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共和国成立60周年

200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新中国成立那一刻，我有幸亲历其境，参加了天安门的开国典礼。那时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一年级的学生。刚入学不久，全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就胜利召开了。10月1月举行开国典礼，我们一大早就到天安门集合，等待伟大时刻的来临。下午3点钟，听到毛主席一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便见五星红旗缓缓升起，那时全场激动万分，大家高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毛主席万岁！”60年来，共和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征途中，经过风风雨雨，克服了众多艰难险阻，正在迈向现代化之路。

中国教育科学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经过了艰难曲折的道路。今天在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回顾历史，可以更好地理解现实，谋划未来。

一

我国教育科学的建设和发展至今不过100多年的历史。从清末“废科举，兴学堂”开始，学习西方的学校教育制度，同时也引进了西方教育科学。起初是为了培养师资，在师范院校开设教育学课程，后来教育科学逐渐在我国发展起来。北京师范大学就是我国教育科学的发源地。北京师范大学的建立与现代教育理论的引进是同步的。由王国维翻译的、日本立花铣三郎著的《教育学》，是传入我国的第一本教育学著作，曾连载于《教育世界》第9、10、11号上（1901年），很快就在北京师范大学讲授。1920年北京师范大学建立了教育研究科，专攻教育理论，教育科学逐渐得到发展。但是，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前，我国教育科学还是以西方的理论为主，虽然也出现过如陶行知的生活教育、陈鹤琴的活教育、晏阳初的平民教育等流派，但没有重大的突破。正如黄济教授所概括的：“就当时教育科学的哲学基础来看，大致有德国的古典哲学、美国的实用主义和从苏联学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其中又以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影响较大。或者可以说，在思想上影响较大的是实用主义，在实践中特别是在中小学教育实践中主要的还是以赫尔巴特为代表的所谓‘传统教育’的一套。”[2]

二

中国教育科学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有了长足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1949年至1957年向苏联学习时期；1958年至1966年“**”之前“左”倾思潮时期；1966年至1976年“**”时期；1976年至1978年拨乱反正时期；改革开放至今30年。

（一）向苏联学习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教育理论界首先是向苏联学习。早在1948年秋季，东北和华北大部分地区获得解放，全国解放指日可待。东北行政委员会和华北解放区召开各种教育会议，重点讨论中等教育的正规化和东北解放区高等教育改造问题。东北解放区最先开始向苏联学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确立了“一面倒”向苏联学习的方针。1949年10月5日，刘少奇在中苏友好协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建国，同样也必须‘以俄为师’，学习苏联人民的建国经验”；“苏联有许多世界上所没有的完全新的科学知识，我们只有从苏联才能学到这些科学知识。例如：经济学、银行学、财政学、商业学、教育学等”。[3]1949年12月23—31日，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我当时作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的学生，曾经旁听过这次会议。会议提出：“建设新教育要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某些有用的经验，特别要借助苏联教育建设的先进经验。”[4]从而掀起了学习苏联教育经验的**。

向苏联教育学习是通过以下几种渠道进行的。

第一，通过翻译苏联教育理论著作和教材。1949年11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节译的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1948年版）的第二十一章“国民教育制度”；继而又连续发表了第十二章“劳动教育”；第一章第五节“教育学是科学”等。接着，1950年12月和1951年2月，由沈颖、南致善等翻译的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1948年版）全书分上、下册由新华书店出版，1951年12月，又由南致善、陈侠共同修订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再版发行，该书后面还增列了俄华名词对照表。因为该书由当时俄罗斯共和国教育部部长凯洛夫任主编，因此中国学者把它称为“凯洛夫教育学”。其影响之大，至今还有人一直提到它。其他被翻译成中文的，比较重要和有影响的教育理论著作还有：冈察洛夫著，郭从周等译《教育学原理》，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叶希波夫、冈察洛夫编，于卓、王继麟等译《教育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52—1953年版；斯米尔诺夫著，陈侠、丁酉成译《教育学初级读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3年版；申比廖夫、奥哥洛德尼柯夫著，陈侠、熊承涤等译《教育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55年版；凯洛夫总主编，冈查（察）洛夫、叶希波夫、赞科夫主编，陈侠、朱智贤等译《教育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57年版；达尼洛夫、叶希波夫编著，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1955级学生译《教学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马卡连柯著《论共产主义教育》和《父母必读》等。此外，人民教育出版社还办了一份刊物《教育译报》，专门翻译介绍苏联教育理论和经验。

