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学文化，这几年议论得很多，但什么是大学文化，为什么要建设大学文化，怎样建设大学文化则众说纷纭，见仁见智。我也来说说一家之言。

我觉得，文化这个概念是很普遍的，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有文化。当然有先进的文化和落后的文化，高雅的文化和庸俗的文化之分。大学文化应该从大学里的一群人来分析。大学里的一群人聚集在一起是干什么的？也就是大学的本质是什么？大学文化要从大学的本质中来挖掘。大学的本质是研究学术、追求真理、创造知识、创新价值观和培育人才。我们常常说，大学的职能是教学、科研和服务。但其最本质的东西是求真育人。研究学术、创造知识都是求真，是认识世界、追求真理，然后创造新的知识、新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培育人才无须解释，大家都理解。但是大学的育人与其他社会机构的育人不同，它是在求真中育人。凡是科研机构都要研究学术，当然在开展科研的过程中也培养年轻人，但那是其衍生物，不是主要的任务。中小学、幼儿园都是育人的机构，但是其主要是传授现存的知识，没有科研的任务。只有大学又要开展科研，又要培养人才，而且要用科研成果来培养人才。所以说求真育人是大学区别于其他社会机构的本质特征。大学文化要建立在这个本质特征之上。

从教育与文化的关系来讲，教育既是文化的一部分，又有相对的独立性。教育具有传承文化、选择文化和创造文化的功能。教育在传承文化的过程中不是原封不动地把原有的文化传承下去，而总是有所选择的。历史上西汉董仲舒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一次文化选择；宋明理学吸收佛教的思想，又是一次文化选择和文化创造。西学东渐是西方文化在中国经过拒绝接受、被迫接受和自觉接受的过程，其中也有文化的选择。大学教授们在传授学问的时候，无论是对经典的诠释，还是对新生事物的创新发展，总是在前人经验基础上的传承、选择和创造。由于大学具有传承文化、选择文化、创新文化的功能，所以其有引领社会先进文化的责任。求真是大学文化的核心价值取向。人们常讲，大学要有大师，正如梅贻琦所说的：“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什么样的教师能称得上大师？恐怕除了有渊博的知识外，还要有一种引领学界的精神。大师最重要的精神是什么？是求真。2009年去世的季羡林先生、任继愈先生、钱学森先生为我们树立了大师的具体形象，他们最重要的精神就是求真，一辈子不论遇到什么风吹浪打，都坚持追求真理不动摇。我们现在的大学就是缺少这样的大师。特别是近些年来，大学浮躁，为了排名、为了获奖，不惜粗制滥造，抄袭之风盛行，甚至有的大学校长都抄袭文章。这真是斯文扫地，有失大学体统。大学的失真是当前大学文化的腐蚀剂。因此，要建设大学文化，就要还大学求真的本质。

大学的教师不仅要有渊博的知识，带领青年学子开展科研、创造知识，还要以个人的睿智、人格魅力培育和影响人才，引领学界追求真理。因此，大学的文化建设重在教师的学风建设和人格建设上。北京师范大学的校训“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不仅适用于北京师范大学，也适用于其他大学对教师的要求。坚持优良的学风，反对学术腐败，已经不只是个人道德问题，而且关系到用什么人格影响学生的问题，关系到大学的文化建设问题。

学术腐败有制度问题，也有个人学风修养问题。大学文化建设与功利主义是对立的。当然，办大学不能不讲功利，但不能成为功利主义。在制度方面要改变急功近利的那种重量不重质的要求，改变那种“计件工资”制度，对教师最好实行年薪制，鼓励教师坐冷板凳，出优秀成果。1925年，清华大学成立国学研究院，梁启超向当时清华大学校长推荐陈寅恪。校长问，陈寅恪在哪里获得的博士学位？梁启超说，没有学位。校长又问，有什么著作？梁启超说，没有著作。校长说，既没有学位又没有著作怎么能当大学教授？梁启超说，要说著作，我的著作可算等身，但我这些著作抵不上陈寅恪的几句话有价值。于是陈寅恪就成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四位国学大师之一，名垂青史。所以说，做学问不一定要出多少书，更重要的是要有真学问。

在学风建设方面，学校领导要带好头。学校领导要重视学校的学术研究，建立学术核心。这就要依靠教师，充分发挥教授的作用。如果学校领导是学者，也应该融入教师的团队中，不要与教师去争项目、争奖项。现在许多评奖都变了味。就拿教学优秀成果奖来说，我曾担任过三届评选委员会的副主任，我记得当初国家教委设立教学优秀成果奖的指导思想很明确，就是鼓励第一线的教师提高教学质量，要像奖励科研成果一样奖励教学成果，因此当时鼓励奖给教师个人。第一届的一等奖获得者是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位物理教师，第二届的一等奖获得者是上海幼儿师范专科学校的一位数学教师，都是奖给教学工作突出的教师。但是近几年来变了味儿，申报的大多是校长牵头的所谓教学改革。近两届求我来推荐的尽是校长牵头的集体项目。我不能说他们的教学改革不好，更不能说他们不应该领导教学改革。但这却与评选教学优秀成果奖的宗旨相悖。这种争奖项的风气对学校的学风建设产生了极不好的影响。这是大学文化缺失的又一个方面。

当前大学文化缺失的另一种现象是行政化太浓。这既表现在形式上，也表现在内容上。表现在形式上、制度上是行政层次太多，办一件事情要经过层层审批。有些事情领导之间互不通气、互相推诿。领导与教师互不沟通、互不交心。过去学校领导都有几位教授朋友，时常交流，现在的校长能和几个教师成为朋友？行政化表现在内容上就是教授在办学上，在学校发展上，在学科、专业发展上几乎没有发言权，都是学校行政会议做决定。这样就形成不了学校共同的愿景，学校行政的决定未必为广大教师所认同，形成不了统一的学校文化。当前大学文化的缺失还有一种表现，就是市场化，见物不见人。最近就有研究生向我反映，说研究生毕业了对母校没有感情。我问为什么？她说，后勤限定他们一天之内就必须把房子腾出来，同学们感到太不讲人情，有的女同学哭起来。我分析，学校后勤让学生腾房也有道理，宿舍要修缮，要迎接新同学。但是否可以更人性化一些，预备一些周转房等。但有些后勤干部是让学生早点出去，可以把房租出去。学校的市场化当然主要不在后勤，更主要的是把知识商品化。学校为了营利，办一些与大学本质没有联系的培训班，有些教师在外面讲课还有经纪人，有一定的出场费等。当然，按劳取酬，无可非议，但与大学应有的文化精神总有些格格不入。

大学文化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在不断冲突和融合中逐步建立起来的。因此，大学文化建设要克服上述大学文化的种种缺失，通过冲突逐渐达到融合，最后回归到大学的本质。

大学文化是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因此大学文化首先要认同社会的主流文化。改革开放、继承创新，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建设和谐社会，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流文化。大学是各种文化交汇的场所，是国际文化交流的舞台，因此，大学文化要在各种文化冲突和融合中，选择符合国情，符合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优秀文化，创造中国特色的大学新文化。

[1] 原载《教育研究》，20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