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改革开放30年
1978年12月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做出了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改革开放使我国教育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我国教育理论界认真反思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教育理论建设,同时努力吸纳世界各国教育改革的新理论、新经验,力图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体系,建设中国教育的新传统。改革开放30年又可以分为三个小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79年至1985年,主要是教育反思和介绍世界各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种教育思潮和教育改革的经验,为我国教育的重建和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第二个阶段是1985年至1993年,在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形势下,我国教育界探索建立新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代教育体制和理论体系;第三个阶段是从1993年开始至今,是探索中国教育现代化,创建有中国特色教育理论体系的时代。
1.第一阶段:从1979年至1985年。
这个时期主要是教育反思和介绍外国教育的经验。最重要的有以下几次活动。
(1)教育本质的讨论,教育价值观的转变。1978年开始的“教育本质”讨论主要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进行的。关于“教育本质”的讨论,实际上是对教育的反思。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到“**”结束,中国从领导到普通教师,都把教育视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也就是说,教育的功能主要是为政治服务。
现在要搞经济建设,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教育是培养人才的基础,那么,必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教育有没有为经济发展服务的功能?还有没有其他功能?教育本质的讨论持续了近十年,发表的论文数百篇。虽然还有不少议论,但基本达成共识:教育是传承文化、创造知识、促进人的成长的社会活动,它的功能是多元的,有政治功能、经济功能、文化功能等。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从而使我国教育走上了正确的轨道。党的十五大进而把“科教兴国”定为国策。对教育本质和价值的正确全面的认识是我国教育科学走向现代化的最重要的一步。
(2)关于学制的讨论。“**”把学制搞乱了,全国实行中小学九年制,极大地降低了中小学生的学业水平。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开始恢复中小学十二年制的讨论。但当时有两种意见:一是实行小学五年、初中四年、高中三年的学制(简称五四三学制),二是小学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的学制(简称六三三学制)。最后由于北京、上海率先改回“**”前六三三学制,全国几乎都实行,少数农村至今还保留着小学五年的学制。上海后来实行五一三制,其中一年为初中预备班。
(3)引进外国先进的教育思想。教育要改革,就要吸收世界一切先进文化成果。20世纪60年代,是世界教育大发展、大改革的年代,是世界教育进入现代化的重要历史时期。可惜这时我们正在大闹“**”,对世界上发生的重大变革一无所知。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眼界才被打开,于是积极引进国外先进的教育思想、教育内容和方法。
引进最早的一本书是华东师范大学外国教育研究室翻译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2年发表的教育报告《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此书翻译于1976年,但由于思想不解放,直到1979年才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书中介绍了20世纪60年代产生的最重要的教育思潮——终身教育。
该书指出,由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而引起的社会变革,人类开始进入学习化社会,终身教育成为人们生存的必需。其实“终身教育”不仅是一种重要的教育思潮,而且是人类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可惜我们对它认识不足。该书出版以后,我国教育界反响很小,只有极少数文章讲到它。为什么我国反应那么冷淡?现在想来并不奇怪。这是因为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基本上还处于小农经济的时代,再加上计划经济体制,很难理解终身教育在现代化社会中的重要性。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工业现代化程度有了较大发展、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生产方式的转型才使得教育界对终身教育思想重视起来,并被写进1995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
在介绍国外教育经验中,比较教育工作者起了重要的作用。我校外国教育研究室于1979年经教育部批准改建为外国教育研究所,1993年又更名为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1965年创刊的《外国教育动态》在停办10多年以后,1980年被批准正式出版,国内外公开发行,1993年改名为《比较教育研究》,是我国改革开放以后恢复最早的杂志之一。20世纪80年代初,华东师范大学又创办了《外国教育资料》,东北师范大学创办了《外国教育研究》,中央教科所创办了《外国教育》。除了在这些杂志上翻译介绍各个国家的教育外,其他各种报刊都辟有外国教育的栏目,一时间热闹非凡。
