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先生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的研究生，因为那时候我在苏联学习，错过了认识他的机会。“**”结束以后，第一次见到王先生是在中央教科所，他看起来就是一名学者，很有修养。有一次，我们一起住在北师大北面的远望楼酒店，那次是中央教科所学术委员会职称评选会议。我们都是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的成员，后来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学科评议组成员，经常在一起开会，还有其他学术性会议，我们的交往就多了起来。

王先生在德育方面造诣很深，他本人也是学者的楷模。“**”结束以后，教育领域的科研工作开始起步，教育学呈现百花齐放的局面。黄济先生专攻教育哲学，王策三先生搞教学论，我开始研究比较教育，王逢贤先生就专注于德育的研究，他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发展起来的。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研究生班是苏联专家来上课，我在苏联学习，我们学的内容都差不多，最根本的是我们都坚持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王先生是搞德育的，更坚持这一条。我想当时是受苏联教育的影响，但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吸收了很多西方的教育思想，融合了一些西方的东西。王先生在德育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在基础理论方面，包括什么是德育、德育的重要性、理论基础、德育的一些基本理念、德育的原则等。王先生跟鲁洁老师两人都是搞德育的，而且合作得很好，他们是我们新中国德育的重要奠基人。他们两人有深厚的友谊，他们的友谊值得我们学术界很好地学习。

王先生治学很严谨，重视研究生的培养。一直到去世以前不久他还在给研究生讲课，而且一讲就是好几个钟头。他注重讲课的质量，重视把自己的教育观点介绍给学生。他对学生严格要求。王先生也是能坐住冷板凳的人，他不为名、不为利，做了一辈子教授。

王先生很关心国家大事。每次我跟他通电话或者是去东北师范大学见面，他都会和我提及国家的发展、社会的发展问题，这也跟他的专业有关。搞德育的和搞学科的老师不太一样，搞学科的终日钻到一个学科的问题里面去研究，德育比较宏观。尽管培养一个人也是微观的，例如，培养学生的良好习惯、培养学生的思想品德等，但在王先生看来，德育是人的社会化的过程，德育是培养下一代民族精神的，民族精神是和民族国家连在一起的，所以王先生对社会的大环境、大事件都十分关心。国家的大事也好，世界的大事也好，他都会反映到头脑里，思考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如何判断是非，我们这个社会、这一代人怎么能够更好地发展下去。在王先生看来，一个人的成长除了思想品德的提高外，也要对国家、对民族有一种责任。所以，我觉得他是我们教师的楷模、学者的榜样。我们北师大的校训是“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他真的是做到了这一点。

他很深入地研究德育工作。任何一个国家都很重视年青一代的德育，德育是立国之本，我们国家历来很重视道德教育。党的十八大提到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人才人才，首先是人，然后才是才。一个人如果没有德，即使有才也不能做有益于人民的事情，所以德育在当今时代应该说是更重要了，王先生一直惦记着这个问题。

我和王先生都是中国教育学会的学术委员，我们经常一起参加中国教育学会的研讨会。其中，我印象最深的是在四川成都召开的一个中青年理论工作者研讨会。为了给中青年理论工作者以指导，这次会议邀请了十位年纪比较大的学者去参加。在会上王先生讲到德育工作，怎样弘扬中华民族美德，德育的自律和他律的关系，还讲到科学研究对实际工作的意义。会上王先生积极地发言和引导，他的语言是比较理性的。他很关心社会的各种现象，尤其是晚年，很关心国家的大事、国际上的大事。

不能说搞道德教育的人就是死板的。王先生性格很开朗，很有**，情感丰富。他认为，道德教育也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它不是说教，是让学生真正地体会到人格的重要性、思想品德的重要性。我们虽然不是一个研究领域的，但是我们交往很多。我到长春去，总要去看他，他也总是来宾馆里看我，没有落过一次；他到北京来，我也一定要去看他。虽然我们的研究方向不尽相同，但是都是在教育学一级学科内，所以我们有很多共同的语言。我们对教育人，对培养人才，有共同的观点，共同的语言，所以我们能谈得下去。王先生可能比我大一岁，差不多是同龄人，我总是把他看作我的学长，我觉得他严谨治学，我应该向他学习。

王先生对中国德育学科建设做了很大的贡献，虽然他去世了，但他的工作需要年青一代继续搞下去。希望年青一代的学者向王先生学习，同时把他的研究工作继续下去，为我国教育事业做出贡献。

2014年7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