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是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30年来我国教育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这些成绩可以从教育观念的转变、教育事业的发展、教育制度的创新、教育科研的繁荣四个方面来概括。本文着重谈谈教育科学的重建与发展。

一

中国的教育科学是与中国现代教育制度同步产生和发展的。20世纪初废科举兴学堂以后，中国引进了西方的学制，同时也引进了西方的课程。教育科学就随着中国师范教育的建立而在中国大地诞生。1920年，北京师范大学首建教育研究科，专攻教育理论，培养教育学士，开设了教育学、心理学、哲学、美学、教育史、教授法原理、教育行政等24门课程。1932年，北京师范大学又成立了教育研究所，专门从事教育研究和培养教育研究人才。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美国杜威、孟禄等学者来华讲学，中国教育研究曾盛极一时。

1949年以后，我国实行向苏联学习的“一边倒”政策，教育科学以苏联为蓝本，批判抛弃了一切西方教育理论。从此，苏维埃教育学一统天下。1958年开始提倡建立中国自己的教育学，批判苏维埃教育学（俗称凯洛夫教育学），但是由于“左”的思想的干扰，中国自己的教育学始终未能真正建立起来。

“**”结束后，在思想解放的前提下，教育理论界拨乱反正，中国教育科学才迎来了春天，教育科学得以重建并得到蓬勃发展。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教育科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为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是拨乱反正的时期。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在与王震、邓力群、于光远谈话时提出，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的讲话中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同年4月22日，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批判了“两个估计”（“四人帮”炮制的“新中国成立以后17年教育战线是黑线统治，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估计）[2]，教育界思想得以解放。

1978年，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于光远在一次教育座谈会上提出，教育现象中，虽含有上层建筑的东西，但不能说教育就是上层建筑。后来他的讲话以《重视培养人的研究》为题发表在《学术研究》1978年第3期上。这引起了关于“教育本质”的大讨论。这次讨论首先在《教育研究》上展开，持续了10多年，发表的论文有300余篇，许多重要文章都发表在该刊上。这次讨论虽然对教育的本质属性并未达成统一的认识，但极大地解放了思想，使人们对教育有了较全面的认识。长期以来，人们总是把教育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政治斗争的工具，通过讨论，我们逐步认识到，教育是培养人的活动，是人类发展的必要条件，是人自身发展的需要；教育对于社会，不仅有政治的功能，还有经济的功能、国防的功能、文化的功能，等等。教育要为社会的物质文明服务，还要为社会的精神文明服务。因此，教育具有促进人的发展和促进社会的发展两大功能，而教育促进社会的发展是通过促进人的发展来实现的，只有个体得到发展，才能为社会发展服务。教育的本质是传承文化、创新知识和促进人的发展。

当然，这种认识并非一下子就能被所有人接受。1980年，笔者曾经在中国教育学会和北京市高教局共同举办的高等学校干部暑期讲座上讲演，题目是“现代生产与现代教育”，提出“现代教育是现代生产的产物，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现代教育的普遍规律”的观点。这个观点直到1991年还有人撰文批判，当时提到教育要促进人的发展，被批判为资产阶级的“人本主义”，可见教育观念的转变并非易事。但第一阶段在全国思想解放的背景下，冲破了思想的束缚，为后来教育科学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成立、中国教育学会的创建、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的恢复，标志着我国教育科学走上了有计划、有组织发展的轨道。

第二个阶段为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是引进借鉴西方教育理论和经验的时期。改革开放，犹如一觉醒来，打开窗户，发现外面的世界是如此五彩缤纷。20世纪60年代是世界教育大发展、大改革的年代，是世界教育进入现代化的重要历史时期。可惜当时我国正在闹“**”，对世界教育发生的重大变革一无所知。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眼界才被打开，于是开始积极引进国外的教育理念、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

最早引进的一本书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2年发表的教育报告《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该书提出，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并引起社会变革，人类开始进入学习化社会，终身教育成为人们生存的必需。此书的观点开始并未被中国教育界所重视，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转型时期才被人们认识和重视，并写进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其实“终身教育”不仅是一种重要的教育思潮，而且是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人类发展的必然。为什么我们的认识比发达国家晚了30年？这是因为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基本上还处在小农经济时代，再加上计划经济体制，没有经历大工业生产的变革，所以很难理解终身教育在现代社会的重要性。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工业现代化程度有了较大的提高，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生产技术的不断变革，才引起教育界对终身教育思想的重视。

