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比较教育的发展经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不说新中国成立以前的情况，就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程，开始是简单地照搬苏联经验，当然对于我国改造旧教育、建立社会主义教育的新体系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但只是单向地学习，没有或者很少考虑我国的国情，没有对苏联教育从比较教育的角度进行分析，因此，学习的东西也是浅层的。20世纪60年代初，在周恩来同志关于要研究外国的指示下，全国建立起一批外国研究机构，其中包括外国教育研究机构。教育界开始从单一的研究苏联教育，转向研究西方几个发达国家的教育。当时从资料入手，大量收集各国教育的资料，以便做进一步的研究。但是事业才刚刚开始，就遇到了“**”，把已经打开的大门又重新关闭起来，过去积累的资料也差一点丧失殆尽。直到“**”结束以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改革开放的路线，比较教育才得到复苏，同时开始从简单地介绍外国教育，逐步走上了比较分析和学科建设的道路。近十年是比较教育兴旺发达的十年，我们比较教育的队伍不断壮大，从只有几十人发展到现在600多人；我们的研究成果累累，不仅完成了“六五”“七五”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的许多重点项目，而且出版了多种杂志，发表了几千篇论文，出版了几十部专著，但是，我觉得我们不能满足于这些成绩。比较教育发展中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和研究。我想借华东师范大学比较教育研究所主编的 《比较教育》 创新刊之际，谈谈我想到的几个问题，请教于比较教育界的同行们。

一、什么是比较教育

虽然不少比较教育学者认为试图给比较教育下定义是无益的，但是我们总应该对比较教育的性质，它的研究对象和任务说出一二三来，否则，我们的研究就无法开展。关于什么是比较教育，我国出版的三本教科书的说法都不尽相同。以王承绪教授为首主编的我国第一本《比较教育》是这样写的：“比较教育是用比较分析的方法，研究当代外国教育的理论和实践，找出教育发展的共同规律和发展趋势，以作为改革本国教育的借鉴。”成有信教授主编的《比较教育教程》是这样表述的：“比较教育学是把比较的方法作为它的主要方法，去研究当代世界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各种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问题，揭示影响它们发展的最主要的条件和因素，找出它们的共同性和差异性并做出比较性评价，探索问题的发展趋势和一般规律，以作为改进本国教育的借鉴的一门教育科学。”吴文侃、杨汉清两位教授主编的《比较教育学》做了如下表述：“比较教育学是以比较法为主要方法，研究当代世界各国教育的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揭示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及其相互关系，探索未来教育的发展趋势的一门教育科学。”我们可以对上述三种表述做一番比较。它们有几点是相同的：首先，运用比较的方法研究外国的教育或者世界各国的教育。其次，找出教育发展的规律和趋势。也有不同的地方：首先，第一本教科书只提到研究当代外国教育，没有提本国的教育；第二本、第三本教科书则提到研究当代世界各国的教育或世界不同国家的教育，第二本还提到不同地区的教育。其次，前两本都提到“作为改革（进）本国教育的借鉴”，第三本没有这样提。

我认为，上述三种提法基本上都是可取的，但是根据比较教育近些年来的发展，似乎还可以有些修正。

第一，过去我们在讨论比较教育的性质时，总是强调它的国际性或跨国性，但是综观近些年来各国比较教育学者研究的著作和论文，真正跨国的研究越来越少，国别的研究越来越多，也有对某个国家不同时期教育的发展，或者不同地区教育的发展进行比较研究。因此，比较教育的界定是否可以扩大一些，扩大到研究当代不同国家或某个国家不同地区的教育发展？

第二，三本教科书中都提到运用比较方法来研究各国的教育理论和实践，比较教育无疑是要采用比较的方法，但未免失之笼统。因为任何学科的研究都需要采用比较、 分析、演绎、归纳等方法，才能从不同的事物中找出本质。比较法不是比较教育所特有的方法，比较教育还需要一些特殊的方法。近些年来，比较教育与其他学科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许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也成了比较教育研究的方法，如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对比较教育方法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比较教育的界定中似乎也应把这种变化反映进去。

第三，要不要提“为本国教育的改革做借鉴”？有的同志提到，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其服务对象和实用价值，但是界定学科性质时不一定提到它们，只需要提到学科研究对象就可以了。例如，教育学的定义，一般只提到 “教育学是研究培养人的规律的科学”，不提它为改革教育服务。因此，比较教育的界定只需要提“从各国教育的比较中找出教育的一般规律”，不需要提“为本国教育的改革做借鉴”。我认为，比较教育作为教育科学体系中的一个特殊的分支学科，有它特定的任务，它从诞生之日起就具有借鉴的作用。提出“为本国教育改革做借鉴”，可以使比较教育的研究更明确，更有目的性。虽然我们在前面讲到比较教育的研究范围可以扩大到对一个国家不同地区的教育进行比较，但它总是以别国的教育或不同于本地区的教育为研究对象。为什么要研究别国或别地的教育，按照过去比较教育家的认识，一为更好地掌握本国教育，正如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讲的：“要想认识自己，就要把自己同别人进行比较。”二为推动本国的教育改革。因此，我们在界定比较教育时，不妨把这个任务放进去，使我们的研究更有目的性，更有针对性。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对比较教育做如下的界定：“比较教育是对当代世界不同的国家或不同的地区教育进行比较分析，找出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为本国或本地区的教育改革做借鉴。”这里只提比较分析，没有把它作为方法问题提出来，因为如前所说，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各个学科都有比较分析。

