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张承先同志

承先同志离开我们走了，走得好像很安详。他有病住院已经六年。每逢过年过节我们都去看望他。去年春节前去看望他，他神志还很清醒，知道我们去了很高兴，唱《东方红》给我们听。今年春节前我们本来早想去看他，因为我临时有事，晚了一天。当我们去的时候他已经走了，就在我们到之前半小时走的。我们感到十分遗憾。96岁已是高龄了，但我们总感觉失去了一位长者，很悲痛，这是教育界的一大损失。特别不容易的是他的夫人朱慧同志今年已有92岁高龄，但在医院一直陪着承先同志，真是了不起的女性。

承先同志是我国当代老一辈教育家，长期在教育战线上工作。从教育部领导退居二线后，又在全国人大担任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任中国教育学会会长。我就是在他担任会长以后才认识他的。我曾担任中国教育学会第一届常务理事，1983年第二届理事会由我校副校长王于畊担任常务理事和副会长，我担任学术委员会委员，于是就有机会和承先同志一起开会，听到他对教育工作的意见和亲切的教导。他从事革命工作几十年，为我国革命和建设做了很多贡献，我只能用从认识他以后，在中国教育学会工作中亲身感受到的几件事来纪念他。

承先同志十分关心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把学会的学术活动与我国教育实际结合在一起，紧跟时代脉搏，提出了许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要思路和见解。1983年国庆节前夕，邓小平同志为北京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承先同志带领学会学习和讨论这个重要指示，认为这个题词不仅是对景山学校的，而且为我国的教育改革和发展指明了方向，有着重要的意义。

1990年，承先同志多次组织专家学者讨论我国新时期教育方针的表述，讨论我国实行普及义务教育等问题。我就参加过好几次这样的会议。他担任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期间，主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的制定。他特别关心教育经费的投入问题，认为有了经费的保障，教育才能发展。为此，他一直为增加教育经费的投入而呼吁。

承先同志非常重视基层工作，重视基层创造的经验，他经常到各地去考察教育。邓小平“三个面向”题词发表后，他深入上海调研；为了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他走遍了东西部地区，特别是到西部贫困地区调研。他在凉山彝族自治州召开座谈会，下到基层去看学校，听取意见。他在调研的基础上提出，贫困地区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发展教育事业，必须与当地“脱贫致富”结合起来。为了克服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弊端，推广素质教育，1989年承先同志与时任国家教委副主任的王明达组织了一个克服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对策小组，多次邀请我参加会议。1984年他建立了山东烟台教改实验区。1997年9月在烟台召开了全国中小学素质教育经验交流会，82岁高龄的他在会上作了烟台实验区的工作报告，在全国产生很大的影响。我在接任中国教育学会会长工作以后，建立教改实验区，就是继承他的思想和工作。

承先同志十分重视青年学者的培养。中国教育学会各种学术会议的讲台往往被知名的学者所占据，青年学者很难有机会发表自己的学术见解，他们迫切要求成立一个组织，有自己的讲台。但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形势下，有的领导不放心。承先同志却很开明，有远见，认为青年是我们的未来，教育科学的繁荣要靠他们，因此派我联系中青年理论工作者。我每年主持一次中青年教育理论研讨会，团结了全国一大批中青年理论工作者。1993年，中国教育学会批准成立了中青年教育理论工作者专业委员会。承先同志交给我的任务总算圆满完成了。这批中青年教育理论工作者现在都成了科研机构和师范大学的骨干，担任着院长、校长等职务，为繁荣我国教育科学做出了贡献。

承先同志作风民主，平易近人。他是教育界的领导，但他从不盛气凌人，总是虚心倾听不同的意见。在讨论新时期教育方针表述时，有的同志对“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提出质疑。承先同志虽然有不同的意见，但不是简单地否定别人的意见，更不是批判，而是指示在《中国教育学刊》上发表文章，引导大家讨论。

我和承先同志的较多接触是从编写《教育大辞典》开始的。1984年一次开会期间，时任承先同志秘书的郭永福对我说，承先同志想为教师编一部教育辞典，希望我能参加，我当时就答应了。1985年11月5日至9日，中国教育学会在武汉召开第二次学术年会，承先会长和吕型伟副会长找我，要我担任《教育大辞典》的主编。当时我很惊讶，原以为是做承先同志的助手，帮助他编纂这部大辞典，不料要我来担任主编。我觉得自己不能胜任，建议还是由承先同志任主编，或者由刘佛年副会长担任，我来协助。那天刘佛年教授也参加了，他们一致要我来承担这项工作，我再三推辞。但是他们情真意切，说他们都年事已高，这项工程浩大，需要年轻一些的同志来主持。当时我正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他们认为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条件。会议一直开到凌晨一点多钟，我觉得不能再推卸了，只好答应下来。谁知道这项工程一干就是12年，直到1998年才完成。

承先同志担任了《教育大辞典》的领导小组组长，他为大辞典制定了编纂方针。他提出，大辞典要做到大、齐、新，要把古今中外熔于一炉，更要反映教育科学发展的最高水平，同时要结合我国教育实际，反映我国教育经验。在他的指导下，《教育大辞典》分卷本10册于1992年完成。按照辞典的要求，我们需要把分卷本合起来。承先同志提出，合卷本不能简单地把条目合起来，应该“高质量、再创造”。在他的指导下，我们制定了“修、并、增、删”的方案，又经过6年的时间，才完成了《教育大辞典》（增订合编本）编纂出版工作。

2000年中国教育学会换届，早在两年以前，承先同志就希望我接替他的会长工作，我一直没有答应。我列举了三条理由：第一，我没有前两届董纯才、张承先会长的威望；第二，我在学术上缺乏成就，在同辈学者中，有许多学者比我有成就，我担任会长有失学术界的期望；第三，我没有在教育部担任过任何职务，与部里领导很少接触，中国教育学会是教育部直接领导的群众学术团体，我担任会长，不容易更好地依靠部领导的领导和帮助。承先同志开始也觉得我说得有道理，因此决定再物色其他人选。谁知两年以后承先同志又找我，一定要我担任，并且说，与部领导的联系不会有问题，陈至立部长已经表示了，有事可以直接找她！承先同志一再表示，他年事已高，不能再干了，教育我：“思想不通，组织也得服从。”我看他真有点急了，只好答应下来。本来想干一届就下来，谁知一干至今已10年。我也遇到承先同志当年的情况了。时光易逝，真令人感叹不已！

从以前我与承先同志的接触中可以看到，我是在承先同志一手教育和提携中成长起来的。中国教育学会从成立开始就是我成长的家园，承先同志是这个家园的长者、家长。我国许多基础教育战线的教师都曾经在这个家园中、在他的呵护下成长。今天我们的长者和导师走了，我们为失去一位好老师而悲痛，为教育界失去一位领导而哀悼。

[1] 原载《中国教育学刊》，201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