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教育发展中的主要矛盾

一、教育的供与求矛盾

教育的供与求的矛盾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教育发展中最突出的矛盾，也是诸多矛盾的集中表现。供与求的矛盾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数量；二是质量。20世纪70年代以来，两种矛盾不是有所缓和，而是越来越严重。本文将从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上，从全球的视野来分析这些矛盾。

先来看看数量上的供求矛盾。教育的需求来自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人**炸；第二，家长对子女受教育的需求日益增长；第三，因科技发展、社会变革，就业人员提出再学习的要求。下面我们分别考察这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人口增长与教育需求

世界人口急剧增长是对教育的最大压力。在历史上，世界人口的增长呈加速状态。据统计，1650年，世界人口只有5亿，到1800年，即150年以后增长了一倍，达10亿；又经过130年，到1930年，又增长了一倍，达20亿；此后1975年达40亿，增长一倍的时间缩短到45年。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人口的增长是惊人的。1950年全球人口是25亿，到1975年就达40亿，1990年则已达52.6亿。

当然，人口增长在工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是有重大差异的。人口增长率居高不下是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在不发达地区。这些地区人口总数占世界人口总数的比率从1950年的66%上升到1989年的79%。虽然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些国家制定了计划生育的政策，人口增长率开始下降，但是由于基数较大，人口增长的绝对量依然高得惊人。新生儿长到学龄时期，就对教育提出了要求。这种需求和这些地区的经济形成鲜明的反差。尽管许多国家做出了极大的努力，但经费的增长常常跟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这些国家要普及教育和扫除文盲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尽管他们确实已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就目前的经济发展状况来看，前途不容乐观。

工业发达国家是另一种景象。多数工业发达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人口出生率就大大下降，到70年代中期，许多地区出现了负增长，如法国。在这些地区，中小学的需求已经得到满足，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富裕程度的提高，人们对教育的需求也越来越迫切，高等教育和成人继续教育成为这个地区的主要教育需求。而且事实说明，家长文化程度越高，对子女受教育的要求也越高。因此，这一地区教育供求的矛盾依然存在，不过要求的层次不同而已。

中国是人口众多的国家，中国人口增长给教育的压力十分巨大。尽管国家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并且取得了很大成绩，目前人口出生率已控制在2%以内，但由于基数太大，人口增长的绝对数字仍很大。1992年出生2 119万人，1993年出生2 160万人。如果1994年全国人口能够控制在12亿以内，则到2000年中国总人口约在13亿。这些数字表明，中国每年有2 000万学龄儿童等着入学。《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要在20世纪末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则除了每年2 000万小学入学的人数外，还要增加初中阶段教育的学生数。如果以1993年小学毕业生升学率81.8%计算，小学毕业生还有336万人未能升入初中（小学毕业生数为1 845.1万人，初中招生数为1 505.6万人），[2]还有成人扫盲的任务，约每年400万人。这样巨大的压力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除了要经过艰苦的努力，增加巨大的资金投入以外，还要努力提高办学效益，减少教育浪费。

1.人口的流动与教育的需求

人口因素对教育的需求不仅表现在人口的增长上，还表现在人口的流动和迁移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口流动的总趋势是由农村流向城市。这种流动在发达国家尤为明显，城市化已成为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在发展中国家，城市化也是很明显的。较为现代化的企业都集中在少数城市，甚至发展中国家的大城市的发展比发达国家的大城市的发展要快得多。大批农民涌向城市，为了适应城市生活就需要学习。不仅因为城市人口增长、学龄儿童增长需要增加中小学的学额，而且涌入城市的中青年也需要学习。这些需求光靠正规教育是完成不了的，就需要发展非正规教育。

中国自改革开放十多年来，城市化发展极为迅速，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速度也很快。据有关资料统计，1992年中国工业总产值占社会总产值的80.2%，中国可以说是一个工业国家。然而，在总人口构成中，农村人口又占72.4%，约有8.2亿人口在农村。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增加，到1992年年底，约有1.3亿人。虽然因为乡镇企业蓬勃发展，形成了“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就地转移”等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模式，但仍有许多农民涌入城市。1990年的普查发现，全国常住流动人口达2 135万人。[3]而短期流动人口的数目还要大得多。农村流入城市人口的文化程度普遍低于城市人口。据统计，1992年转移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中，文盲半文盲占6%，小学文化程度者占29.3%，初中文化程度者占51%，高中以上文化程度者占13.7%。这些人转移到城市，降低了城市人口的平均文化素质，同时也降低了农村人口的平均文化素质，因为从农村流出的人口大多比留在农村的文化程度高。这种状况给中国教育增加了巨大的压力。

