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世纪中叶起，作为实验科学的学校卫生学跟普通卫生学同时发展起来。但是作为实际的活动领域的卫生学有悠久的历史。有关儿童、少年及青年的粗浅的卫生知识早在人类历史初期已众所周知。

在俄国，学校卫生学的发展也跟普通卫生学的发展一样是独立进行的。俄国人民在很早以前就有了初步的卫生学知识。我们祖先在远古时代就已经是经过锻炼的、体力发达的人。在民谣和叙事诗中，我国民间诗歌就歌颂了古代俄罗斯勇士依里亚·穆罗美茨、多勃累尼亚·尼基提奇、瓦西里·布斯拉耶维奇等的伟大功绩，歌颂了他们的武力和胆量。古时候人们以射箭、角力、游泳、骑马及其他体育练习来锻炼和发展身体。

古代，作为卫生手段，俄罗斯人民非常喜欢沐浴后露天用冷水淋身，在风雨严寒天也这样做。这件事在勒夫廉契耶夫斯基和别人著的编年史中可以得到有力的证明。这种沐浴的特别方法无疑具有锻炼的作用，因为它可以锻炼血液循环系统，并对皮下血管和神经系统起着良好的影响。

阿·菲希尔认为，古代罗马的浴室在中世纪的西欧已经衰颓并失去了过去的卫生意义，变为**的巢窟和性病的苗床。

在俄罗斯，几百年来浴室保存了自己的主要意义，它是卫生机关，它的作用不仅是保持身体的清洁，而且可以锻炼身体，使身体从小就习惯于温度的变化。

由于基辅王国的成立，我国人民生活在文化的成长和发展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从那时起开始成立了学校，但是关于它们的设备和卫生条件方面的资料很缺乏。在13至14世纪的某些学校中组织了学生的伙食，甚至还组织了走读生的伙食。

第一次提到学校专用房舍是在13世纪。关于建筑学校专用房舍的记载开始于17世纪，当时，在1665年，当代教育活动家锡米昂·波洛茨基在莫斯科建立了斯巴斯克学校。根据建筑这个学校校舍的契约手稿可以判断，这个学校的规模相当宏大，两层楼房，有两间教室，有学生宿舍和教员住宅。更早一些，基辅学校（它不仅对乌克兰教育的发展起了巨大的影响，同时对全俄国教育的发展起了巨大的影响）的创建人彼得·莫吉拉在1635年开始建立这所学校，并在几年内建成了两层楼的校舍作为这个学校的教室，随后又修建了学生宿舍。保存到今天的它们的蓝图（见图1、图2）还可以使我们看到这些校舍的大概的样子。

图1 基辅学校教室楼（17世纪）

图2 基辅学校的学生宿舍楼（17世纪）

17世纪时，在莫斯科公国出现了初级读本，这些读本中不仅有教材，并且有学校规则、教师指南和关于校内秩序、学校生活制度和教师及学生生活的各种资料。所有这些材料从卫生方面来看是让人很有兴趣的。

在这些初级读本中，对于儿童、少年的个人卫生有一系列的指示，其中有：起床后要洗脸、漱口和梳发，同时要保持房间的清洁，打扫房间，擦桌椅，到校后留心脱下帽子和外衣，等等。在初级读本中关于校舍取暖、给水和学生用水制度等都有指示，对学生的坐姿也提出了意见。

这些卫生方面的指示不只是在某一种的初级读本中，而是在许多读本中都有。这个事实说明，在莫斯科公国的学校中有了给学生进行卫生教育的因素。

从17世纪的教育活动家（基辅学校的教员）拉扎尔·巴兰诺维奇的书信集中可以知道，他在1663年提出了各种器官的相互联系和机体统一的说法。巴兰诺维奇说：“如果一个器官受到损坏，别的器官也要和它一同受到痛苦。”他还提出素质可以改变和进化的学说。他说：“素质开始时不太完善，以后才逐渐达到完善的。”他还说到春季植物的生物学价值及其能滋养人体的观点。

俄国在17世纪就知道了儿童的年龄特征，就根据生理学材料把人分为各个年龄时期。按照这个分期，“幼儿”时期延长到7岁，即到牙齿（乳牙）脱落的时候；“少年”期到14岁，即到遗精的时候—性成熟期为止。因此，远在那个时代，年龄的分期已经根据了生理学的资料。