1980年3月至6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邀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教育学者胡昌度教授来校讲学,同时教育部高教司组织了一个比较教育教师研修班,学员是来自全国10所高等学校的10多名教师。他们一方面跟随本科生听课,同时又请胡昌度教授介绍国外比较教育学科发展的情况和趋势。在此基础上这10多名教师,在老一辈比较教育学者王承绪、朱勃、檀仁梅教授的指导下,编写出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部大学本科生使用的《比较教育》教科书,初步实现了比较教育学在我国的重建。
学习外国教育经验,首先瞄准了发达国家。当时苏联尚未解体,因此选定的发达国家为:美国、英国、法国、西德、日本和苏联。在当时教育部的推动和支持下,几所大学外国教育研究机构编辑出版了一批介绍外国教育经验的图书。比较重要的有: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外国教育丛书》(35册)、《六国教育概况》《二十国教育概况》《今日美国教育》《美国教育基础》等,还有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六五”规划国家重点课题“战后各国教育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赞科夫编、杜殿坤等译《教学与发展》(文化教育出版社1980年),苏霍姆林斯基著、周蕖等译《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布鲁纳著、上海师范大学外国教育研究室译《教育过程》(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内部发行)等。当时在报刊上介绍最多、影响我国教育实践最大的有以下一些教育思潮:赞科夫的发展性教学理论、苏霍姆林斯基的“和谐教育”思想、布鲁纳的结构主义教育理论和发现法、范例教学理论、布卢姆的掌握学习理论。
(4)第一届教育科学规划会和中国教育学会成立。1979年3月23日至4月13日,在北京海运仓总参招待所召开第一届教育科学规划会议。那次会议规模很大,参加会议的有教育界专家、学者、教育行政部门领导干部269人。这期间中国教育学会经邓小平批准正式成立,董纯才为会长,杨秀峰、成仿吾、陈鹤琴为名誉会长。1983年召开第二次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比较正式地制定了“六五”教育科学规划。申报批准的课题开始研究,其成果大致都在“七五”期间,也即20世纪90年代以后陆续出版。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最大的著作是,由董纯才任主编,刘佛年、张焕庭任副主编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1985年)。编纂工作几乎集中了中国教育理论界的所有学者,反映了当时的中国教育科学水平。
(5)学生主体性教育的讨论。我在《江苏教育》1981年第10期发表了《学生既是教育的客体,又是教育的主体》一文,专门阐述了学生在教育中的主体地位,引起了学术界的议论。赞同者有之,反对者也有之。反对者认为,任何事物只能有一个主体,教师在教育过程中起主导作用,因此教师才是教育的主体。针对这种意见,我在1991年应《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主编瞿葆奎教授之约,又写了《再论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的辩证关系》一文[20]。该文从教育过程的三个要素:教师、学生、教材(教育影响)来分析他们之间的关系。
20世纪90年代,基层学校的教师也都接受了“教师主导作用,学生主体作用”的观点。这实际上是一种教育观念的转变问题。我国传统教育历来重视“师道尊严”,教师在教育过程中有绝对的权威,教师的任务就是灌输固定的、僵化的知识,教育方法是经院式的,不启发学生思考;学生只是被动地接受知识,不用讨论,更不能怀疑。这种教育只能培养出思想僵化、“唯书”“唯上”的人。今天要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人才,就必须把学生放到教育的主体地位,由学生积极地、主动地、自主地学习。教师的主导作用主要在启发、引导、帮助学生自主学习。
(6)“三个面向”的提出是这个时期最重要的事件。1983年国庆前夕,邓小平为北京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个题词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不仅为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我国教育科学走向现代化,建立中国教育理论体系指明了方向。
2.第二个阶段:1985年至1993年。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党的十三大确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中央的决策为制定新时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方针、政策以及克服教育工作中存在的“左”的倾向奠定了理论基础。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拉开了教育全面改革的序幕,实现了全党全国在教育思想上真正向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转变。
(1)实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最重要的决策就是在全国范围内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以及实行分级管理的体制,不仅极大地调动了地方和群众办学的积极性,促进了我国教育的跨越式发展,同时也对我国教育科学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并拓展了研究空间。