从国际范围来讲，人口素质还有一个移民问题。由于战争和自然灾害，大量发展中国家移民离开自己的家园，移居到发达国家。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是移民涌入最多的地方。越南战争结束以后，大批难民拥挤在破旧的船舱里，渡过太平洋来到这些国家，一部分就近到了中国。在美洲，移民最多的是墨西哥人，他们成百万地非法进入美国。移民大多数文化程度较低，到了新的国家就要为适应新的环境而学习，首先要学习当地的语言。移民问题成为发达国家沉重的负担，它们需要付出大量的资金和人力。

2.人口的结构变化和教育需求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口的年龄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医学的进步，医疗保险事业的发展，人类的年龄普遍延长了。特别是工业发达国家，一方面，人口出生率下降；另一方面，死亡率也下降。因此，许多国家进入了老龄社会。这种变化对教育的需求也产生了影响。70年代以后，许多国家一方面中小学的校舍空闲下来，另一方面兴起了“老年大学”“闲暇大学”。世界上第一所老年大学在法国诞生，以后许多国家都成立了类似的大学。中国的老年大学在80年代兴起，至今已达约5 000所（截至1994年6月）。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带来的老年人的公共福利费用与年青一代的教育费用的矛盾日益加剧。

（二）社会发展与教育的需求

除了人口增长这样一种自然因素对教育有沉重的压力以外，社会发展给教育的压力也是不轻的。这里的社会发展是指所有技术、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变化和进展。

1.科学技术进步与教育需求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科学技术发展是惊人的。以电子、核子为中心的科学技术革命把人类带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信息化时代。新的科技革命带来了知识爆炸。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类创造的知识比人类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总量还要多得多，如果说1665年世界上出版了第一本科技杂志，经过200年，到1865年，世界上的科技杂志达到1 000种，而到1965年就已达到10 000种。现在全世界每年发表的科学论文有500余万篇，登记的发明专利达30余万件。学习已经成为人们在现代社会生存的必要条件，人不仅在年轻的时候要学习，而且要终身学习，才能适应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

从总体上讲，科学技术是要依靠教育才能积累和发展的。但是，科技发展又反过来要求教育随之发展，不仅有数量上的增加，而且对教育层次和内容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2.经济发展与教育的需求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经济的增长而出现对人才的大量需求，20世纪60年代人力资本理论就是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提出来的。虽然70年代由经济危机带来的生产萧条使人力资本理论面临破产，但人才的需求仍然是经济复兴和发展的条件。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竞争日益激烈，特别是进入90年代，世界政治局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打破了世界两极对抗的局面。政治局势趋于缓和，但经济对抗愈演愈烈。美日对抗、美国和欧洲共同体的摩擦，把经济竞争提到对抗的首位。发展经济要靠产品的革新，就要依靠高新技术的发明。培养高新技术人才就成为各种教育改革的焦点。

由于科技进步引起了经济结构的变化，众多的工人、工程师、管理人员需要学习新的知识；国际贸易模式的变化，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为引进新的技术，加入国际贸易市场，需要学习他们过去还很不熟悉的东西。人们对教育的需求比任何时期都迫切，但是现在的教育能够满足这种需要吗？

3.社会变革与教育需求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民主化是变革的主旋律，人们不仅要求政治民主化，而且要求教育民主化。教育已经不是少数有钱人的专利。英国取消11岁考试，推行综合中学运动，这是教育民主化的突出表现。1957年，美国“小石城事件”以后，教育上的种族歧视已被人们视为不文明的表现。尽管在教育上的种族差异依然存在，但是社会普遍呼吁要对处境不利的儿童给予特殊的教育补偿。从头开始计划、补偿教育计划在许多国家兴起。

