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世纪比较教育研究的回顾

比较教育是工业时代的产物。工业革命是在生产劳动和科学技术结合的形势下发生的。工业革命使人类认识自然和控制自然的能力得到空前的提高，并且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引起了一系列的变革。它对教育的发展也有着深远的影响。工业大生产一方面要求劳动者具备一定的文化知识，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又把大批儿童抛向街头。为了生计，许多家庭中妻子和丈夫一样外出劳动，而儿童却无人照顾。19世纪初，一些资本主义发展较快的国家，开始为学前儿童设立专门的公共教育机构；一些慈善家也开办一些幼儿学校，招收无人照管的儿童，使他们受到一定的教育。同时，大机器生产也要求劳动者有一定文化知识，于是公共教育开始发展起来。教育的发展为比较教育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条件。朱利安、库森对比较教育的研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展开的。

19世纪，欧洲民族主义高涨，民族国家纷纷独立。为了维护民族意识和增强国力，各国都十分重视教育，国家开始兴办公立学校。欧洲许多国家从普鲁士举办公共教育和学校世俗化方面得到启示，特别是普法战争以后，许多有识之士认为，普鲁士的胜利不是在战场上，而且在课堂上，因此纷纷向普鲁士学习，从教会手中取得教育的领导权，加强国家对教育的控制。比较教育的研究开始兴旺起来。

20世纪是风云变幻的世纪，一方面，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生产率极大提高，世界经济虽然经过多次危机，但还是得到空前的发展和繁荣；另一方面，世界各国争斗不断，两次世界大战都发生在20世纪前半期。教育成为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提高综合国力的途径，因此，各国对教育的重视也是空前的。以往教育改革只是在教育界内部展开，但20世纪后半叶的教育改革都是在政府的参与下进行的。特别是在冷战的年代，教育变成冷战的工具。冷战双方都在研究和进行教育改革，以便培养更多更优秀的科学技术人才，夺得科学技术的制高点，以期取得冷战的胜利。于是20世纪也就成为比较教育研究最有生气的时代。比较教育可以从政府或者基金会获得足够的经费，开展对各国教育的研究。正如已故比较教育学家霍尔姆斯所说的：“在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出有趣的比较教育研究是如何被激起的。当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之后，美国变得更加关注其工程技术人员的培养。基于当时的美苏关系，这个危机激起了美国学者对比较教育的兴趣。英法殖民地的独立运动激起了他们对发展中国家教育的兴趣。”[2]

20世纪比较教育研究兴起的另一个原因，就是霍尔姆斯前面所说的，英法殖民地的独立运动激起了学者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教育研究的兴趣。民族民主国家独立以后，急需人才。过去这些国家连教师都主要来自宗主国，教育制度更是宗主国教育制度的简单移植，并不适合当地的实际。独立以后，为了确立民族意识和发展经济，需要对殖民时期的教育进行改革。于是发展中国家急需借鉴发达国家教育改革的经验，而发达国家的学者也对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改革感兴趣，并想输出自己的经验。现代化理论和人才资本理论都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但是，这些理论并未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他们所预期的结果。

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比较教育研究热潮逐渐消退，而发展中国家对比较教育的研究却方兴未艾。有些学者对这种现象不能理解。其实，这里面暴露了比较教育本身的缺陷。其一，比较教育从诞生之日起就是西方中心主义的。研究者只研究工业化国家的教育制度，分析这些教育制度产生的种种因素，以作为本国教育改革的借鉴。但是到了80年代，许多发达国家认为自己的教育制度已经完善了，无须向别国学习。正如霍尔姆斯所说的：“我认为比较教育将不会像从前曾经有过的那样得到更多的资助。如果将来出现新的世界危机，那么人们也许就会重视比较教育。”[3]其二，现代化理论、人力资本理论也是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他们试图将发达国家发展的模式移植到发展中国家，但是效果不佳，极大地降低了比较教育研究者的兴趣。60年代，一些持激进观点的社会学者受到社会的重视，其中采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学者形成了新马克思主义学派。与此同时，拉丁美洲的社会学者提出依附理论。这些学派的观点也影响到比较教育，比较教育研究的重心逐渐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其三，比较教育研究的理论建设，特别是它的方法论一直困扰着比较教育学者。比较教育是一门学科还是一个研究领域？比较教育有没有自己独特的方法？至今谁也说不清楚。我不是否定比较教育将近200年来发展的成就。我们的前辈为我们做了许多工作，无论是20世纪前半叶的康德尔、施奈德、汉斯，还是后半叶的贝雷迪、金、霍尔姆斯，以及至今还健在的诺亚、埃克斯坦、阿尔特巴赫等，都对比较教育研究和理论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当代比较教育学者如黎南魁、施瑞尔、许美德等，仍在孜孜不倦地开拓比较教育的新天地，为比较教育的学科建设而努力，但比较教育理论的先天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

