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的十年，也是比较教育繁荣昌盛发展的十年。中国教育学会比较教育研究会成立至今也已经有整整十一个年头了。在这段时间里，中国比较教育经历了起步和发展两个时期，现在到了如何深入发展的新阶段，有许多问题值得我国比较教育工作者深入思考，以便走出一条新的路子，使比较教育的研究向纵深发展。要思考未来，我们不妨回顾一下过去。过去的十多年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对外国教育的客观介绍和描述。我国比较教育的研究实际上是“**”结束以后才开始的。各国教育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有了较大的发展，我国的教育远远落后于世界教育发展的水平。我国广大教育工作者渴望了解世界教育发展和改革的形势，这种客观需要促进了我国比较教育的繁荣。其实，早在50年代，我国学者就曾经介绍过苏联赞科夫教学改革的思想；1979年上海的同志就翻译出版了《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一书，但是在当时的情势下并没有引起读者的重视。直到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我们才忽然发现世界上还有赞科夫的教学改革、布鲁纳的发现法、终身教育的思想等，在新奇之余不免要想了解个究竟，比较教育才热闹起来。这个时期的主要特点是以翻译介绍外国教育情况为主，间或有一些评论和借鉴。介绍性的文章很多，不仅有比较教育研究机构公开出版的5种杂志，而且各种报刊都辟有专栏，专门介绍外国教育。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译著有：《教育的传统和变革》《教育学教程》《比较教育学》《美国教育基础》《六国教育概况》《日本的经济发展与教育》等，还出版了我国第一本教科书《比较教育》。这个时期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如北京师范大学外国教育研究室编译的两卷集《苏联教育法令汇编》等。这个时期，比较教育的队伍有了很大的发展。由于比较教育成为高等师范院校教育系的一门课程，因此，除了科研人员以外，研究人员又增加了比较教育课程的教师和学生，比较教育工作者的队伍一下子从几十人发展到几百人。

第二个阶段是对外国教育进行比较和借鉴。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使我国教育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教育改革需要借鉴别国的经验，广大读者已经不能满足对外国教育的客观介绍，他们要求对外国教育进行分析和评价，对不同国家的教育进行比较，找出可以借鉴的经验。于是比较教育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几个发达国家战后教育研究被列为“六五”时期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的重点。这个项目现在已经完成，有的成果已经出版，如《战后日本教育研究》，有的即将出版。同时，一系列比较研究的著作陆续问世。有代表性的如《比较高等教育学》《比较教育学》《现代课程论》《当代苏联教育家的新思想》等，有的研究课题虽已完成，但成果还躺在出版社的抽屉里。这个时期还没有结束，许多比较研究的课题在继续进行中，同时，第一个时期的介绍工作也还在进行。近几年又陆续出版了几部好书，如《别国的学校和我们的学校——今日比较教育》《世界教育危机》等。在这个时期，我们的队伍又有所壮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国自己培养了第一批比较教育的博士，同时从国外回来了一批博士。他们是比较教育研究队伍中的新生力量，也必然会成为骨干力量。

回顾过去，我国比较教育研究的成果累累，人才辈出，呈现了一片繁荣兴旺的气象，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在繁荣的背后也还隐藏着一种危机。这种危机表现在，我国比较教育研究的进一步出路在哪里？它如何更好地为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服务？为了找出路，我想分析一下我国比较教育研究中存在的弱点，以便对症下药，改进我们今后的工作。我认为，我国当前比较教育研究中有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比较教育研究严重地脱离中国教育的实际。如果说过去我国广大教育工作者不了解外国教育情况的话，那么现在是我们许多比较教育研究工作者不了解中国教育的情况。他们终日埋头于外国教育的资料里，很少了解中国教育发生了什么事情，需要些什么。因此，尽管过去在介绍外国教育情况时热闹了一阵，但现在要求他讲出一些中国怎么办，却说不出所以然。这样长此下去，既不能满足读者的要求，也失去了我们比较教育研究的目的。