17世纪后叶在莫斯科出版了耶皮范尼·斯拉文涅茨基（死于1676年）的有名的著作《儿童卫生习惯的文明性》。斯拉文涅茨基是当时著名的俄罗斯科学家，他具有高度的文化水平，精通生理学和医学。他这本书主要叙述了儿童卫生和儿童的体育。书中阐明了个人的卫生规则：洗颈部、面部、眼睛，保护头发和牙齿，注意衣着，进餐时的卫生行为，儿童营养制度特别是饮水制度，活动性游戏，儿童的睡眠，等等。这本著作证明在17世纪的俄国，卫生教育问题已经为当时进步人士所注意。斯拉文涅茨基还把一本拉丁文的医学巨著《医师用书》译为俄文，这本书对于17世纪在莫斯科传播医学生物学知识有重大的意义。

因此，在俄国，早在16—17世纪就开始发展学校卫生的思想，而在学校实际工作中实行了卫生措施。

当代先进教育家在他们关于教育和训练新生一代的著作中都把卫生设施看作教导工作的重要部分。特别要提到的是著名的捷克教育家杨·阿姆斯·夸美纽斯（1592—1670）的指示，夸美纽斯是与俄罗斯教育家锡米昂·波洛茨基和耶皮范尼·斯拉文涅茨基等同时代的人。在夸美纽斯的名著《大教学论》中，夸美纽斯用很大的篇幅叙述了儿童的身体发展和健康的问题。夸美纽斯关于劳动和休息交替的必要性的思想更让人有兴趣且富有价值。夸美纽斯谈到人的生活时说：“每天有24小时，假如为了生活的日常使用，我们把这24小时分为三部分，拿8小时来睡眠，拿8小时来供给身体的外部的需要（如同健康的照料、饮食、着衣、脱衣、赏心的娱乐、友谊的交往等），我们还有8小时来做生活上的正经的工作”。夸美纽斯十分清楚，健康是所有工作的基础，教育和训练儿童时，最主要的目的之一是增强新生一代的健康。夸美纽斯对于营养卫生、教学卫生、关于学校作业必须在晨间（这时候最能“避免学生过度疲劳”并获得较好的成绩）等问题也有叙述。夸美纽斯的许多卫生思想到现在还有它的价值。

英国哲学家、医师和教育家洛克（1632—1704）对于儿童卫生思想的发展也起了作用。他的作品《教育漫谈》于1693年问世，这本书从《体育》这一章就开始阐述儿童卫生学。洛克叙述了儿童体育的理论，这个理论是符合当时卫生知识水平的。同时洛克并未把体育的概念局限于单纯的身体操练和运动，而把它视作在教育的条件下对成长着的身体起全面的卫生影响的方法。

洛克关于空气卫生、住宅卫生、儿童身体的锻炼、衣着卫生、营养卫生等都有阐述。在《智力教育》一章中洛克对讲授卫生，对投枪、骑马，对儿童和少年的娱乐及旅行的卫生要求提出了意见。洛克发表了体力劳动对于成长着的身体的必要性的观点，他认为体力劳动是教育和增强健康的最有效的手段。洛克的下面的一段话是极为著名的：“谈到健康问题，我不预备对你们说医师应该如何对待患病或者虚弱的儿童，而是说，父母亲不依赖医学，应该怎样来保护和增强儿女的健康。”

但是，无论是夸美纽斯、洛克或其他该时代的先进人士，都未能使该时代的学校走上他们所指出的道路。

在18世纪初叶，俄国的学校卫生学就有了显著的发展。等级制俄罗斯帝国的组织者彼得大帝把建立等级制的、同时又是职业的教育机关当作首要的国家任务，这些教育机关确实能成为国家的文化策源地。卫生措施，特别是接收贵族、官吏、商人及僧侣子弟学习的中等教育机关的医学卫生设施在彼得大帝时代的俄国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图3 在彼得堡的贵族学校