第二，邀请苏联专家担任教育部顾问、学校的顾问和直接授课。1950年至1952年末，教育部先后聘请苏联专家阿尔辛节夫、福民、达拉巴金、顾思明、戈林娜五人担任教育部顾问。全国主要高等学校聘请苏联专家任教。以北京师范大学为例，该校自1950年开始就请苏联专家来校长期讲学，至1958年，先后请了8位教育学、心理学专家讲学。

他们基本上是把苏联的课程搬过来。他们的讲义不仅是学生的教科书，也是后来老师编写教材的依据。为了把苏联专家讲的课学到手，每位专家都配备了年轻骨干教师做助手，教研室的老师都要跟班听课。为了扩大影响，苏联专家讲学期间，办起了大学教师进修班和研究班。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一批教育理论工作者，几乎都在这些进修班或研究班学习过。为了学习苏联教育理论和担任苏联专家的翻译，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还成立了翻译室，大量翻译苏联教育著作。自1949年，至1960年中苏关系恶化，苏联专家撤走，我国教育部门和高等学校先后共聘请苏联专家861人，担任顾问或从事教学、科研工作[5]。

第三，派遣留学生到苏联学习。1951年8月19日，首批派往苏联的375名留学生启程，我也是这批留学生中的一员。当时派出学习教育学和心理学的共4人，其中2人来自北京师范大学。回国后，3人都在北京师范大学工作。以后又派出多批留学生到苏联学习教育学和心理学，直到1960年中苏关系恶化才停止。

“向苏联学习”，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建设的方针，也是教育工作的方针，是自上而下的运动。因此，学习苏联的教育理论和经验就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虽然当时在学术界也有不同意见，但经过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学习苏联由不自觉逐渐变成自觉的行动，所谓“全心全意向苏联学习”。

苏联教育理论虽然反映在多种著作中，但中国教育界学习的主要是凯洛夫主编的1948年版的《教育学》。因此形成了所谓“凯洛夫教育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影响了我国教育理论达半个世纪之久，至今仍有它的影子。因此，我们不能不对它做一点简要的剖析，其中有几个观点对我国教育科学有重要的影响。

（1）教育是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的反映，阶级社会的教育具有历史性、阶级性；苏维埃教育要为无产阶级的事业和苏维埃的建设服务。凯洛夫《教育学》在论述了各个社会形态的教育以后指出：“教育总是和政治相联系着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必然要消灭阻碍社会向前发展的资产阶级的阶级教育，而以共产主义教育来代替它。”[6]同时，强**育学的“党性”原则。凯洛夫认为，教育学是社会科学，苏维埃教育学是建立在最先进的哲学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基础上的。他说：“苏维埃教育学就是论述共产主义教育的科学。共产主义世界观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是现代社会最先进阶级，即工人阶级的世界观。苏维埃教育学是在实行着这个先进阶级的政策，它的党的政策。”[7]中国教育理论工作者也是坚信不疑教育学要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服务，发展到后来为阶级斗争服务，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

（2）教育主要是在教学的基础上实现的。凯洛夫说：“只有在掌握科学原理的基础上，才可能建立学生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只有在教学过程中，才能成为具有共产主义教育的人，同时也才能成为具有高度教养的人。”[8]又说：“教学，是教育的基本途径。”[9]这一条后来在“**”中被批判为“智育第一”，认为是凯洛夫教育学修正主义的铁证。