发展中国家的教育需求尤其迫切。许多殖民地国家独立以后，深切认识到教育对他们民族独立和振兴经济的重要性，把教育计划纳入整个国家发展计划之中。正如《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一书序言所说：“当第三世界国家从殖民地时代挣脱出来的时候，它们就以全副精力投入了反愚昧的斗争；它们十分正确地把这种斗争视为彻底解放和真正发展的非常重要的条件。”[4]但是第三世界发展教育的经验不能说是成功的。其中有两个问题困扰他们：一是外国教育的模式不符合他们的国情，也解决不了他们所需要的人才问题；二是这些国家在教育方面的投资和它们在财政上的可能性是不相称的。高等学校毕业生的人数远远超过了经济可能的力量，不仅造成了高等学校毕业生的失业问题，而且造成了大批人才的外流。

发达国家因社会变革引起的教育需求也是明显的。过去，正规学校，特别是高等学校，是一种选拔性学校。战后民主化的要求，教育机会均等的呼声越来越高，中等教育虽然在一些国家还存在能力的差别，但日益统一，而且达到了普及。教育的分化总是会存在的，因为每个儿童的能力、兴趣、特长都有差异，儿童的努力程度也有差异。教育机会均等只能理解为人人都有学习的机会，至于学习什么，还要看儿童的能力、兴趣和努力程度。高等教育在许多发达国家已达到大众化程度，入学条件已经没有什么限制。但由于大学的水平差异，声望不一，追求高水平的名牌大学仍是青年的理想。

社会变革和民主化的另一种表现是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政治的民主化必然带来妇女的解放，同时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为妇女提供了许多就业机会。20世纪70年代以来，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比率有很大提高。妇女从事职业需要学习，同时带来了家庭的变化，如子女的早期教育问题，因家庭离异而产生的子女教育问题等，都对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

教育的供求矛盾不仅表现在教育的数量上，而且表现在教育的质量上。20世纪60年代教育的大发展是数量上的发展，同时带来了教育的质量问题。一方面，原来的选拔性教育变成全民教育、大众教育，必然会产生质量问题；另一方面，70年代是世界动**的年代，由于经济萧条而引起的失业，战乱带来的人间悲剧，青年人的情绪波动很大，许多工业发达国家的青年由苦闷到颓废，吸毒的人口增加，犯罪率上升，给教育，特别是青少年教育带来严重影响。教育质量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问题。因此，教育的供求问题不单是教育需求和社会能提供多少的问题，还包括提供什么样的教育的问题。

二、科技发展与陈旧的教育体制、内容的矛盾

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人类带来的最大变革就是生产工艺的变化。新的技术在生产上的应用使生产不断变革，造成产业结构的变化、行业的变化和工人的全面流动。这就对教育无论从制度上、目标上、内容上还是方法上都提出不同于传统教育的要求。

从教育制度来讲，旧的教育传统重视小学、中学、大学一整套正规教育系统。一个人从正规学校毕业，就算受完了教育，他在学校学习的东西就可以一辈子受用不尽。可是现在不行了。生产工艺在不断变换，劳动内容在不断更新，一个人已经不能一辈子只从事一种职业，即使是同一名称的职业，其内容也在不断变化。如果他只依靠在旧有正规学校学习到的知识和技能，肯定要被社会淘汰。人们只有不断学习才能适应因科技进步而瞬息万变的世界。正如埃德加·富尔在《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一书的序言中所说，教育目的“就它同就业和经济进展的关系而言，不应培养青年人和成人从事一种特定的、终身不变的职业，而应培养他们有能力在各种专业中尽可能多地流动并永远刺激他们自我学习和培训自己的欲望”[5]。他所领导的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提出“终身教育”和“学习化的社会”两个概念，认为“教育体系必须全部重新加以考虑，而且我们对于这种教育体系所抱有的见解本身也必须重新加以评议”[6]。