诚然，俄国学校的部分医疗设施已在17世纪就有了。我们知道，早在17世纪，在许多教堂里已经设有医师和药剂师，甚至还设有医院。这些医师和药剂师除了为僧侣服务以外，还为患病的学生，特别是寄宿生看病。但是用法律规定教育机关中必须设置医师还是由彼得大帝在1721年确定的，当时颁布了由先进人士和彼得大帝的同僚费奥范·林罗科波维奇所制定的《宗教条例》，在《学校房屋》一章中规定在寺院的神学校中必须设有药房和医师。因此，药房和医师已经跟寺院处在相同的位置，这在当时是颇为进步的现象，它表现了承认在教育机关中组织医疗设施的必要性。

在《宗教条例》中有很多卫生指示。例如谈到学校和中学的地点时，它说学校的地点必须不在城市里，而是要在幽静的地方，那里没有市井的喧嚣。这里还谈到必须根据学生的人数修建专门的校舍。在校舍范围内必须有园地。在园中散步是严格规定了的，学习和休息是相互间隔转换的。“每日两小时为学生散步时间，午饭后和晚饭后各一次，这时候谁也不许学习，更不许阅读小书；夏天在花园里散步，可以做些高雅的活动性游戏，冬天还可以到校园的木房子去。如此，既有益于健康，也可消除寂寞。最好做某种有益于教育的事情。例如，驾船航行，几何度量，建造城堡，等等。”

此外，条例规定每月（特别在夏天）要有一两次的到海岛、田野、郊外“幽静”的地方的旅行，至少一年到圣彼得堡去游览一次。因此，这里把增进健康跟增进普通知识的措施结合起来了。

在18世纪后期，学校卫生学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天才的俄国科学家米·瓦·罗蒙诺索夫（1711—1765）在确定保护儿童健康和跟儿童疾病及死亡做斗争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在自己的著作《论俄罗斯民族的繁荣和强健》（1761）中提出了一系列社会卫生问题。根据罗蒙诺索夫的意见，国家的富强就在于民族的繁荣和强健。在这部著作中，罗蒙诺索夫论及了日常生活卫生、营养卫生等问题。他主张必须建立教养院，在这里，一方面可培养技师和手艺人才，另一方面也可以预防儿童死亡。

在俄国，发展学校卫生学的特别功绩应该属于18世纪后期的国家活动家和教育家伊·伊·别茨考伊（1704—1795）。别茨考伊在《莫斯科教养院总计划》（1763）、《贵族女子教育协会章程》（1764）、《商人子弟商业学校计划》（1772）以及其他文件中详细地论述了在教导工作中运用卫生学的问题，他把这些问题看作整个教育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

当时，在为特权阶级居民子弟设立的教育机关的编制中有医师，他的主要职务是学生的“保健”工作。

1766年，别茨考伊出版了俄国的第一本学校卫生学作品《由优秀著作中选出的、关于儿童从出生到青年期间教育体育方面注意事项的简单规则》。在这本作品中有关于儿童从断奶到五六岁卫生的指示（衣着、食物、预防齿病、情感、睡眠、照料儿童、身体活动）。关于5～10岁的儿童的一章里讲到衣着、食物、睡眠、保护健康、药物、种牛痘、安定精神、学习卫生和惩罚。随后是关于10～12岁、15～16岁儿童的一章。在结尾的一章中有关于衣着、饮食、睡眠、感受性的材料的内容，关于对教育、特别是对音乐的卫生要求，关于热情、游戏、气质、劳动的卫生，关于“爱情的危险后果”、烟草、清洁和澡堂的材料。仅列举包括在这部作品中的问题就可以看到，这部作品关于儿童和少年卫生问题的提出十分全面。同时，这些问题已经在当时就按年龄的分期被叙述了。

学校卫生，特别是儿童卫生的问题在18世纪后半期在俄国科学家和医师们的著作中都得到了反映。卓越的科学家、莫斯科大学的第一位俄国医学教授斯·格·崔勃林（1736—1802）的著作在儿童卫生思想发展中起着巨大的作用。他写了一系列的卫生著作：《论穿着过分暖热的害处》（1773），《论从婴儿期开始在体格发展上进行有益于社会人口繁荣的正确教育》（1775），《论人口增涨缓慢的重要原因—在幼儿出生最初几个月内给以恶劣的食物—及其预防方法》（1780），等等。