（3）强调系统知识的传授。凯洛夫教育学以及整个苏联教育，特别强调给学生传授系统的知识。他们批判杜威实用主义教育，认为实用主义教育不能给学生以系统的知识。十月革命以后，苏联在20世纪20年代的教育改革中，一方面强调学校以生产劳动为基础；另一方面盲目学习西方的教育经验，采用综合教学大纲、设计教学法等做法，严重地影响到学生的文化学习，学生不能学到系统的科学文化知识，毕业生不能满足高等学校培养干部的要求。于是20世纪30年代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和调整。联共（布）中央做出了一系列决定来纠正20世纪20年代的错误。其中最有名的，也是常常被中国教育理论界所引用的是：1931年9月5日联共（布）中央《关于小学和中学的决定》、1932年8月25日《关于中小学教学大纲和作息制度的决定》、1936年7月4日《关于教育人民委员部系统中的儿童学曲解的决定》。第一个文件严厉批评苏联的学校没有给予学生充分的普通教育知识，没有培养学生通晓文字、掌握科学基础的能力，批判了“学校消亡论”和“设计教学法”。第二个文件，建议教育人民委员部修订中小学的教学大纲，以保证儿童能真正掌握牢固的有系统的各种学科的基本知识、关于事实的知识以及正确说话、作文、演算数学习题的技能；同时确定中小学校中教学工作组织的基本形式是分班上课，有严格规定的日程表，教师必须负责地、有系统和连贯地讲述他所教的科目。第三个文件，批判儿童学的宿命论，认为这种理论把儿童天赋归结于生理上和社会上（家庭）的因素，从而把大多数工农子女列为“落后的”“有缺陷的”一类儿童而被送入特殊学校，使他们受不到正常的教育。以上三个文件从不同的角度强调学生掌握系统知识的重要性。在他们的教育实践中强调儿童尽早学习分科知识。苏联小学阶段学习年限只有4年，五年级进入初中阶段，就开始分科学习。这种教育思想对我国教育影响非常深刻。新中国成立以来也是一直强调要以系统的知识传授给学生，强调学生要掌握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

（4）强**师的主导作用。凯洛夫认为：“教师本身是决定教学的培养效果之最重要的、有决定作用的因素。”虽然他也主张“学习是学生自觉地与积极地掌握知识的过程”，但是他又认为，“教学的内容、方法、组织之实施，除了经过教师，别无他法”。[10]因而确定了教师在教学中的权威性、主导性。这一条被我国教育工作者牢牢地掌握，因为它与中国传统教育中的师道尊严是相一致的。

（5）中国教育界接受了凯洛夫教育学的整个理论体系。凯洛夫教育学的结构分四大部分：①总论，说明教育的本质、学校的目的和任务、儿童成长和发展的基本阶段及教育、国民教育体系；②教学论：教学过程、教学内容、教学原则、教学方法等；③教育理论：德育、体育和美育的任务、内容、方法和组织，儿童集体、课外和校外活动、学校与家庭的合作组织问题；④学校行政和领导。我国几十年来编写的大部分《教育学》都没有摆脱这个四大块的体系。

从总体来讲，以凯洛夫教育学为代表的苏联教育学，力图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作为教育学的哲学基础，对人类教育的本质和它的功能与作用做科学的分析，同时批判地吸收了历史上哲学家、思想家和教育家的各种教育思想，形成自己的所谓“苏维埃教育学”的理论体系。但从根本上来讲，这个体系实际上没有摆脱赫尔巴特理论的影响。它强调的是学科中心、课堂中心、教师中心，与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是相对立的。苏维埃教育学的发展也是在20世纪30年代批判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中建立起来的。在苏联教育学的影响下，我国也开始批判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学。1950年10月《人民教育》第1卷第6期上发表了我国教育史学家曹孚的文章《杜威批判引论》（第2卷第1期续完）。文章指出，要批判旧教育思想，首先应该批判杜威。要充分批判杜威，必须批判他的教育思想基础——哲学体系。文章对杜威的生长论、进步论、无定论、智慧论、知识论、经验论等一系列的哲学、教育思想进行了分析批判。1951年，人民教育出版社汇集成册出版。1956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又出版了陈元晖著的《实用主义教育学批判》一书。