在引进国外教育经验方面，比较教育工作者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977年8月，教育部在北戴河召开外国教育座谈会，讨论开展外国教育研究工作，并制定了规划。1978年7月5—15日，第一次全国外国教育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这可以说是改革开放以后教育界第一次召开的学术会议。在这次会议的推动下，出版了一批介绍外国教育经验的图书，比较重要的有《外国教育丛书》（35册）和《六国教育概况》、《二十国教育概况》、《今日美国教育》等。1980年，经国务院方毅副总理批准，公开发行《外国教育动态》（后更名为《比较教育研究》）杂志。

这一时期主要是介绍美国、苏联、英国、法国、德国、日本6个发达国家的教育制度和改革发展的经验，同时引入各种教育思想。在我国最流行的有4位学者的教育思想，即苏联赞科夫的发展性教学理论和苏霍姆林斯基的“和谐教育”思想，美国布鲁纳的结构主义教育理论和布卢姆的掌握学习理论。此外，还大量介绍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的发展心理理论。

在引进国外先进的教育内容方面最值得一提的是，1977年邓小平指示，“要引进外国教材，吸收外国教材中有益的东西”。在当时外汇十分紧缺的情况下，经邓小平批准，中央特拨10万美元，从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等国家选购了大批教材，有力地促进了我国课程和教材的现代化改革。[3]

第三阶段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教育界开始独立走自己的路，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理论体系。1983年，邓小平给北京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题词为我国的教育发展指明了方向。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提出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在“三个面向”方针的指引下，全国教育界开展了理论研究和各种实验研究。

这一时期教育理论界着重开展了教育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系、教育结构的改革、教育体制的改革、教育现代化、素质教育、学生主体教育等讨论。在教育实践中，许多地区和学校进行了“三个面向”的综合改革、愉快教育、和谐教育、成功教育、主体教育、新教育、新基础教育等实验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教育科学在这一时期有了重要的发展。教育学开始分化为许多分支学科，如从各级各类教育来分，建立了学前教育学、初等教育学、特殊教育学、高等教育学、成人教育学、职业技术教育学等；从教育过程中的问题来分，建立了课程论、教学论、德育论等；教育学和其他学科结合产生了许多新学科，如教育经济学、教育社会学、教育技术学、教育管理学等。教育科学不再是一本教育学一统天下，而是组成了一个教育学科群，呈现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五彩缤纷的局面。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1979年在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老所长董纯才倡议下创办的《教育研究》杂志，在促进我国教育科研的发展、教育科研人才的成长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从改革开放30年来教育科学发展的三个阶段可以看出，思想解放始终是教育科学发展的前提，教育观念的转变是教育科学发展的动力。从“教育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到“科教兴国”“教育先行”；从“教育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到“以人为本”“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这种观念的转变极大地解放了教育理论工作者的思想，促进了教育科学的繁荣。

二

改革开放30年来教育科学发展呈现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教育科研紧密联系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研究教育与国家发展的关系，研究教育改革和发展中的重大理论问题，为国家的教育决策服务，为学校提高教育质量服务。改革开放以前，我国教育科研队伍仅仅局限于师范院校的少数教学、科研人员，他们以研究中小学的教育教学等微观教育问题为主，很少研究教育与国家发展的关系等宏观教育问题。改革开放以后，教育科研界开始对教育的本质、教育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教育与社会发展、教育结构改革、建立世界一流大学等重大问题进行讨论；同时引进国际教育新理念、新经验，研究学校教育、课程内容、教学方法和技术手段的改革。改革开放以前，教育行政部门的教育决策很少征求专家的意见；改革开放以后，教育理论工作者积极参与教育决策活动，重大的教育立法都有教育专家参与，教育制度的创新也渗透了教育专家的心血。