近二十年来发展中国家的比较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他们研究的对象也主要是发达国家的教育，以作为本国教育改革的借鉴。发展中国家对比较教育研究的热情很高，一方面，他们总是想跟上世界教育发展的潮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改善本国的教育，不像发达国家的学者那样做纯理论的、“价值中立”的研究。发展中国家比较教育研究的困难还在于经费不足，不能做人类学的田野考察。他们的研究资源主要来自文献资料。虽然许多国际组织，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局、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都收集各国教育信息资料，但是这些资料大多来自各国的官方文件，与实际情况是否有出入，不做实际调查是难以判断的。另外，这些资料即使是可靠的，但是它们产生的背景，光凭资料也是说不清楚的。

中国的比较教育研究也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主要是学习苏联的教育经验，还谈不上进行比较教育的研究。改革开放以后，前十多年主要研究美国、英国、法国、德国、苏联、日本的教育，近几年来才开始研究周边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并把教育的本土化问题提到议事日程。而且学界对比较教育的方法论研究缺乏兴趣，至今缺乏有力的著作问世。也因为经费的缺乏，中国比较教育学者参加国际会议的机会较少，当然还有语言的障碍，国际交往和交流不够，也影响了比较教育研究的发展。我想，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国家的进一步开放，年青一代比较教育学者的成长，这些困难都会逐渐克服。

二、中国比较教育在21世纪的使命

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知识经济时代的特征不仅是知识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而且带来了经济的全球化和社会的各种变革，而最大的变革是人们价值观的变化。知识经济使人们看到了人的价值、知识的价值。在工业经济时代，人们看到的是资本的力量、机器的力量。虽然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人才资本理论，认识到人受到的教育程度直接影响到经济的增长，但还只是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角度提出来的，并未认识到人的真正价值。在知识经济时代可不同，人不是简单的创造资本的机器，人是社会的主人，又是自然的一员。在工业经济时代，人一方面创造了供一部分人享受的丰富的物质财富，另一方面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今天人们开始认识到可持续发展的道理。知识经济时代还要继续发展经济，但不能以损害人类的长远利益为代价。人的发展、人类的发展是第一位的。人的创造，经济的发展，归根到底是为了人类自身的发展。

我们对教育也应有进一步的认识。教育的本质是育人，是提高人的素质，但长期以来人们常常把教育视为工具，政治家把教育视为阶级斗争，乃至政治斗争的工具；经济学家在人力资本理论的影响下，把教育视为实现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广大家长则把教育视作谋取优越职业的敲门砖。这都曲解了教育的本质，不利于人的发展。教育确实离不开政治和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整个社会的发展，但是教育不完全依附于政治、经济，更重要的是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而最终的目的，也还是促进人类自身的发展。

知识经济是全球化的经济，它是20世纪科学技术迅猛发展所带来的生产社会化和国际化的必然结果。经济全球化必然会加剧国际竞争，而总的趋势是有利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则处于不利地位。为了竞争，就要培养人才，各国总想把教育重点放在培养高级人才上，以求占领高新科技的制高点，从而使教育的资源配置越来越不均衡。同时，由于富国和穷国的差距在扩大，发展中国家的人才必然会流向发达国家。这都造成教育的新危机。

21世纪科学技术发展将变得更加迅速。信息化、数字化时代使生产工具从机器生产时代的人手的延伸发展到人脑的延伸，整个劳动方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都将产生重大变化。信息网络化又使得各种文化思想的传播十分迅速。这一切必将促进教育的国际化，同时也带来了中西文化的冲突。

总之，21世纪将给我们带来一个崭新的世界，教育将在21世纪有重大的发展与变革。只要教育有发展和变革，比较教育就有发展和前途。

中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有了飞速的发展，在21世纪中叶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但发达国家并非停步不前，因此，中国还要加倍地努力，才能赶上发达国家。但是中国教育还存在许多困难，最大的困难是教育资源的不足和教育需求之间的矛盾。我们用了15年的时间，花了很大的力气在20世纪末基本上实现了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上扫除了青壮年文盲，但是发展极不平衡。沿海发达城市的教育基本上已经达到现代化水平，而边远地区、贫困地区的教育尚不够发达；在同一城市、同一地区，优质学校与薄弱学校的差距也很大；高等教育虽然近几年扩大招生规模，但仍然不能满足青年升学的追求。中国教育正在进行重大的调整和改革，以扩大教育资源，提高办学效率，推进区域的均衡发展。中国比较教育仍然要以研究国际教育发展规律、借鉴外国优秀教育经验、发展本国教育为己任。为此，我们有许多工作要做。

第一，我们需要继续深入研究发达国家优秀的教育经验。所谓继续研究，就是要跟踪研究各国新的教育改革、新的教育理论和新鲜的经验，并通过这些研究预测教育发展的趋势；所谓深入研究，就是要探究各国教育改革的缘由，了解各国教育的本质特征。过去二十年，我们对几个主要发达国家的教育制度、课程内容、思想流派都进行了比较研究，但是难以说已经很深入。这就是为什么我提倡文化研究的原因。我认为，缺乏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很难理解西方的教育；缺乏对一个具体国家文化的了解，就很难理解该国的教育。因此，要真正学到别国教育的优点，就必须继续深入研究。