新中国成立以后至改革开放以前，不仅苏联凯洛夫教育理论统治着我国教育理论界，且由于苏联专家的实地指导，苏联教育经验的广泛传播，我国的教育实际，包括教育工作者的教育观念、教育制度、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都按照苏联教育的模式加以改造。这种改造，不仅是为了学习苏联，也是我国当时计划经济集中统一所需要的。实事求是地说，新中国成立初期学习苏联有其必然性。因为当时西方封锁我们，除了向苏学习，别无他道。而且我们的确也学到了不少东西，使我国教育科学逐步走上了规范化、科学化之路。正如瞿葆奎教授所评价的：“从教育学建设的角度看，苏联的教育学帮助国人完成了教育学理论模式的格式塔转化，填补了当年社会主义教育理论的空白。当然苏联的教育学本身有许多不足，如操作性较强，理论性较差；教条性较强，辩证性较差；等等。”[11]这个时期，在学习苏联教育学的基础上，我国教育学教师和学者也开始编写师范院校用的教育学教学大纲和教材。如1953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师范学校课本《教育学》、北京师范大学编写的《教育学讲义》（1955年编，1957年第一次印刷）、东北师范大学编的《教育学讲义》（1956年）、哈尔滨师范学院编的《教育学讲义》（1956年）、开封师范学院编的《教育学讲义》（1957年）等。其理论体系均类似苏联凯洛夫的《教育学》。

这个时期还有几件大事影响了我国教育科学的发展。

第一件事是1951年开展的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全国开始展开批判运动。在这之前一个月《人民教育》第2卷第6期发表了张凌光的文章《评“活教育”的基本原则》，对陈鹤琴的“活教育”思想进行批判。以后又对陶行知的“生活教育”进行批判。

第二件事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1951年9月，北京、天津20多所高等学校教师开展了以“改造思想，改革高等教育为目的”的学习运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很快就在全国开展起来。在教育界开展了对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批判。

第三件事是1955年至1957年关于教育方针的讨论，以及毛泽东对教育方针的论述。1955年2月9日《人民教育》2月号发表了张凌光的文章《实行全面发展教育中若干问题的商榷》。文章引起了一场关于“全面发展与因材施教”的讨论。一派意见认为，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应该加上“因材施教”；另一派意见认为，全面发展中就包含着“因材施教”。这个讨论一直持续到1957年上半年，直到毛主席发表教育方针以后才结束。1957年2月27日，毛主席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做《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报告中提出：“我国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从此，我国教育理论体系中就有教育方针这一章。这个方针不仅指明了社会主义教育的培养目标，而且为中国教育理论体系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二）1958—1966年“左”倾思潮时期

这个时期又可以分为两个小阶段，第一个小阶段是1958年至1960年，是大跃进、大革命年代；第二个小阶段是1960年至1966年，是调整的年代。

从1958年开始，全国沉溺在“大跃进”的**中，“大炼钢铁”“赶英超美”成为喊得最响亮的口号。教育战线也不例外，除了大办教育以外，“教育大革命”以“左”倾浪潮冲击了教育科学的建设。“拔白旗，插红旗”，一切权威被打倒。为了贯彻“大跃进”和“群众路线”的精神，大学本科生参加或单独编写了教育学教学大纲和教材。

1958年，中苏关系开始恶化，至1960年完全破裂，苏联开始撤离专家。教育理论界开始了对苏联《教育学》的批判。

早在1955年，就有人提出不能生搬硬套苏联教育经验，应该走自己的路。1955年夏，教育部在上海召开高师教育学教学大纲讨论会，提出要“创建和发展新中国教育学”[12]。中苏关系的恶化加剧了对苏联《教育学》的批判。1958年开始进行内部批判，批判它不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不要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不要党的领导，还批判它是书本中心、课堂中心、教师中心等。1960年3月7—12日，5月16—21日，中央文教小组召开各省市委文教书记会议，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在会上提出，要在哲学、社会科学和文艺方面批判修正主义，挖18、19世纪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老祖坟”，并在教育战线进行教育革命。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批判开始半公开化。例如，《人民教育》于1964年第6期上，发表了《社会主义教育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资产阶级教育观点必须批判》等文章；1965年第2期上刊登了《冒牌的马克思主义教学论》，第3期上刊登了《“智育第一”的思想必须批判》等文章。[13]

对苏联教育学的批判是猛烈的，但并未切中要害，因此也是无力的。苏联教育学的基本观念、教育制度、教学模式以至教学方法已经被我们全盘接过来，而且有所发展，并未因对苏联教育的批判而有所改变。相反，把全盘接受过来的东西当作自己的传统，完成了苏联教育经验的本土化。这似乎是矛盾的、很奇怪的现象。但是如果仔细分析，这种现象并不奇怪。第一，当时两国的意识形态是一致的。虽然我们认为苏联是修正主义国家，但从意识形态来讲，当时苏联奉行的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两个国家都强调党对学校的领导，直到苏联解体。第二，两国都是计划经济，统一领导。全国统一的专业，一套教学计划、一套教学大纲、一套教材，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第三，苏联教育理论并非是苏联独创的。前面我们已经讲到，凯洛夫教育理论体系实际上是赫尔巴特教育理论的翻版。新中国成立前自接受西方教育思想以后，一直受到赫尔巴特教育思想的影响。所以，学习苏联教育理论，在刚开始的时候，一部分知识分子尚有抵触，后来一看，和原来的一套也没有什么两样，因此很容易就接受下来。