革命启蒙者亚·尼·拉吉舍夫（1749—1802）在俄国儿童卫生学发展中有巨大的作用。在另一位革命启蒙者纳·伊·诺维柯夫（1744—1818）的著作中，也有不少儿童卫生学的思想被表述在《莫斯科新闻附件》（1783）中。拉吉舍夫和诺维柯夫的卫生学思想对进步的俄国社会有很大的影响，并促进了俄国学校卫生在以后的发展。

18世纪后半期在俄国不仅出现了一系列有关医学和卫生问题的书籍，并且出现了一系列有关新生一代教育的书籍，在这些书籍中也反映了卫生问题。例如，在教学参考书《论人和公民的职责，俄罗斯帝国城市国民学校必读书籍》（到1791年出了第五版）中叙述了卫生问题（第二部分《保护身体》的第一章《论健康》、第二章《论体面》）。

在18世纪，学校卫生学的问题不只是在俄国，而且在西欧也有所发展。著名哲学家和教育家卢梭在自己的著作《爱弥儿》一书中发表了许多有关卫生方面的有趣的思想。

在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的教育著作中也有关于卫生问题的论述。爱尔维修（1715—1771）认为儿童身体必和他的智力同时发展。狄德罗（1713—1784）特别叙述了儿童脑力劳动的卫生。

法国革命时，国民教育的草案非常注意学校卫生，特别明确地提出根据儿童居住的地区分配学校位置的问题，以及提出必须在学校中设立专门的校医的问题。

值得指出，在1794年国民会议通过的中心学校教学计划草案中，卫生学是教学科目之一。众所周知，所有这些进步的草案最终未能实现。

应该讲到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齐（1746—1827）关于卫生和卫生教育的观点，这些观点明显地反映在他的小说《林哈德与葛笃德》以及其他作品中，裴斯泰洛齐提出了在分配儿童座位的时候要遵守一定规则，要根据儿童的年龄、学习卫生、儿童个人卫生、预防传染病、在学校房舍内空气良好的情况等来考虑儿童的力量—这些就是在裴斯泰洛齐作品中阐述过的问题。

这一切都说明，学校卫生学的思想从18世纪后半期和19世纪初期开始逐渐受到重视，并被视作教导工作的必要部分。当时的先进人士已经认识到教师进行卫生教育的必要性，部分地区已把卫生学列入师范学校教学计划。

19世纪，受困于封建农奴制度、不平等制度及剥削枷锁的俄国，学校卫生问题成为当时一些著名的先进人士如别林斯基（1811—1848）、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杜勃罗留波夫（1836—1861）、皮沙列夫（1840—1868）等的宣传对象。别林斯基说：“智力的发展和知识的获得是跟健康的发展和身体的强壮相伴并进的。”他指出全面教育的必要性，他说：“要对儿童讲解关于整齐和外部清洁……”教养好的儿童是身体健康、柔软和敏捷的。别林斯基认为，儿童过度的和过早的发育是有害的，因为“它有害于健康—一切生活幸福中最宝贵的东西”。与此同时，他认为单一的身体发育而损害理性发育是不能容许的。别林斯基特别注意儿童和少年正确的生活制度、营养、睡眠和游戏。

车尔尼雪夫斯基谈论儿童体育问题时，强调人的体力和智力发展的相互依存性。他认为，身体操练和体力劳动相结合是特别重要的。他在萨拉托夫中学当教员时，很关心学生讲求卫生。

杜勃罗留波夫指出：“身体中的任何变化都会反映到他们的脑中。”因此他对增强成长着的身体的健康予以很大的注意，并指出了作为增强身体的方法的体操和体力劳动的作用。杜勃罗留波夫深刻地懂得健康的本质。他说：“所谓健康，不能仅仅理解为身体外表的良好状态，而应该理解为整个身体的自然的和谐的发展和它的所有机能的正常的发育成熟。”在身体的生命活动中，他认为大脑及其与其他器官及身体各系统的相互联系是特别重要的。