第二，比较教育研究缺乏理论深度。许多外国教育的介绍和比较停留在表面层次，不能从分析比较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找不出规律就难以吸收和借鉴。这一点恐怕与我们比较教育研究队伍的素质有关。我们这支队伍大致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原本研究教育的，以后改为搞比较教育研究，这部分同志大多数有一定的理论水平，但外语能力较差，往往只是借助第二手材料搞研究；另一部分是原本搞外语的，以后改为搞比较教育，他们的外语能力较强，但缺乏教育理论的修养，不善于把外国的第一手材料提高到理论上来分析。当然也不乏两方面都有基础的同志，特别是一批新的博士和硕士，但毕竟是少数。

第三，这些年来我们不重视比较教育学科本身的建设。近十年中虽然出版了几本比较教育的教科书，但无论是从体系来讲还是从内容来讲，都还没有突破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比较教育的框框。这种课本只能适用于一般初步接触比较教育的人，作为比较教育的入门教材，还不能反映比较教育作为一门教育科学分支学科的现代水平，更谈不上有我们中国比较教育的特色。

综上所述，比较教育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需要我们共同努力，找出一个正确的方向，使我们的研究深入一步。为此，我想提出几点建议，供大家讨论参考。

第一，比较教育要改变以往的研究重点，将单纯研究外国教育转移到从中国教育的实际出发，研究中外教育的比较上。研究外国教育如何结合本国实际，历来是中西方比较教育界共同存在的难题。尽管比较教育研究工作者对比较教育的目的有不同的解释，但我认为，比较教育作为教育科学群体中的一个分支，它和其他学科一样，都是为了找出教育发展的规律，找出规律的目的也还是在于发展本国的教育。为了从中国教育的实际出发，研究中外教育比较，就要求比较教育工作者深入中国教育实际，了解我国教育发展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改革开放十年来，我国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正在稳步地发展；中等教育的结构改革卓有成效，中小学的教育改革在端正办学方向的基础上，正在深入课程改革、考试制度改革、教育方法改革等各个方面；高等教育的改革也正在调整办学方向、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调整专业、提高素质等方面展开。但是存在的问题也是很多的。例如，庞大的人口基数与落后的文化教育水平之间的矛盾；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与教育资源的匮乏之间的矛盾；有限的教育资源与教育效益很低、人才浪费之间的矛盾；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和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渗透、思想工作薄弱之间的矛盾；现代化建设和社会发展对培养人才的迫切需要与陈旧的学校教育体制之间的矛盾等。这都是我国教育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比较教育工作者如何严肃、客观地看待我国教育的现状和困难，如何改变以往研究中的盲目倾向，脚踏实地地认真深入了解和研究中国教育中的一两个紧迫问题，并以此为出发点，借鉴和引进外国教育的经验和教训，真正发挥比较教育学科的优越性，将成为今后比较教育研究的方向和重要任务。这样，我国的比较教育才能得到发展，也才能得到社会的承认。

第二，拓宽研究领域。在1986年的第五次比较教育年会上，我在《谈谈我国比较教育发展中的几个问题》中就提到要扩大研究领域。这几年来稍有进展，出现了研究印度教育的博士学位论文，还有个别文章，但是为数很少，研究的重点仍停留在几个发达国家上，对发展中国家的教育研究甚少。当然，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多，缺乏资料是一个很大原因。但是我们的主观努力不够，也不能不说是重要因素。我希望在今后十年中能够逐步解决这个问题，至少对我们邻近的、国情相似的几个亚洲国家的教育要有突破性的研究。

拓宽研究领域不光表现在国别的研究上，还包括扩展到教育内部的结构和层次上。过去我们研究学校教育比较多，研究社会教育、家庭教育比较少；研究正规教育比较多，研究非正规教育、成人教育比较少；研究宏观教育比较多，研究微观教育（教学过程、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比较少。今后需要把研究扩展到社会教育、家庭教育、成人教育，扩展到微观方面。

拓宽研究领域还包括向纵深发展。一个国家的教育制度总是与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传统有关，特别是一些教育思想与传统的文化思想有关。如果要想把问题研究得透彻，需要深入文化思想的层面。有人把文化分成三个层面，属于表面的是物质的科学技术，属于中间层面的是制度，最深层的是思想。任何科学技术和制度都有思想观念的影响，因此，比较教育不能只研究外国的教育制度，还需要深入研究外国教育思想，以及更深层面的文化思想。当然，思想观念是上层建筑的东西，又是反映一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的，不能脱离了经济、政治来谈思想。但是作为一个国家文化传统的核心——思想观念，有某种相对的独立性，它影响着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忽视了这种研究，必然只能停留在表面上。