对教育科学发展影响很大的一个事件是1958年对心理学的批判。1958年8月14日，北京师范大学邀请京津有关高等院校和科研机关的教师、研究人员举行座谈会，批判心理学中的“资产阶级方向”。会上，一些发言者认为心理学教学的“资产阶级方向”主要表现为：第一，以心理分析代替阶级分析；第二，排除阶级社会对人的心理影响，极力从生物学的观点说明人的心理现象；第三，宣扬资产阶级观点和庸俗趣味。1958年8月15日，《光明日报》报道了座谈会的情况，并发表社论《拔掉资产阶级教育科学中的一面白旗》。此后，各地师范院校及综合大学中的心理专业相继开展对心理学的批判。在这次批判中，把心理学说成是“伪科学”。[14]教育学以心理学为基础，这次批判动摇了教育科学发展的基础，阻碍了我国教育科学现代化发展之路。对心理学的批判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得以平反。

1959年下半年，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学院、上海市教育局、共青团上海市委和上海教育学会等组成上海教育学编写组，“试图编著一部具有真正中国气派的、一流的社会主义教育学”。1960年印出了《教育学（初稿）》。这时期的教育学教材，还有河北北京师范学院（河北师范大学前身）编的《教育学讲义》、南京师院编的《教育学》、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师范学院编的《教育学讲义（初稿）》、上海市师范学校编的《教育学讲义（试用稿）》、华南师范学院编的《教育学讲义（初稿）》、华中师范学院编的《教育学（初稿）》等。

这一时期还出版了《列宁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57年第1版，1963年第2版）、《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年）、《马克思恩格斯论教育》（格鲁兹杰夫编，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年）等。[15]

1960年由于发生三年自然灾害，全国进入调整时期，教育领域的“左”的倾向有所遏制，教育科学建设出现转机。1960年10月，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在筹备3年多时间以后终于正式成立。1961年4月，中共中央宣传部会同教育部、文化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和艺术院校教材选编计划会议（简称文科教材会）。开始组织编写教育学，由刘佛年任主编。经过多次修改，1962年第1次印刷试用，但“**”以前终究没有正式出版。直到1979年，经稍加修改才正式出版[16]。

但是，阶级斗争的形势却越来越紧张。1960年教育界开始批判资产阶级教育的“量力性原则”“系统性原则”，并且开展了缩短学制等教育改革实验。1963年7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阶级斗争，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在教育战线讲阶级斗争，首先从批判母爱开始。1963年5月30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斯霞与孩子》的文章，报道了南京师范大学附小斯霞老师的事迹。斯霞老师以“童心”爱“童心”，认为儿童“不但需要老师的爱，还需要母爱”，教师要“像一个辛勤的园丁”，“给我们的幼苗带来温暖的阳光，甘甜的雨露”。没有想到，几个月后在教育界掀起了一场关于“母爱教育”的讨论和批判。斯霞的名字也顿时成为舆论的焦点。当时批判之深入和广泛是空前的。几乎动员了教育界的所有理论工作者，除各大报刊外，《人民教育》在同年第10期上发表《我们必须和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划清界限》《从用“童心”爱“童心”说起》《谁说教育战线无战事？》三篇文章。这组文章以讨论“母爱教育”为题，认为所谓“母爱教育”就是资产阶级教育家早就提倡过的“爱的教育”。说它涉及教育有没有阶级性，要不要无产阶级方向，要不要对孩子进行阶级教育，要不要在孩子思想上打下阶级烙印。随后，围绕着这些问题，在教育界掀起了一场关于“母爱教育”的讨论和批判。为了批判母爱就要挖老祖宗，一直批到夸美纽斯、卢梭、裴斯泰洛齐，他们都是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