(2)关于教育与市场经济关系的大讨论。这个时期教育界讨论最热烈的是教育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教育如何适应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20世纪90年代,随着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把教育推向市场,实行教育产业化的思潮开始兴起,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很大的争论。参加讨论的除教育界的学者外,还有经济学家、企业家。在讨论过程中,出现许多不同的观点。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第一种观点认为,教育是一种产业,是生产知识、生产科技、生产人才(人力资本)的产业。应该把教育推向市场,特别是非义务教育阶段,应积极建立教育产业。这样,可以解决政府教育投入不足的困难,扩大办学规模,满足广大群众求学的需求。持这种观点的还有一种理论,认为教育服务作为一种劳务,是提供特殊的使用价值的一种商品,也可以在市场上进行交换。学生或者家长是消费者,所以上学就要交学费。把教育推向市场,可以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促进教育改革和提高办学效率。
第二种观点则与上述观点针锋相对,认为“教育产业化”的提法是不科学的。教育是培养人才的社会公益事业,不能产业化,更不能市场化。教育的本质是培养人,不仅生产劳动力,还要育人。教育是国家事业,国家要投入资金,而不是把教育放到市场上去调节。教育是有层次的,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教育与经济的关系不尽相同,有些较为直接,有些则只是间接地与经济发生关系。因此,教育适应市场经济方面也要有所区别,不能笼统地提教育产业化。另外,我国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还不发达,各地区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居民收入差别很大,大多数居民仅仅处于温饱水平。如果把教育推向市场,势必影响一部分家庭子女的入学,扩大教育的不公平。
第三种观点认为,不能笼统地提教育的产业化,而是要从分析教育的本质属性入手,了解教育与市场的关系。他们认为教育具有某种产业属性,因为它占用了经济资源,存在着一定的投入和产出关系,有一定的就业规模,涉及一定的经济活动;教育服务是一种有报酬的劳务,可以在市场调节下流动。教育属于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三产业”,但又与其他第三产业有本质上的区别,教育具有公益性。教育具有某种产业属性,在有些方面可以引入市场机制,特别是非义务教育阶段。另外,学校后勤社会化、学校科技成果的转让,更应该进行市场运作。
在这个阶段内,教育科学有了很大发展。教育科学“六五”“七五”规划的完成,出现了一大批科研成果。教育科学再也不是一本《教育学》所能囊括得了的,而是成为一个学科群,出现了许多新的分支学科和交叉学科,如教育哲学、教育经济学、教育社会学、教育管理学、比较教育、中外教育史等;各级各类教育也建立起了自己的理论体系。
20世纪80年代在教育理论界发生的一件大事是,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的公布,我国开始了教育科学的研究生教育,开始有了我们自己培养的教育硕士和教育博士。他们成为我国教育科学理论队伍中的生力军。
3.第三个阶段:1993年至今。
这个阶段是从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开始的。20世纪90年代,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科技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教育体制改革也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是教育工作中还存在许多问题,教育还不能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纲要》提出了到20世纪末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战略目标、方针任务、总体思路和重大政策措施。《纲要》提出教育要全面贯彻教育方针,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加快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步伐,到20世纪末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体系。
在这个阶段中,我国教育法制建设渐趋完善。继1986年六届人大第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以后,1993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1995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1996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1998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2002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
这个阶段,在教育理论界讨论最多的问题是素质教育、教育现代化、课程改革和教育公平等问题。
(1)关于素质教育的讨论。素质教育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提出来的。它的提出有两种不同的背景和原因:一是为了克服片面追求升学率的负面影响;二是为了提高教育质量和国民素质,特别是在义务教育得以普及以后提出了更高要求。“**”使我国教育遭受到毁灭性的破坏。“**”以后,随着国家对知识、对人才的重视,我国教育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青年求学的热情日益高涨,因此一直存在着升学的激烈竞争。为了提高升学率,有些学校不顾学生的健康,轻视道德教育,加班加点,应付考试;有的学校为了提高升学率,压题猜题,忘记培养学生成才的教育本质。1981年,《中国青年报》第22期发表了著名教育家叶圣陶的文章《我呼吁》,呼吁社会各界关注中学生在高考重压下负担过重的问题,批判了当时中学和一部分小学片面追求升学率的错误做法。他称这种现象犹如“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令人担忧。于是学术界开展了对片面追求升学率的批判。《教育研究》杂志从1986年第4期至1987年第4期,还专门开辟了“端正教育思想,明确培养目标”的专栏讨论。在这场讨论中,1987年时任国家教委副主任的柳斌在《努力提高基础教育的质量》一文中正式使用“素质教育”一词,并且从1995年到1997年间,连续撰文五论“关于素质教育的思考”,把素质教育的讨论推向新的**。