新的科技革命对教育提出了什么要求呢？

首先，要求扩大教育范围，要建立一个满足广大人民群众需要的教育体系，打破正规教育和非正规教育的界限，大力发展非正规教育，从而扩大教育民主。

什么叫非正规教育？美国教育家菲力浦·孔布斯（又译“菲利普·库姆斯”）给它下了一个定义：“任何在正规教育体制以外进行的，为人口的特定类型、成人及儿童有选择地提供学习形式的有组织、有系统的活动。因此，限定的非正规教育就包括，例如，农业教育和农民培训计划，成人识字计划，在正规教育体制以外所进行的职业技术训练，具有教育性质和目的的青年俱乐部，以及有关卫生、营养、计划生育、合作团体等各种社区计划。”[7]正规教育一般有相对稳定的课程计划，全日制的需连续几年的学习。非正规教育更多的是部分时间制的，时间较短，内容大都是应用性比较强的，学习者能够很快掌握和使用的知识和技能，办学形式和学习内容具有较大的灵活性。

非正规教育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有了很大发展，但是持传统教育观念的人看不惯此类教育，认为它们不能传授系统的科学知识，或者还害怕它们侵蚀正规教育的资源，损害正规教育的利益。事实上，非正规教育是正规教育的一个有力的补充，它可以减轻教育需求对正规教育的压力。实践证明，因为非正规教育所需要的办学条件较低，所以它们的价格较低，而办学的效益较高。当然，情况总会有例外，也有花了许多钱而效益甚低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非正规教育可以多渠道集资，可以调动多方面的积极性。

其次，新的科技革命要求改变陈旧的课程内容和方法，传统的学校教育传授的是死的知识，有些是过时的知识，学习的方法是把这些死的知识记忆下来。正如《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所抨击的那样：“那种学院模式至今还受到高度重视……但是今天看来，不仅就工人阶级来说，甚至从实用上考虑对资产阶级青年来说（这种模式本来是为他们设计的），这种模式已经过时和陈旧了。它顽固地维持着前几代人的怪癖。它过分地依赖理论和记忆。它给予传统的、书面的和复述的表达方式以特殊的地位，损害了口语的表达、自发精神和创造性的研究。”[8]它进一步抨击说：“最后，这种模式的严重缺点还有：它只为少数有限的专业培养人才，并使这些毕业生，在工作职位缺少时，也不可能（即使是临时性的）转向某些技术性的和实用的工作，因为他们的教师曾教他们藐视这类工作。”[9]这些话再深刻不过了，用不着再多加解释。怎么办？唯一的出路是改革。20世纪70年代以来，教育内容、教育方法上有许多改革实验，出现了众多理论，但至今似乎还没有找到最佳方案，仍是今后教育工作者需要不断努力的领域。

科学技术进步引起的知识爆炸也对教育产生深远的影响。学校教育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把人类的知识全部教给学生。这就要求彻底改革教育内容，把最基本的、最先进的知识教给学生；另外，要改革教育方法，注意培养学生的能力，使他们能够独立思考，举一反三，能够自己去探索和获取新的知识。如果说传统的教育是教育学生学会记忆，把现有的知识接受过来，那么新的教育则要求学生“学会发现”，学会利用已有的知识开动脑筋去获取新的知识。

对于这样一种新的形势，人们最初是不习惯，不理解，然后是不知所措。20世纪70年代中小学的教育内容有了很大的变化，许多科学家根据现代科学的进展，重新编写了教材，更新了教育内容。但是教育并非那样简单，并不是像一个瓶子那样，把旧酒倒掉，换上新酒就可以了。70年代的课程改革由于只遵循了科学家的意志而告失败。新的内容没有经过加工和处理，不仅学生接受不了，教师也接受不了，以后就出现了“回到基础”教育运动。许多教师强调传统的基础教育，把“三R”（读、写、算）搞好。但是，时代在前进，教育改革是不可逆转的。70年代的改革虽然未能成功，但它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因此，80年代、90年代的改革仍然集中在课程内容上。无论是英国1988年的改革方案，还是《美国2000年教育规划》，都把课程改革作为改革的核心。一方面，要加强基础知识传授，都提出设立核心课程问题；另一方面，要革新内容，特别是要增加信息科学、生命科学、环境教育、人口教育等新内容。