第二，要深入研究别国的教育，就要深入该国的社会。过去由于经费的原因，再加上语言障碍，老一辈的比较教育学者出国的机会极少，出去也是走马观花。现在情况有了极大的改变，年轻学者出国的机会很多，也没有太大的语言障碍。但有一点我想提醒年轻学者注意，出国学习期间不能埋头于课堂和图书馆，听教师讲课和收集资料确实是重要的，但如果你不深入社会，做田野式的考察，就消化不了教师的讲课内容，收集不到真实的资料，拿回来的仍然是脱离实际的书本知识和理论。我认为比较教育研究要引入人类学研究方法，以客文化中的一员，深入其境，进行较长时期的观察研究，才能获得真实可靠的材料，才能理解客文化，从而理解它的教育的实质。[4]要做到这一点当然不容易，但的确是必要的，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第三，要重视比较教育研究本土化问题。现在世界各国的教育理论五彩纷呈。各种教育理论，除非是绝顶荒谬的，都有它合理的一面，但各种理论也都有各自的哲学基础和文化背景。引入任何一种理论都需要评价和鉴别，吸收其精华，融入我国的主文化中，使其本土化。在本土化问题上要克服两种片面性：一种是盲目照搬，不加评价和鉴别，甚至有些语言都是外来的。我并不排斥外来语，但不能是生造的，而是要能够让大家理解的。另一种认为，由于比较教育的传统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因而外国的理论都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教育理论只能在本土上生长。比较教育中流传着一种“去殖民化”理论。我理解的“去殖民化”是不要用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价值观来观察事物、判断事物，并不是排斥外国的经验。教育的国际化是必然的趋势。教育的国际化，就表现在教育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互相学习，互相融合，取长补短上。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纯粹的本土理论是没有的，本土生产的理论也需要从世界文化中吸收营养。

第四，要把比较教育研究与我国教育发展和改革的研究结合起来。我不大赞成“价值无涉”“价值中立”的为研究而研究，特别是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决策部门、教育实际工作者迫切希望比较教育向他们提供可借鉴的外国经验。这就需要比较教育学者，特别是我们的年轻学者和研究人员关心本国教育的现实。其实，比较教育本土化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对自己的认识。我们只有对自己的国情和教育有了认识，才能以我为主，吸收一切有益于我们发展的理论，建立本土化的理论。为此，在比较教育研究中要突破“跨国性”的界限。过去我们把比较教育定位在跨国的研究上。其实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地区教育的发展也不相同，特别是中国，不仅地域广阔，经济发展不均衡，教育发展也不均衡，因此，对国内的教育也需要做跨地区、跨民族文化的比较研究，才能真正了解我们自己的教育，探索教育发展规律，为我国的教育发展服务。

第五，要加强比较教育的理论建设。比较教育的理论建设是我国比较教育研究的薄弱环节，希望在21世纪之初能有所发展。理论建设不是凭空想出来的，一方面，需要运用现代科学理论成果来分析研究当代教育问题；另一方面，要透彻研究比较教育学者已经提出的理论，结合当代教育发展的实际提出新的理论框架，加以反复验证。在方法论研究上，我个人的观点是要把实证研究和定性研究结合起来。由于长期以来我国教育研究停留在描述性研究和定性研究上，所以加强实证研究是必要的。

总之，知识经济时代是一个多元化时代，理论的多元化是必然的。只有在百家争鸣中，我们的理论才能发展，但是教育理论界缺少争鸣。我希望在21世纪中能够有更多的争鸣，以繁荣我国的比较教育学术研究。

第六，要加强和国际比较教育学者的交流与合作。中国比较教育学会一直抱着积极的态度和各国比较教育学者开展合作和交流，我们邀请了许多著名的学者来华讲学、访问，我们利用我们的条件召开各种国际会议，1998年我们还成功地举办了第二届亚洲比较教育学会年会。今后还要采取各种措施，进一步加强和各国比较教育学者的联系和对话。

我们现在还没有真正和国外的学者对话，因为过去我们只是介绍国外的教育经验，很少把我国的教育经验介绍给外国学者。今后我们也应主动走向世界，在国际著名杂志上发表我们的论文，这样才能与国外学者对话。最近我看到强海燕教授和英国学者合作，完成了“中英14所学校管理模式的个案研究与比较”的课题，并在Compare杂志上发表了多篇文章，我感到非常高兴，希望今后能有更多的这样的合作和研究。

总之，知识经济时代的信息网络化使得各国教育改革的新动向很快传遍全世界，各国学者交流更加便捷。中国比较教育学者在21世纪任重道远，将大有所为。

[1] 原载《比较教育研究》，2003年第1期。

[2] 薛理银：《问题法与比较教育——对布莱恩·霍尔姆斯的一次采访》，载《比较教育研究》，1992（3）。

[3] 薛理银：《问题法与比较教育——对布莱恩·霍尔姆斯的一次采访》，载《比较教育研究》，1992（3）。

[4] 薛理银：《当代比较教育方法论研究——作为国际教育交流论坛的比较教育》，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