皮沙列夫也十分注意保护和增强新生一代健康的问题。根据皮沙列夫的意见，合理的营养、劳动教育、体操和教导工作的卫生对增强儿童的健康很有意义。皮沙列夫认为观察学生的健康情况特别有意义，并且尖刻地反对不卫生的学校作业条件。皮沙列夫是连续课堂作业的坚决反对者，因为这些作业使脊柱弯曲，易引起各种慢性病。皮沙列夫的功绩之一是在俄国社会中宣传了卫生学的思想和它的意义。他在1865年发表的文章《学校与生活》中说：“众所周知，优秀的现代医师……认为……聪明人的一切努力不是像修缮和填补破漏的船只那样来填补自己的身体，而是为自己建立合理的生活方式，在这种生活方式下，身体可以尽少地处于涣散的状态，因而，也就可以尽少地去修理它。卫生学，或者对保护健康所必需的条件的研究工作，目前在每个动脑筋和通情达理的人的眼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国家经济的各种各样的部门也愈来愈不可能完全忽视卫生学了。”

在俄国学校卫生学的发展上，著名的外科医师和教育家尼·伊·皮洛戈夫（1810—1881）起了巨大的作用。他兼具医师的学问和教育家的职务。皮洛戈夫早在19世纪50年代，当时是基辅和敖得萨学区的教育工作领导者，他就使教导工作体系纳入了学校卫生学的基础。他很有远见地证明，未来将属于预防医学。皮洛戈夫提出了要使教学和教育的方式严格按照个别对待的原则，并且要使它们跟儿童的心理和生理的本质相适应。他认为必须郑重地研究儿童和少年的生理和心理状态，并且为教师提出了要经常关心学生健康的要求。

在19世纪的前25年内，许多中学都有了医师。在皮洛戈夫领导下的中学更加强了医疗工作，皮洛戈夫认为，校医，特别是在寄宿学校里工作的医师，应该是医师兼教育者。他在自己的文章《论医师兼教育者》里说：“我想，在寄宿学校的教育职务里，没有任何人能有跟医师一样的权利……寄宿学校里的医师能够同时成为学生的道德方面的良好的监督者，又是高年级医学科学百科知识（实际上是卫生学）的教师，又是中学医务室的医师。”

伟大的俄国教育家康·德·乌申斯基（1824—1870）指出了生理学和卫生学在儿童教学和教育事业中的巨大意义。例如，他说：“我们相信，教育一旦完成，可以使人们的力量—体力、脑力和道德力—的限度扩展得更远。”

乌申斯基认为卫生因素对心理活动有特别的作用。乌申斯基关于这个问题曾说过如下一段话：“一个人越健康，他的身体和外部世界的关系越良好，生活机能的活动越快、越正常，那么，从这方面培养愉快情感也会越顺利……大家都知道，身体活动，特别在阳光照射下和新鲜空气中的活动能减少精神上的颓丧情绪。”

乌申斯基对体操评价很高。关于体操他这样说：“体操作为能合适地改变身体的各种随意活动的体系来说还只是一个开始，因此就很难看出它的可能性的限度。体操不仅对增强身体和促使某种器官的发展有影响，而且对预防疾病甚至对于治疗疾病也有影响。我们想，不久的将来，体操甚至也将成为严重的内科疾病的有力治疗手段。”乌申斯基不是医师，尽管如此，他在体操方面的话是有先见之明的。

根据以上简要的历史叙述我们可以看到，教育理论和实践的优秀代表人物曾提出并且曾企图解决（或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学校卫生学上的问题。

19世纪，在生理学、物理学、化学和微生物学发展的同时，普通卫生学和学校卫生学开始发展了。19世纪，学校卫生学获得了科学的基础，学校卫生问题的研究成为卫生学专家的工作。1813年出版了莫斯科“贵族寄宿学校”医师弗·德·卡拉多维奇的作品《论保护健康或卫生学简要规则》，1829年军事教育机关的主治医师耶·恩·斯美耳斯基的作品《青年营养学或儿童教育时期保护健康的科学》，以及1843年至1845年克·伊·格鲁姆-格尔日马洛的三卷集《教育和保护儿童健康指南》。发展学校卫生学特别巨大的功绩要属于俄国科学家、卫生学家兼儿科学家斯·弗·霍托维茨基（1794—1885），他是两本优秀作品《神学校国民医学指导》（1836）和《儿科学》（1847）的作者。在后一部作品中霍托维茨基说：“儿童身体的特点并不在于儿童器官的微小，而在于儿童器官的构造和机能的特点……儿童的组织的和机能的特点不是不变的，相反，在发展过程中的任何时刻都不会停留在同样的状态中。器官的构造和机能的量变和质变，从儿童出生到成年都在不断地进行着。”霍托维茨基是卓越的科学家，他非常重视儿童身体的发展和卫生的问题，并把它们跟儿童教育的实践紧密地联系起来。