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对教育提出新的要求，也为教育改革提供了物质前提。《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讲道：“科学技术革命使得知识与训练有了全新的意义，使人类在思想上和行为上获得许多全新的内容和方法，并且是第一次真正具有普遍意义的革命。”[10]当代科技革命的最大特征是两大革新系统，即大众媒体（晶体管无线电和电视）和控制系统。这两大革新系统都与信息有关。及时传送信息、翻译信息、发现和使用信息，现在，距离已经不是传递信息的障碍，任何距离之间都可以直接传递信息。而且计算机日益完善、理性化，它可以代替和加强人脑的部分功能。科学技术的这些新成果运用到教育过程，必然会引起教育的新的革命。现在电子计算机已经进入各个公司的办公室，并以极快的速度在家庭普及。儿童接触电视和计算机要比接触到学校的课本早得多。学校教育如何利用这个科技新成果来改造旧的教育，是教育工作者需要研究的又一新领域。

科技的进步也促进了国际交流与合作。随着交通工具的发达，信息传递的迅速，地球变得越来越小，文化学术交流日益频繁。这一方面有利于教育的改革，另一方面也给教育提出了新的课题。教育如何吸收别人的经验，又如何保持自己的优秀传统，如何把两者结合起来？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面对发达国家的教育，往往看到它们的优点较多，而忽视双方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传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40多年来的经验教训说明，简单地把发达国家的教育模式移植到自己的国土上往往是不成功的。国际交流既不是全盘照搬别国的教育模式，也不是把自己的模式输出给人家，而是取长补短，走自己的路，创造自己的教育模式。应该说，教育模式没有好坏之分，各国的教育模式都有它的优点和缺点。国际交流目前是研究别人的优点，并根据自己的文化传统加以消化和吸收，以达到完善自己的教育模式的目的。

三、教育与就业的矛盾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世界经济的增长，把劳动力的培养作为一个前提条件，由此，人力资本理论应运而生。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增加教育投入，以便培养经济高速发展所需要的技术人才和其他劳动者。学生和家长认为教育投入是最有效益的投资，毕业以后就能迅速改变个人的社会地位并增加收入。因此，在这个时代，人们对教育的渴求达到了一个狂热的程度，都期待教育能给社会和个人带来奇迹。但是70年代世界经济的衰退打破了这个美梦，人才缺乏一变而为人才过剩，学生走出校门不是有丰厚收入的工作在等待着他，而是找不到工作。特别是具有高级学位的毕业生，由于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只能去从事只需要简单熟练程度的工作。这在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也不例外，许多有工程师称号的大学毕业生在从事普通工人的工作，这是极大的教育浪费。

我们先来看一看不同国家和地区知识青年失业的情况。

（一）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青年的失业情况

20世纪60年代，由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经济蓬勃发展，就业机会扩大，人均收入提高，通货膨胀率下降，失业率很低，只有2%～3%。但到了70年代，情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经济增长速度放慢了，通货膨胀率猛增。到80年代，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7个主要国家年平均通货膨胀率超过12%，失业率也上升到百分之十几或百分之几十。到1982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失业总数在3 000万人左右，比1970年增加3倍。青年失业尤为严重。在美国、加拿大和日本，青年失业率是成年工人的2倍以上，澳大利亚、法国、西班牙和英国超过3倍，而意大利达到7倍。同时，失业率与受教育水平成反比。受打击最严重的是没有完成中等教育的工人，青年女性的失业率又高于男性。1980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秘书处进行的调查说明：整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除了土耳其）的青年在全部失业人员中的比率从44%上升到47%。[11]

（二）发展中国家青年的失业情况

青年失业的现象在发展中国家更为严重。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刚刚兴起的国家，在国家独立之初，严重缺少管理干部，急需各种人才。但教育的周期较长，等到人才培养出来以后发现，政府部门的各种岗位已经被人占据，而这些人常常不是经过培训的人才。70年代经济的衰退当然也影响到发展中国家的青年就业。在发展中国家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即原来的殖民主义国家的教育制度与独立后的需求不相适应。独立国家最需要的是技术人才、管理人才和熟练劳动力，而原来的教育制度只培养一些文职人员。

