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伯苓思想” 发扬“南开精神”[1]

伯苓先生是南开学校的创办人之一，也是南开大学的第一位校长。他一生“奋志以教育救国，殚尽精力而不渝”。他在从教办学的五十年里，不畏艰辛，创办南开，作育人才，“知交遍海内，桃李满门墙”，其斐然之业绩，不朽之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后人缅怀和抚忆。

伯苓先生是一位教育活动家，也是一位教育思想家。长期的教育实践使他对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有着深刻的领悟和独到的见解。从他一贯倡导的教育主张和推行的教育方针中，我们不难发现，其中许多观点十分精辟，迄今仍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些是他留给我们后人的一笔珍贵的教育遗产和精神财富。

伯苓先生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精神的精华，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立志爱国育人，倡导民族化教育。

伯苓先生是一位爱国者，他早年投身北洋水师学堂，试图以武救国，甲午一役，深受震痛。又因目睹“国帜三易”之奇耻大辱，从此立志弃武从文，创办教育，育人救国。南开人最清楚，伯苓先生之所以创办南开，在于他“痛矫时弊，育才救国”。他曾说：“我之教育目的在以教育之力量使我中国现代化，俾我中华民族能在世界上得到适当的地位，不致受淘汰。”他还说，南开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造出一班有组织能力的人以发达中国的实业，而谋国家的富强”。这些坦诚肺腑之言足见伯苓先生的赤热之心。

伯苓先生的爱国育人精神，具体体现在他任南开大学校长期间所推行的“土货化”的教育方针之中。伯苓先生认为，中国的大学制度不能盲目仿效外国成规，中国大学的学科不能照搬西方模式，而应具有自己“土货化”即民族化的东西。他指出，南开要坚持“以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为学术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的”，推行“土货化”政策，使之更好地“服务中国”。伯苓先生在当时能提出这样的办学思想是难能可贵的。这种思想的提出，不仅体现了伯苓先生强烈的爱国精神，而且也唤起了许多人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自豪感。因此，这种思想在今天仍然应该大力提倡。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高等教育国际化趋势日益明显，形成了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这使一些人误以为强调民族化已经过时了。他们对民族化的东西失去了信心，崇洋媚外，盲目照搬，放弃传统，这是很可悲的。事实上，讲究国际化并不是不讲民族化、土货化，国际化与民族化并不是完全对立不能统一的。国际化应该以民族化为前提，在民族化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教育忽视本国实际，置本国传统而不顾的话，那么它就会失去赖以生长的土壤，就会缺少蓬勃的生机，最终会被世界所抛弃。从这个意义上讲，一种文化、一种教育越具有民族特色，就越有国际意义。

第二，不断开拓进取，始创“南开精神”。

伯苓先生是一位有理想、有抱负的教育家。他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办好南开，使之成为一流学府。他坚持认为，一所大学要不断形成自己的风格和特点，要办出特色。他曾指出：“个人应具有固有之人格，学校亦当有独立之校风。”在南开始创期，伯苓先生就为矫五病（愚、弱、贫、散、私）、树新风，为南开制定了“重视体育、提倡科学、团体组织、道德训练、培养救国力量”五项原则。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变化，伯苓先生又提出“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口号，并将此作为校训，加以宣传和推广。他所说的“允公允能”用我们今人的眼光看，就是要培养大公无私、品德高尚、有知识、有能力的新人；他所说的“日新月异”就是要求学生天天成长，天天变化，不仅能接受新事物，而且能创造新事物。后来有人将此称为“南开精神”。正是这种“南开精神”使南开人紧紧地团结在一起，齐心合作，奋发向上，把南开大学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发展起来，使它成为世界闻名、我国一流的高等学府。今天，南开大学在我国大学中已名列前茅，在教学、科研与管理等方面都具有自己独到之处，形成传统和特色。

第三，坚持民主作风，树立宗师风范。

伯苓先生是一位具有现代意识的教育家，也是一位品德高尚的人。虽然南开大学是他一手建立起来的，但是他从来不把南开视为己有。他常说：“学校不是校长的学校，是大家的学校。”他还特别强调：“私立学校不是私有学校。”这些话语是伯苓先生学校管理思想和高尚品格的高度概括和真实写照。在南开，作为一校之长，伯苓先生始终坚持民主治校的作风，不搞家长制、一言堂。他提出“校务公开、责任分担、师生合作”“开诚布公”“师生参政”等一系列学校管理的原则和要求，并且认真执行和实践。伯苓先生的开明民主风范，使整个南开大学领导与教师、教师与教师、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十分融洽，有些师生情谊笃深胜过父子。正是在这样一个良好的人际关系中，南开大学的一系列办学方针都得到了很好的执行和落实。

伯苓先生的民主工作作风还表现在他对师生的关心之中。作为校长，伯苓先生经常深入师生之中，问寒问暖，了解他们的疾苦，帮助他们解决生活困难，从而赢得了师生的爱戴，树立了自己的领导威望。今天的学校领导有必要认真学习伯苓先生的这种民主作风。

第四，重视师范教育，注意师资培养。

除了上述三点之外，我作为师范大学的教师，特别要提到伯苓先生对师范教育的重视。他在创办南开中学时，深感师资培育之重要。他认为，师范教育是一切教育的基础，只有师范教育发展了，中小学教育才能发展。为此，他曾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专门考察师范教育。回国以后，他便着手创办师范科，招收学生10人，并且将其中的优秀生4人送到日本留学。伯苓先生所办的师范科，应该是我国最早的师范学校之一。尽管后来师范班没有继续办下去，但它为我国师范教育的发展提供了经验。明年是我国师范教育建立一百周年。我们重提伯苓先生对我国师范教育所做的贡献，就是希望人们提高对师范教育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呼吁全社会都来重视师范教育和关心师范教育。

张伯苓先生的教育思想十分丰富。上述几点反映了伯苓先生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不断开拓进取的“南开精神”和务实开明的“伯苓精神”。这三种精神是“国格、校格、人格”在伯苓先生身上的高度统一和完美结合。今天，当我们的教育亟待发展之际，当我们的大学迫切需要保持传统、走向世界、创造一流之时，我们的确需要好好地学习伯苓先生的教育思想，学习他的精神和作风。

我愿“南开精神”“伯苓精神”永放光辉！

[1] 原载《教育改革》，199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