俄国实验卫生学的奠基人是彼得堡军事医学科学院第一个卫生教研室（1872年）的教授阿·朴·杜布罗斯拉文（1842—1889）和莫斯科大学第一个卫生教研室（1882年）的教授弗·弗·艾里斯曼（1842—1915）。他们所奠定的卫生学的科学基础对后来学校卫生学这门科学思想的发展有很大贡献。

杜布罗斯拉文认为卫生学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在社会活动的不同条件下身体的永久性的生理平衡法则，研究保护和发展身体生产力的最合适的条件。杜布罗斯拉文不仅讲到人的体力活动的卫生，而且早在1871年就提出了必须从生理学和卫生学方面研究人的心理活动，并把这个问题跟教育学紧紧地联系了起来。此外，杜布罗斯拉文曾在儿童、少年以及寄宿学校学生的营养卫生方面进行了深刻的研究。

艾里斯曼十分清楚地确定了卫生科学的目的。他在学校卫生学方面的功绩特别巨大。早在他的作品《脑力和体力劳动的职业卫生学》（1877）中，艾里斯曼就十分注意儿童和少年的卫生问题，特别是他们的脑力工作的卫生问题。艾里斯曼出版了许多有关学校卫生学的作品，特别是他研究了课桌椅的设计，这种设计经过了某些改进，已被我们大部分学校所采用。他还研究了标准的教室的设计图样。

在19世纪70年代的俄国，医师兼卫生学家和教育家的协作加强。这种协作在教育杂志以及在专门的有关教学和教育问题的代表大会、会议和展览会里都可以找到。最可以说明问题的是，俄国有关学校卫生学的第一个科学中心是在教育科学研究机关，即军事学校教育博物馆里产生的。1875年在那里建立了学校卫生委员会，后来改组成为一个科。这个委员会自成立的一开始就有著名的卫生学家杜布罗斯拉文、艾里斯曼和列士葛伏特等人。已经很清楚，所有这些工作者都跟儿童、少年和青年的教学和教育实践有紧密的联系。重要的是，教育博物馆的这个学校卫生学科不仅研究学校建筑物和设备的卫生问题，并且研究教导工作的卫生，在这方面应该特别提到著名的学校卫生学家阿·斯·维廉尼乌斯的功绩。这个科管理了体育问题，第一次实验性地研究学生的疲劳也是在这个教育博物馆的学校卫生学科中进行的。

恩·朴·贡多宾（1860—1908）在俄国学校卫生学的发展事业中有巨大的功绩，他是军事医学科学院儿科学的教授，是著名的作品《儿童年龄特征》的作者，在这个作品中他收集了有关年龄形态学和生理学（学校卫生学的理论基础）的新的丰富的材料。

1905年在国民教育部设立了以卫生学教授格·符·赫洛品（1863—1929）为首的医疗卫生部门。在这个部门里成立了学校卫生学实验室，在实验室里进行了许多研究，其中也包括教科书卫生的研究。

学校卫生学在国际的和全俄的卫生和教育会议、代表大会和展览会中始终是一个独立的部门。

图4 喀山中学

图5 革命前的俄国的乡村学校

我们仅仅从学校卫生学史中援引了主要的、最重要的东西。

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前，学校卫生问题的探讨和科学研究的结果在学校实践中的运用是很有限的。学校卫生学的科学知识仅仅在有产阶级的子弟学习着的特权学校里，即在陆军学校、国立中学、“贵族女子学校”、商业学校等学校中才被采用；在普通文科中学和实科中学里用得少一些，而在劳动人民子弟学习的初等学校中几乎完全没有被采用（图5）。农村学校、地方学校，特别是教区学校，还有大部分的市立学校，都远不能符合学校卫生学提出的最低的要求。在这种条件下，先进的医师和教师想把卫生学推行到国民学校中去的良好意图是很难实现的，是很少有成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