二、关于从本国的实际出发，结合本国实际的问题

既然比较教育有为本国或者本地区教育改革做借鉴的任务，那么就引发出另一个问题，即如何才能做到为本国或本地区的教育改革做借鉴，这是比较教育工作者常常遇到的问题。我认为，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把本国或本地区的实际问题作为比较教育研究的出发点。十年来，我国比较教育走过了开创和发展两个阶段。在开创阶段，我们大量介绍了外国教育的情况。经过“**”，大家渴望了解外国教育的经验，所以这种介绍受到了广大教育工作者的欢迎。同时，这种介绍也为比较教育的研究积累了资料，但是它还谈不上真正的比较，由于很少比较和分析，因此介绍也不是全面的。近几年来，比较教育研究有了进一步发展，从简单地介绍发展到进行比较，于是，比较高等教育、比较职业技术教育、比较教育管理这一类的专著和论文相继问世。许多比较都把我国的教育放进去，这是一大进步，它促进了我国教育的改革。但是这种比较还处于浅层，往往停留在简单的对比上，还没有深入实质，因此还不能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比较教育研究有待深入。我认为，当前比较教育已经走到一个十字路口。为什么这样说，是因为在前一个阶段，当广大教育工作者渴望了解外国教育经验的时候，我们大量介绍外国教育情况，或者做一些简单的比较，很容易受到读者的欢迎。但是十多年来，广大读者已经对外国教育有了初步的了解，他们已经不满足于一般的介绍，他们要求比较教育工作者回答哪些外国教育的经验是合乎教育的普遍规律的，哪些经验是我国可以采用的。因此，现在如果再不结合中国的实际来说外国教育，读者就不会欢迎。联系中国教育的实际是当前我国比较教育研究中的关键问题，是能不能使我国比较教育的研究有生命力的问题。当然，所谓联系中国教育实际，并非事事要讲到中国，口口声声讲到中国。不能这样简单化地理解联系中国实际，而是说，我们的研究工作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研究的成果要能为中国教育改革提供借鉴，能对中国教育工作者有启发。

要做到这一点，我们比较教育工作者就要了解中国教育的实际。过去，我们搞比较教育的，往往埋头于外国教育的资料之中，对本国教育了解甚少，因此，在比较的时候，联系到中国，就说不出什么意见来。今后要克服这种弱点，如果说为了认识自己，就需要把自己和别人比较，反过来也可以说，为了和别人比较，首先要认识自己。这两者是辩证统一的。了解了自己，才能与别人比较；与别人比较了，更认识自己。又可以说，认识了自己，可以更好地认识别人。特别是我们要提倡做深层次的比较，即不是表面的制度、方法方面的比较，而是要找出制度背后的指导思想、文化观念方面的差异，这种比较更需要对本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传统有较深的了解。要做到这些是不容易的，但它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三、关于比较教育学科建设的问题

十多年来，比较教育的研究大多放在对各国教育理论和实践的研究上，对比较教育作为教育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的建设注意得不够，虽新出版了几本教科书，但以学科为研究对象的论著很少。比较教育总的来讲是比较年轻的学科，至今对它的界说众说纷纭，对它的方法论体系更有多种流派，学科体系尚未最后建立。特别应该提到的是，比较教育产生于西方，比较教育历来就是以西方为中心的。近几年来虽然许多学者开始对第三世界感兴趣，但是大多数比较教育学者的逻辑思维是西方式的，他们对第三世界，特别是对具有12亿人口的东方大国——中国发生的许多事情不能理解。因此，中国比较教育工作者肩负着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教育体系的重任。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它是我国比较教育方法论的基础。如何从这个基础上研究出中国比较教育的体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要建立中国比较教育的体系，首先要从方法论着手，要研究中国比较教育的方法论体系。

有的同志把联系中国教育的实际与学科建设对立起来。他们强调现在广大读者要求了解了外国教育的经验立即就能用上。这种理解是片面的。建立中国比较教育的体系是为了更好地为中国教育服务，因为只有建立了我们自己的体系，我们才能把比较教育研究深入一步。那种“开处方”式地介绍外国经验是需要的，但它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当然，学科理论的研究并不排除系统介绍外国教育的优秀经验。不仅如此，我们还要求把介绍外国优秀经验和改革实验结合起来，使外国的经验转化为我们自己的经验。现在许多地方正在做这方面的研究，例如，上海关于课程改革的实验研究，广西关于沙塔洛夫教学方法的研究等。

四、比较教育文献资料的建设问题

十多年来，我们介绍了大量外国教育情况，也出版了不少资料。但是总的来看，这些资料还都是零散的，不成系统，不配套。资料工作是比较教育研究的基础工程。有些同志看不起资料工作，认为搞资料不是搞科研。这是大错特错的。我国史学界、语言文学界许多学者搞古籍的校订注释，因此成了本门学科的名家。校订注释不就是资料工作吗？实际上，只有某门学科的专家才能做得好某门学科的资料工作。外行是做不好的。例如，要给一部比较教育专著做索引和评价，没有一定水平的学者是概括不出来的，所以，著名的大学都是选派学术造诣较深的学者担任图书资料中心的主任。我国对教育文献资料的收集和整理都不够重视，今后恐怕非加强不可。

搞好资料情报工作靠一个单位是不成的，需要全国比较教育研究机构大力协作。我们希望在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中能把文献资料建设作为重大科研规划课题。

比较教育研究中还有许多问题值得讨论，我只是就自己在研究工作和教学工作中遇到的几个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不一定正确，愿请同行们批评指正。

[1] 原载《外国教育资料》，199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