素质教育的概念一经提出,就引起了教育界的热烈争论。特别是《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提到“中小学要由‘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以后,中小学议论纷纷。教育理论界有些学者认为,“素质教育”的提法缺乏理论依据。有人说,素质是指人的生理心理的遗传素质,难以在后天培养;有人说,素质是中性的,有好的素质,有坏的素质,笼统地讲素质教育不好理解;有人问,素质教育与全面发展什么关系?与教育方针什么关系?是不是用素质教育代替教育方针?在学校工作的校长和教师更关心的是提倡素质教育还要不要考试?考试能力是不是也是一种素质?他们特别对“转轨”两个字很反感,提出,难道我们过去的工作都做错了,要转轨了?可见当时的思想是十分混乱的。这次讨论一直持续到今天,尽管在某些方面还没有达到完全一致,但大体上达成某些共识。
1999年6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做出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对素质教育做了全面的阐述:“实施素质教育,就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要坚持面向全体学生,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创造相应的条件,依法保障适龄儿童和青少年学习的基本权利,尊重学生身心发展特点和教育规律,使学生生动活泼、积极主动地得到发展。”[21]从此,素质教育成为我国的教育国策,同时也逐渐被大家所认识。
(2)关于教育现代化的讨论。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沿海发达地区,九年制义务教育已经基本普及,实现教育现代化就提上了议事日程。江苏首先提出,九年制义务教育普及以后江苏教育再怎么进一步发展?就是要实现教育现代化。于是关于教育现代化的理论讨论就掀起了一个**。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提出:“到本世纪(20世纪)末,我国教育发展的总目标是:全民受教育的水平有明显提高;城乡劳动者的职前、职后教育有较大发展;各类专门人才的拥有量基本满足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面向21世纪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基本框架。再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建立起比较成熟和完善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实现教育的现代化。”《纲要》公布以后,江苏、上海、北京、珠江三角洲都先后召开了教育现代化专家咨询会议、研讨会,探讨教育现代化的特征、内涵和实施的策略与措施。
教育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一部分。现代化是西方先开始的,因此人们往往把现代化和西方化等同起来。20世纪50年代末,在西方出现过一种“现代化理论”,企图论证西方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和合理性,并为战后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政策依据。20世纪60年代末,这种理论就遭到许多学者的批判。这种理论代表西方中心主义的观点。事实上世界文明并非以西方文明为中心。西方文明只是人类众多文明中的一个类型。而且在20世纪60年代,一些发展中国家运用这种理论所提供的“增长第一”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政策并未能使它们真正进入现代化。因此,现代化理论遭到怀疑。
中国现代化更不能走西方的道路,必须根据我国的国情,走自己的道路。邓小平理论指明了这条道路,就是把国家建设成有中国特色的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就是说,中国的现代化,在政治上要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在经济上分三步走,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在文化教育上要扩大公民受教育的程度,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在观念上要树立改革开放的思想。
教育现代化就是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适应社会现代化的需要,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新成果来改进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方法,促进人的现代化的过程。
(3)新一轮课程改革。教育改革的核心是课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行了多次中小学课程改革,2001年6月,教育部颁布《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现在义务教育阶段的课改已在全国施行,高中阶段的课改还在15个省市试点。新课程改革的精神是:改变课程过于注重理论传授的倾向,强调形成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使获得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的过程同时成为学会学习和形成正确价值观的过程;改变课程结构过于强调学科本位、门类过多和缺乏整合的现状,整体设计九年一贯的课程和课时比例,并设置综合课程,以适应不同地区和学生发展的需要,体现课程结构的均衡性、综合性和选择性;改革课程内容“繁、难、偏、旧”和偏重书本知识的现状,加强课程内容与学生生活以及现代社会和科技发展的联系,关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经验,精选终身学习必备的基础知识和技能;改变课程实施过于强调接受学习、死记硬背、机械训练的现状,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和与人合作的能力;改变课程过于强调甄别与选拔的功能,发挥评价促进学生发展、教师提高和改进教学实践的功能;改变课程管理过于集中的状况,实行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管理,增强课程对地方、学校及学生的适应性。
