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卷本《外国教育通史》评介

经过全国外国教育史界近8年的共同努力，滕大春先生主编的六卷本《外国教育通史》（以下简称《通史》）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全部出版了。它标志着我国教育研究工作者对外国教育史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986年，滕大春教授在山东教育出版社的支持下，联系北京、上海、武汉、河北、安徽、山东、辽宁、吉林、广东等省市的几乎所有外国教育史专业博士点和硕士点的教授或副教授，组成了代表当时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最高水平的写作队伍。他们经过几年努力，完成了这部巨著。《通史》集我国几十年外国教育史研究成果之大成，并大量吸收了国外近年的研究成果，成为我国外国教育史科学研究中第一部可与外国同类著作相媲美的鸿篇巨制。它已被国家教委列为我国高等学校教育专业的教学用书，将在我国的高等教育中发挥重要作用。

与在此之前出版的同类著作相比，《通史》在许多重要方面都有了突破，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第一，《通史》以六卷200万字左右的宏大规模，论述了从原始社会到现今人类教育发展的全过程，涉及了除我国以外的世界各主要地区的众多国家，为读者展示了一幅丰富多彩的历史长卷。特别是对过去的外国教育史著作中没有涉及，或涉及了而语焉不详、失之肤浅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等，都做出了论述。在重要的教育改革实验和教育思潮方面也做了许多补充论述。《通史》以其宏大的篇幅跨东西、兼古今地容纳丰富多彩的外国教育发展史内容，是十分必要的，舍此不能反映中国以外各主要地区教育发展之全貌。

第二，历来西方的教育史著作片面强调西方中心并以基督教文化为主线，是对世界教育史的一种片面认识。《通史》以相当多的篇幅更为深入地研究了古代东方以及近代以来欧美以外主要国家的教育。例如，对拜占庭、阿拉伯国家的教育，对印度、埃及、朝鲜、韩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澳大利亚及新西兰等亚非澳各洲主要国家的教育及它们的教育家，对佛教和伊斯兰教这两大世界主要宗教思想影响下的教育，都做了进一步的研究，从而打破了外国教育史著作中以欧美为起源为中心的旧框架。《通史》充分利用最新的考古资料，证明了欧美以外的东方教育是更为古老而具有丰富内容的教育。这一点即使在世界范围内也具有重要意义。与此同时，《通史》还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阐明东西方文化教育的相互交流和影响的事实以及先后时期之间的继承与变革关系，从而清楚且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外国教育历史发展的脉络和层次。

第三，在教育发展的历史中，教育制度与教育思想总是有着紧密的联系的。《通史》虽然将重要教育家列单章论述，但这些章次分别紧邻于有关国家教育制度的章节前后，并将其他教育家包含于国家教育制度中加以论述。这种做法避免了过去在苏联有关著作影响下形成的理论的论述与制度的论述相分离的现象，构建了教育通史著作写作结构的新模式，从而能更好地反映出教育家的思想与他所处国家和环境的关系，以及与当时教育实践之间的关系。这样就为更深入、更易为读者理解地阐述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四，科学的方法论是分析和研究历史问题的生命线。单一的阶级分析法和贴标签式的下结论方式，虽然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受到人们的批评（例如，曹孚先生的《教育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但在极左路线占统治地位的年代，真正做到多角度全方位地考察世界教育历史中的问题是不堪设想的事。《通史》有幸正逢思想解放的改革年代，客观地分析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已成为可能，所以，综合地、客观地阐述了影响教育思想和历史事件的多方面的因素。例如，对美国的杜威、贺拉斯·曼，俄国的乌申斯基等教育家的分析，不仅注意了他们所处的社会政治背景，而且也着重地注意到彼时彼地的文化环境（如民族传统、思想潮流、宗教影响等），甚至还涉及教育家青少年时期的家庭状况、个性特点等，把教育家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展示在读者面前。读者由此可以更为全面地理解他的教育思想的来龙去脉。对于某种教育制度的形成，也尽可能多方面地进行了分析。

第五，外国教育史作为教育方面的一门基本理论学科，与实用性或技术性的学科有很大的不同。它不可能为现实中的具体教育工作提供现成的实施方案，它的研究成果也不可能立竿见影地产生某种经济效益。然而教育史除了阐明史实和历史规律外，更能培养人们远大的教育眼光和较为深刻地领悟的能力；教育历史中的许多重要理论，至今仍然影响着人们的教育指导思想，许多教育管理措施也仍然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鉴于外国教育史学科的研究成果对于现实生活的隐蔽而迂回的巨大作用，《通史》特别重视总结各时期教育发展的规律和相互联系，也着意阐明重要教育家的思想对后世的广泛影响，把人类教育的过去、现在、未来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在结构上，《通史》也把与当今联系更为密切的近现代教育放在重要地位，给予了比古代教育更多的篇幅。《通史》后四卷的“各卷引言”以及全书的“结语”高度概括地论述了从古至今数千年来重要教育史实间的相互关系和教育发展的规律及趋势，向读者展示了中国和世界教育发展的光明前景。

作为我国第一部大型的外国教育通史著作，《通史》在许多方面没有前车可鉴；且作者多达数十人，从第一卷到第六卷的出版过程，历经数载，因此前后有不一致的地方。例如，《通史》第一、二卷未设“本卷引言”以及独有第二卷设“本卷结语”等，都与后四卷不相统一；少数外国人名的中文译名也有前后不一致之处。同时，由于篇幅所限，一些有重要教育影响的人物如法国的拉夏洛泰等未能涉及；某些资料的取舍也有值得进一步斟酌的必要。

虽然《通史》还不完善，但它集中和总结了过去外国教育史研究成果，实为一部难得的高水平学术著作；它为今后的外国教育史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 原载《中国图书评论》，1995年第6期。