对任何文化霸权主义。但是，教育既是文化的产物，同时又是科学的产物。文化是有个性的，科学却是不分国界的。因此，在教育领域里有许多共同的话语，不同国家的学者可以互相对话，互相沟通。

教育的科学性表现在教育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尽管这种规律有时难以捉摸。由于影响教育发展的可变因素太多，难以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精密测量，所以长期以来，比较教育学者试图用科学的方法来测量教育的发展总是难以奏效。例如，过去教育经济学者认为，初等教育的收益率是最高的，近些年来却发现，还是高等教育的收益率比较高。正如世界银行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组织的高等教育与社会特别工作组编著的《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危机与出路》一书所指出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国家的政府和国际捐助者都把高等教育置于一个相对较低的地位。在我们看来，狭隘的和误导的经济分析促成了这样一种观点，即与投资于初等和中等学校相比，对于大学和学院的公共投资所带来的收益要小，并且高等教育加剧了收入不平等。”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使得教育越来越重要。正如上述特别工作组在该书开篇就指出的：“通过两年多的研究，特别工作组在集中讨论和听取意见的基础上，得出这样的结论：没有更多更高质的高等教育，发展中国家将会发现自身越来越难以从全球性知识经济中受益。”最后又强调：“高等教育不再是一种奢侈品：它是国家、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必需。”[2]这种观点的转变是通过各种可变因素得出的。其实，20世纪80年代的观点也未必就是错误的。一个刚刚步入工业化的国家，恐怕应该把主要投资放在中小学上，否则缺乏优质的劳动力，发展经济是不现实的。但是，知识经济的迅速到来，教育外部因素变化了，发展教育的策略自然也应该变化。这种变化是带有规律性的，是可以预见的。比较教育工作者在这方面有许多工作要做。而且，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社会发展瞬息万变，比较教育工作者就要关注并研究这些变化对教育的影响，预测教育未来的发展。

以上是从教育发展的宏观上来讲的，从教育的微观上来看，更有许多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可以研究。近几年来脑科学的发展，人们对人的认识过程、人的能力发展提出了许多新见解。重新审视传统教育的内容、方式和方法，提出新的教育内容、方式和方法，是各国广大教师关注的焦点。比较教育工作者在这方面也不是无所事事的。比较教育工作者不仅需要比较各种教育内容、方式和方法的异同，更要研究哪种教育内容、方式和方法在何种背景、何种条件下才能取得成功。

比较教育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比较教育借鉴别国经验的时代已经过去，借鉴别国经验是现代化的理论，是文化殖民主义的表现，也是比较教育落后之所在。现在要用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来消解现代化理论，用后现代主义来审视教育，文化本来就是多元的，教育当然也是多元的，因此无所谓借鉴。我无意在这篇小文章中来评论后现代主义理论，我只想说明，任何学科都有两种研究，一种是基础研究，另一种是应用研究。比较教育也不例外，比较教育的基础研究可以是对比较教育定义的研究、方法论的研究、国际教育的调查与分析等。比较教育的应用研究就是借鉴，就是为我所用，没有必要把教育借鉴与教育多元化对立起来。事实上，没有教育的多元化也就用不着借鉴，正是因为彼此不同才需要借鉴；而在当今国际化时代，没有借鉴也就没有发展。后现代主义是主张创新的，但创新从来都是在多元文化的互相冲突和互相学习中产生的，从来没有毫无基础的创新，没有半空中掉下来的创新。比较教育工作者如果想为自己国家的教育发展做点贡献，那就要认真研究别国的教育，吸取一切有益的经验，为本国的教育改革提出建议。当然，这种借鉴并不是照搬，而是在对本国的教育和别国的教育研究透彻的基础上进行，就像人体器官移植那样，使别人的器官能够融入自己的机体，成为自己机体的一部分。现在人人都提倡对话、交流，先不说对话的目的，对话的结果必然是互相了解、互相学习。无论是现代还是后现代，这一点恐怕是没有区别的，区别只在于不要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别人。

比较教育是靠借鉴发展起来的，近几十年来比较教育之所以衰退，正是因为忽视了教育的借鉴意义。正如已故比较教育学家霍尔姆斯在20世纪90年代初所说的：“在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出有趣的比较教育研究是如何被激起的。当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之后，美国变得更加关注其工程技术人员的培养。基于当时的美苏关系，这个危机激起了美国学者对比较教育的兴趣。英法殖民地的独立运动激起了他们对发展中国家教育的兴趣。”他还说：“我认为比较教育将不会像从前曾经有过的那样得到更多的资助。如果将来出现新的世界危机，那么人们也许就会重视比较教育。”[3]可见，现在并非比较教育学者不想从事比较教育研究，而是决策者觉得不需要借鉴别国的教育经验，所以不需要比较教育。当然，比较教育学者需要研究改善这门学科，完善它的理论体系，但并不能用比较教育的学科身份危机来抹杀比较教育的借鉴作用，或把教育的借鉴说成是比较教育身份危机的根源。

经济的全球化给比较教育带来了新的课题。经济的全球化已经把世界连成一体，互相依存，共同发展，但是，国家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国家间的竞争，说到底是知识的竞争、人才的竞争，因此，新一轮的教育改革正在全球兴起。各国的教育工作者无不关注着别国的教育改革和发展。这种关注也可以理解为借鉴。借鉴并非把别国的经验拿来，也可以把别国的经验作为一面镜子来对照自己，从而更好地认识自己并设法改善自己。比较教育借鉴的理论确实已经很古老，但是在新的时代越发显现出它的重要性。

在经济全球化、国际化的浪潮中，各国教育更需要历史的、文化的自我认同。要借鉴别国的经验，首先对自己要有清醒的认识。就像移植人体器官一样，首先要检查自己的身体，有没有接受别人的器官的能力，有没有排异现象。历史的、文化的自我认同也是在比较中认识的。例如，东方文化的特点，必须在和西方文化的比较中才能显现出来。长期以来，比较教育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占统治地位，比较教育学者很少研究东方文化，自然也就不了解东方国家的教育。东方国家由于近几百年来的停滞，在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上落后于西方国家，并且是在西方列强的逼迫和侵略下走上现代化道路的，是后发外发型国家，因此，他们长期以来把西方先发内发的现代化国家视为自己的榜样。东方的比较教育工作者较多地注意研究和介绍别国的教育经验，却对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认识不足。尤其是中国比较教育工作者，渴望了解别国的情况，改革开放以后，犹如一下子打开窗户看到外面五彩缤纷的世界，因而迫不及待地把它们介绍到中国来。近些年来我们开始反思，国外的经验都是好的吗？能不能适合中国的国情？和中国传统文化如何结合？我们能不能创造出自己的经验？这种反思就要求中国比较教育工作者认真研究中国的文化历史，然后再与别国做比较，这种比较才具有深刻性。我和我的研究生正在做这种研究。当然，这还只是刚刚开始，还有许多艰苦的工作。

[1] 原载《比较教育研究》，2003年第7期。

[2] 世界银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高等教育与社会特别工作组：《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危机与出路》，蒋凯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

[3] 薛理银：《问题法与比较教育——对布莱恩·霍尔姆斯的一次采访》，载《比较教育研究》，19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