围绕课程改革,课程理论成为这个时期研究的热点,并在一些问题上开展了讨论。这些问题是:关于教学过程的本质的争论、关于课程本质的讨论、关于师生关系的讨论、关于“轻视知识”的争论以及课程内容的争论等[22]。
(4)关于教育公平的讨论。进入21世纪以后,由于农村税费改革引起的农村教育资源匮缺,农民工大量涌入城市,其子女上学困难的问题,引起社会的关注,从而引发了教育公平的讨论。许多学者开展了教育差距和实施教育公平的研究。
此外,学术界对高等教育大众化和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职业教育的发展、教育信息化等也有较深入的研究,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实践总是丰富的,理论概括总是贫乏的。以上我们只是列举几场有较大影响的讨论。实际上许多教育问题讨论天天在进行,处处在进行。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我国大地上掀起了教育改革实验的大潮。这种改革实验其本质也是寻求一种新的教育理念和培养人才的新模式。在全国比较有影响的实验有:著名教育家吕型伟教授领导的教育整体改革实验研究、顾泠沅的青浦实验、叶澜教授的新基础教育实验、裴娣娜教授的主体教育实验、朱永新的新教育实验,都是跨越多个省市,几十所学校参加。其他还有李吉林的情境教育实验研究、愉快教育实验研究、成功教育实验研究等,可谓百花齐放。这些实验研究都为中国教育的现代化的实现创造了基础。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教育科学研究的成果不胜枚举。如果一定要概括的话,可用“从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科教兴国”“从封闭到开放”“从一枝独秀到百花齐放”几句话来说明。30年的教育研究还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教育科研走出了书斋,结合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开展理论研究,为国家的教育决策服务,为学校提高教育质量服务。改革开放以前,我国教育科研不仅局限于师范院校的少数教学、科研人员,而且只研究中小学的教育教学等微观教育问题,很少研究教育与国家发展的宏观问题。改革开放以后,教育科研界从第一天起就开始对教育的本质、教育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教育与社会发展、建立世界一流大学等重大问题进行讨论;同时引进国际教育新理念、新经验,研究学校教育、课程内容、教学方法和技术手段的改革。许多科研人员还走出学校,走到基层,开展各种实验研究。
其次,教育科研走入了群众。改革开放以前教育科研队伍很小,只有几所师范院校的教育学科教师从事业余的研究,全国除少数设立于大学的外国教育研究机构外,没有单独的科研机构。据统计,1979年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会时全国教育科研人员,以师范院校的教育学科教师为主,总共不足400余人。30年来不仅有了一支庞大的教育科学研究队伍,而且教育科研成了广大教师促进自我发展,提高教育质量的主要途径。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于1978年春天得以恢复,接着各地纷纷建立了教育科学研究所,有的省市成立了教育科学研究院;许多高等学校成立了高等教育研究所或高等教育研究室,教育科研队伍不断壮大。《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颁布以后,20多年来教育学培养了数以万计的硕士和博士,充实了教育科研队伍,他们是教育科研的生力军,正在教育科研中发挥着骨干作用。特别可喜的是,广大教师加入教育科研队伍中来,许多第一线的中小学教师参加各种教育实验,更多的是结合自己的日常教学开展研究,把科研作为自我成长、提高教育质量的主要途径。
最后,教育科研走向世界。30年来我国教育从封闭走向开放,走向国际化。我们大量引进借鉴世界教育的新理念、新经验,促进了我国教育科学的发展,使我国教育科研呈现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在改革开放思想路线的指引下,我国教育科学也走向国际化。我们积极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国际组织的活动;参加了如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世界教师教育协会联合会、国际教育评价协会等国际民间组织的会议;我们还在国内组织了多次国际教育会议;科研人员的交往、留学生的互换、学术资源的交流更是日益频繁。这不仅使我们了解了世界,也让世界了解了我们。
三、中国教育科学现代化之路任重道远
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教育科学走过了一条曲折坎坷之路,改革开放迎来了教育科学的春天。在党的正确路线的阳光照耀下,在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努力灌溉下,中国教育科学已经长成参天大树。但是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体系,同志尚需努力。特别要正确处理好几个关系。