（三）十年浩劫时期

“**”十年浩劫，教育科学被摧残殆尽。全国高等学校7年没有招生，全国师范院校教育系几乎都被撤销，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也被撤销。我校唯一一所教育研究机构——外国教育研究室停止了工作6年多，也差一点被撤销，幸好周恩来总理在1972年召开外语工作座谈会时问起1964年建立的几个外事研究机构的情况，才被工宣队留了下来，并开始恢复工作。从收集资料开始，陆续出版内部刊物《外国教育动态》。这个刊物可以说是“**”后期中国唯一的一个教育期刊。但也只是从反帝反修出发介绍各国教育改革的动态资料，谈不上科学研究。

对我国教育事业和教育科学摧残最严重的是“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1971年4月15日—7月31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在“四人帮”控制下通过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纪要》），中心论点是“两个估计”，即“**”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同时《纪要》还将“全民教育”“智育第一”“知识私有”“个人奋斗”等称之为17年资产阶级统治学校的精神支柱[17]。

这个《纪要》是“四人帮”为了达到他们篡党夺权的目的，别有用心地歪曲“**”前17年教育的事实，是对我国教育和教育科学毁灭性的摧残。

（四）拨乱反正时期

1976年10月，中共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结束了长达10年的“**”。经过拨乱反正，教育事业得以恢复和发展。然而，由于长期的“左”的思想占支配地位，“左”倾错误的影响依然存在。在“两个凡是”的束缚下，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抓纲治国，继承革命”。直到邓小平回到中央工作以后，形势才出现了转机。

邓小平回到中央工作以后，首先抓教育。1977年5月，他两次召开座谈会，首先提出人才问题，他强调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发展科学技术必须抓教育。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讲话，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1977年9月9日，邓小平同教育部同志谈话，明确提出“两个估计”是错误的：“‘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我们现在的人才，大部分还不是17年培养出来的？”[18]1977年11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辩论——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的文章。此后，教育界开始了对《纪要》的公开批判。推倒“两个估计”，极大地解放了知识分子的生产力，使全国知识分子重新焕发青春。

拨乱反正的一件大事是恢复高考。“**”导致高校7年没有招生，1970年清华、北大被批准试点招生，条件是：政治思想好、身体健康、具有3年以上实际经验、年龄20岁左右、有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办法是：“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分配原则是：“学习期满后，原则上回原单位、原地区工作，也要有一部分根据国家需要统一分配”。1973年，全国高等学校开始按照上面清华、北大招生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但是，招来的大学生文化知识太差，不能胜任大学课程的学习。同时走后门拉关系十分严重，群众意见很大。一时间，“读书无用论”的思想弥漫全国。

1977年8月4—8日，邓小平组织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应邀参加的有30多位著名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邓小平发表讲话提出：“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19]高等学校入学全国统一考试像一股强劲的春风把读书无用论的思想一扫而光，使青年人看到了前途，看到了希望。

1978年发生的重大事件就是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全国开展了讨论。这场讨论的实质是解放思想，推倒“两个凡是”，对邓小平复出和改革开放起到思想准备的作用。但解放思想作为一条思想路线，直接影响到教育科学的重建与发展。

1978年3月和4月分别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和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两次会议对教育战线进行拨乱反正，为我国教育事业和教育科学研究走上正轨起了重要作用。

在这短短的两年时间里，有一件事是对教育科学发展有直接影响的，就是于光远发表了《重视培养人的研究》的文章。1978年，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于光远在一次教育座谈会上提出，教育这种现象中，虽含有上层建筑的东西，但不能说教育就是上层建筑。后来形成文章《重视培养人的研究》，发表于《学术研究》1978年第3期。于是引起了教育界对“教育本质”的讨论。这次讨论参加人员之广泛，持续时间之长久，是前所未有的，对教育科学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这段时间里还有两件事值得提一提。一是1978年7月经国务院批准，教育部重建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董纯才任所长。从此教育科学研究有了自己的机构。后来各省市也先后成立了教育科学研究所或研究院。二是1978年7月5—15日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了全国外国教育学术讨论会，有5所大学的50多位代表参加，讨论了国际教育改革的动向，商讨外国教育研究的规划，这可以说是“**”以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性的教育学术讨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