第三，加强比较教育学科的建设。比较教育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说它古老，是因为很早以前就有人注意外国教育的经验，把外国的经验引进本国；说它年轻，是因为作为一门学科，它还很不成熟。什么叫比较教育，这个定义至今尚无定论。比较教育理论体系尚未真正建立起来，比较教育的研究方法还众说纷纭。至于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教育，更是至今未见端倪。如何建立比较教育的学科体系，我建议专业机构的一批比较教育专业研究工作者，特别是有权授予博士学位和硕士学位的单位的同志，开一些专业会议来讨论这个问题，捋出一个头绪，制定一个发展规划，作为今后十年的任务。

第四，加强资料工作建设。过去十多年，各单位都做了大量的资料工作，为我国开展比较教育研究打下了基础，但是总的来说还很不够。我们积累的资料不够系统，不够全面。由于我们还没有能在资料工作中使用现代技术手段，已有的资料流通使用也不够。在第五次比较教育年会上，我曾建议几家研究机构分工协作，把一些主要国家的教育资料系统地整理一下。至今已过去4年，这方面进展不大。我建议这一届年会以后，几家研究机构开一些专业会议来研究讨论这个工作。当然，做这项工作，需要投入人力、物力，我想请求教育科学规划办公室把它列入科研规划。整理资料当然没有研究一个专题容易出成果，但这是基础工作，忽视了资料工作，科研就不能深入。我们要克服一些短期行为，把资料工作作为基础工程，扎扎实实地做。

第五，加强比较教育队伍的建设。比较教育的发展关键在于人，在于比较教育这支队伍。十多年来，我们的队伍有了很大发展，但是发展得很不平衡，有些单位反而有所削弱。商品经济对我们的冲击很大。我们的研究机构是无法创收的单位，我们的科研经费少得可怜，我们的成果没有地方出版。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我们许多同志不为名、不为利，孜孜不倦地研究，这种精神是值得钦佩的。但我们不能永远停留在这种困境中，我们要主动地找出路。出路何在？就在于和我国教育实际相结合，承担我国教育实际中亟待解决的实际科研任务。比较教育工作者不要说自己只懂外国，不懂中国，要勇敢地去研究中国教育问题。前面第一点就谈到这个问题，那是从科研方面来说的，现在是从比较教育队伍的建设来说。一个比较教育工作者只有懂本国的教育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比较教育工作者，才能有出路。因此，建议比较教育工作者多接触中国教育实际，把自己培养成为本国教育研究的专家。

我国比较教育工作者需要加强教育基础理论的修养，特别要加强马列主义教育理论的修养。马列主义作家的教育理论不仅对当时的教育实际问题提出了精辟的见解，而且它给我们提供了研究教育问题的方法，掌握了这种方法才能在教育与其他复杂的社会现象中找出本质的东西。比较教育工作者还需要有较宽广的知识，如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心理学及其他方面的知识。有了宽广的知识，才能在更广阔的领域内驾驭教育问题的研究。

离21世纪还有9年时间，许多学者都在做世纪末的思考，也就是对20世纪做一个回顾，总结经验教训，以迎接新的世纪的到来。20世纪是风云变幻、五洲激**的百年，有许多经验值得总结。展望未来，21世纪将是更加激动人心的时代。我不是未来学家，但有几点是大多数人都能预测到的，这就是世界竞争将更加激烈，世界人口将进一步增加，而地球上人类赖以生存的资源将越来越少，生存圈受到的破坏将越来越严重。21世纪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人类将难以在地球上生存。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人类面临的现实，许多学者都希望教育能够培养有全球头脑的、有创造能力的人才。但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还面临着资本主义渗透的威胁。在历史的长河中，总是先进的生产力代替落后的生产力，一种社会制度代替另一种社会制度，我们坚信社会主义是以先进的生产力为基础的社会制度，它具有资本主义无法比拟的优越性。但是在我国，现实的矛盾是生产力还很低，因此如何尽快提高我国的生产力，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同时又教育年青一代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是我国每个教育工作者的艰巨任务。21世纪已经在向我们召唤，让我们大家共同努力，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为迎接21世纪比较教育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1] 原载《外国教育动态》，199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