一是现代教育与传统教育的关系。中国教育是在中国的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它的核心基础。因此,中国教育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要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要继承和发扬文化的优秀传统,批判和摒弃陈旧落后的思想观念。我们反对民族虚无主义,认为中国的文化是落后的,不如西方先进。中国传统文化有落后的一面,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国是落后了。但中国文化从根本上讲是优秀的,它凝聚着中华民族不畏强暴,自强不息,克服天灾人祸,走向胜利的智慧和力量。今天,这种民族精神正在鼓舞着13亿人民走向新的时代,走向世界。我们也不赞成民粹主义,认为中国文化是最优秀的,无须向别人学习,一切新鲜事物都是中国“古已有之”,拒绝接受新观念、新经验。一个民族和一个人一样,看不到自己的缺点的时候,落后即将开始。中国近代以来之所以落后于世界,就是因为夜郎自大,闭关自守。这个深刻的教训值得我们时刻铭记在心。
二是外国教育经验与本土经验的关系。中国现代教育制度是从引进西方教育制度开始发展起来的,自然渗透着许多西方文化思想。100多年来,我们接受和吸收了许多西方国家的教育思想和经验,近30年来更是各种教育思潮蜂拥而入,如何鉴别、吸纳并使之本土化,内化为中国教育的传统,是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我们反对西方中心主义,认为西方一切都是好的,现代化就是西方化,中国只有全盘西化才有出路。历史证明,这条道路是走不通的。只有结合中国的国情,走自己的路,才能真正实现中国教育的现代化。但是,我们也不赞成东方主义。当今,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猖獗,惹起了一些东方学者的极大反感,于是产生了狭隘的东方主义思潮。实际上,西方中心和东方中心都是受殖民文化的影响,东方主义只是对西方殖民文化的消极抵制,是对自我民族文化缺乏自信的表现。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在继承和弘扬我国优秀文化的基础上,积极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借鉴世界上先进的办学经验和管理经验,并和我国自己的经验相结合,实现教育传统的本土化。
三是理论和实际的关系。理论来源于实践,同时又指导着实践。列宁曾经说过:没有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没有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体系必须立足于中国的实践。中国的教育理论工作要走到教育实践的第一线,研究实际中的理论问题。从这一点上讲,我国许多老一辈的教育家如陶行知、陈鹤琴等值得我们学习,虽然他们都是留学生,但他们都不是照搬外国的理论,而是脱下西装,深入民众,所以他们提出的理论至今仍放射出光芒。当前我国有丰富的教育实践经验,也有许多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我相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体系一定会和我国现代化建设同步完成!
[1] 原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2] 黄济、王哲先:《教育科学的重建和发展》,见顾明远:《改革开放30年中国教育纪实》,1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4页,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8页。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279页,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
[6] 凯洛夫:《教育学》上册(16版),沈颖、南致善等译,10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3。
[7] 凯洛夫:《教育学》上册(16版),沈颖、南致善等译,29页。
[8] 凯洛夫:《教育学》上册(16版),沈颖、南致善等译,15页。
[9] 凯洛夫:《教育学》上册(16版),沈颖、南致善等译,56页。
[10] 凯洛夫:《教育学》上册(16版),沈颖、南致善等译,58~60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3。
[11] 瞿葆奎:《中国教育学百年》,见《元教育学研究》,390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9。
[12] 瞿葆奎:《中国教育学百年》,见《元教育学研究》,392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9。
[13] 瞿葆奎:《中国教育学百年》,见《元教育学研究》,396页。
[14]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229页,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
[15] 瞿葆奎:《中国教育学百年》,见《元教育学研究》,388~396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9。
[16] 瞿葆奎:《中国教育学百年》,见《元教育学研究》,397页。
[17] 方晓东、李玉非、毕诚、宋荐戈、王洪元:《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纲》,227页,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
[18] 《邓小平文选》第2卷,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9] 《邓小平文选(1975—1982)》,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20] 顾明远:《再论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的辩证关系》,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1年第2期。
[2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载《光明日报》,1999年6月17日。
[22] 王永红、丛立新:《基础教育课程与教学发展、变革的历程及成就》,见顾明远:《改革开放30年中国教育纪实》,452~46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