亚洲青年失业的现象特别严重。如印度，独立以后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其发展速度是惊人的。独立前1946—1947年度，大学仅有18所（一说20所），学院636所，入学人数22.5万人，但到1970—1971年度，大学增加到93所，学院3 604所，入学人数为195.6万人，增加了近8倍。这种发展与印度的经济结构和人才需求的格局极不适应。印度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构成中第一产业占重要的比例，人才的需求主要是能够从事工农业生产的具有基本教育水平的熟练和半熟练劳动力，一部分中级技术人才和少量高级专业技术人才与管理人才。印度独立后不是着力于发展基础教育，而是把重点放在发展高等教育上，这就不能不出现人才过剩的严重后果。据统计，印度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在20世纪50年代初占全部受过教育的失业人口的总数的12%左右，到70年代末上升到20%左右；失业者的绝对数字从50年代末的2万人增加到70年代末的120多万人。以上这些数字还不包括功能性失业，即受过高等专业教育的毕业生不能从事与自己专业有关的工作，受过中等教育的人失业率也很高。印度受过教育的人不足总人口的1/3，但其失业率达总失业人口的2/3。可见受过教育的人的失业率比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的失业率高得多。这其中有一个失业率的概念问题。通常，工业发达国家所说的失业率是指劳动力中实际上未被全日制雇用的人员总数占工人及可能成为工人的人员总数的比例。在发展中国家，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受雇于城市中的现代部门，大多数留在农村，因此，失业人口主要表现在城市中的劳动力，失业中受过教育的人自然会占更大的比例。但上述数字足以说明，印度高等教育的发展规模和速度已远远超过印度国家经济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对大学生的需求。这种教育供求之间的矛盾造成的严重后果是使印度的高级专门人才大量外流。1971年的一项研究说明，印度在国外的工程师、科学家和医生的总人数达3万人，人才外流给印度带来严重损失。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的研究表明：印度一名医生流往美国，印度要损失33万印度卢比，而美国得到的利益为517.5万印度卢比；印度一名科学家流往美国，印度要损失17.2万印度卢比，美国得到的利益为187.5万印度卢比。

（三）原因和背景

受教育者失业率增高的原因自然是20世纪70年代经济衰退所引起的直接后果。但是这个问题实际上在60年代后期就已经暴露出来，那么原因何在呢？我想，可以从教育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结构来分析。

第一，战后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当代经济要求有更广博的文化科学知识和技术技能，生产工艺的不断变革又要求工人和技术人员不断学习。只为年青一代提供职业前的教育已经不够了，他们需要不断地学习来补充新的知识。特别是教育的周期很长，往往青年进入职业领域以后发现自己学习的东西已经过时，需要重新学习。

第二，经济的高速增长造成产业结构的变化，一些行业消失了，一些新的行业产生了。据统计，美国从1949年到1965年约有8 000种职业从劳动力市场消失，同时出现了3 000种以上的新职业；德国劳动就业人口中只有50%的人从事原来学习的职业。这种劳动的变更使得受过教育者不适应社会的要求，常常处于失业或功能性失业的状态。

第三，教育内部的结构与产业结构不相协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急于培养高级人才，但由于这些国家的经济还处于传统以农业为主的阶段，社会急需初中级技术工人和技术人员，于是大学毕业生就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正如孔布斯在《世界教育危机——八十年代的观点》中描述的：“到60年代，一些发展中国家发现大学毕业的工程师比协助他们工作的中级技术人员还多，或者医生比护士还多，以至于高级专家经常需要做中级人员的工作。”

第四，一些发展中国家盲目地照搬工业化国家的教育模式，也是使受过教育者失业的原因之一。例如，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学习人文科学和法律的毕业生占绝对优势，学习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科的毕业生很少，有的不到10%，而学习农业的毕业生尤其少得可怜，通常不到3%。显然，这种教育结构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水平是不一致的，造成高级人才的失业也就不奇怪了。

[1] 原载《比较教育研究》，1995年第3期、第4期（原分上、下两篇论述）。

[2] 国家教委计划司：《一九九三年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资料简况》。

[3] 江流、陆学艺、单天伦：《1993—1994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4]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上海师范大学外国教育研究室译，1～2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5]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上海师范大学外国教育研究室译，16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6]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上海师范大学外国教育研究室译，18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7] ［美］菲力浦·孔布斯：《世界教育危机——八十年代的观点》，赵宝恒、李环等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

[8]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上海师范大学外国教育研究室译，14～15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9]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上海师范大学外国教育研究室译，15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10]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上海师范大学外国教育研究室译，6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11] ［美］菲力浦·孔布斯：《世界教育危机——八十年代的观点》，赵宝恒、李环等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