第二，教育科研队伍不断壮大，教育科研成为教育事业发展、科学决策的重要基础，也是广大教师促进自我发展、提高教育质量的主要途径。改革开放以前，教育科研队伍很小，只有几所师范院校的教育学科教师为了备课而做的研究。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虽然早在1956年就成立了，但队伍很小，而且一度并入北京师范大学，“**”时又被撤销。1964年，根据国务院的决定，在少数大学设立了外国教育研究机构，但人数有限，研究刚刚开始就因“**”而停止。据统计，1979年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会议时，全国教育科研人员以师范院校的教育学科教师为主，总共不足400人。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在改革开放后的第二年春天得以恢复，接着各地纷纷建立了教育科学研究所，有的省市成立了教育科学研究院；许多高等学校成立了高等教育研究所或高等教育研究室，教育科研队伍不断壮大。198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颁布以后，教育学科作为12大科学门类之一，在教育学一级学科下面又有10个二级学科列入研究生培养专业目录。20多年来，教育学科培养了数以万计的教育科研人员，他们是教育科研的生力军，正在发挥教育科研的骨干作用，一支庞大的教育科研队伍已经形成。

特别可喜的是，广大教师加入教育科研队伍，许多第一线的中小学教师参加各种教育实验，更多的是结合自己的日常教学开展研究，把科研作为自我成长、提高教育质量的主要途径。

第三，教育科研密切结合教育实际，科研人员走进学校，和第一线的教师共同开展教育实验研究。在学校开展的各种类型的教育实验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各地教育部门和研究机构也都根据本地的实际开展区域性研究，谋求地方教育有计划、高质量地发展。每一个五年规划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收到的申报科研课题都多达数千项。中国教育学会的“十五”“十一五”教育科研规划虽然不是国家科研项目，又无经费资助，但各地各校申报踊跃，“十一五”规划已立800多项。从中国教育学会每年年会征集论文的情况就可以看到教师参加科研的热情，征集到的论文，2005年6 000多篇，2006年增加到8 000多篇，2007年超过了10 000篇，广大教师参与科研的热情是空前的，是值得支持和保护的。

第四，教育科研走向世界。30年来我国教育从封闭走向开放，走向世界，我们不仅大量引进借鉴世界教育的新理念、新经验，促进了我国教育科学的发展，同时我国教育科学也在改革开放思想路线的指引下，走向国际化。我国教育科研工作者积极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活动；参加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世界教师教育协会联合会、国际教育评价协会等国际民间组织及其召开的各种学术会议。我们还在国内组织了多次国际教育学术会议；科研人员也逐渐在国外刊物上发表文章；从2006年开始，在教育部的倡导下，中国教育学会与高等教育出版社联合Springer出版社编辑出版了《中国教育学术前沿》（Frontiers of Education In China）英文版向世界发行；科研人员的交往、留学生的互换、学术资源的交流更是日益频繁。这不仅使我们了解世界，也让世界了解我们。

改革开放30年来教育科研的成绩都是在思想解放的前提下取得的。虽然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但是遇到的挑战更巨大。党的十七大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规划了蓝图，提出了“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任务。要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需要继续解放思想，更新教育观念，深化教育改革，进行制度创新。教育科研工作者任重而道远。

当前，我国教育正处在重大的转折点上，即由数量发展向质量提高的转变，教育科研同样也要着重于质量的提高。当前教育专著汗牛充栋，但真正具有学术价值和实际价值的却凤毛麟角。当然，教育书籍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普及读本，包括许多第一线教师的经验总结、理论提升，这是值得提倡的。第一线教师在实践中遇到许多问题，有许多体会和领悟，他们在总结的过程中就提升了自己的理性认识，对别的教师也会有所启发。另一类是理论工作者的理论著作。对这一类科研成果就应该有严格的学术要求，要在理论上有所创新。教育理论工作者要克服功利主义，甘愿坐“冷板凳”，在基本功上下功夫。这就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不迷信过去，不迷信外国，不迷信权威。

教育科研的生命力一在实际，二在创新。教育理论工作者要在理论与实际结合上下功夫，结合国情，研究我国教育发展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实际问题。教育理论工作者要在理论上创新，不要简单地搬用外国的理论，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理论体系，就只有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建立中国教育的话语体系和理论概念。笔者相信，年青一代教育理论工作者有这种能力和气派建立中国现代教育理论体系。

[1] 原载《教育研究》，2008年第9期。

[2] 《邓小平文选》第2卷，8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3] 任才：《永远铭记邓小平对中小学课程教材改革的丰功伟绩》，见课程教材研究所：《课程教材改革之路》，11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